《群書治要》重回中土，太宗恩德傳千古
原標題：《群書治要》重回中土，太宗恩德傳千古
唐太宗登基之初有感於自己「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便命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大臣從《六經》、《四史》、諸子百家、前賢政論中取材，以「務乎政術，存乎勸戒」為宗旨，「採摭群書，翦截淫放」集成《群書治要》。然而這本書卻因雕版印刷術尚未發明而未普及，加之唐末戰亂致使此書失傳，幸得由日本遣唐使抄錄帶去日本，經過多代人共同努力，終於使這本書重現中土。一窺此書，便知貞觀之治良有以也，民到於今受太宗與貞觀諸賢臣之賜。
《群書治要》是唐貞觀初年，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受命於唐太宗李世民，以輯錄前人著述作諫書的一部匡政著作。
《群書治要》一書，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擷取經、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彙編成書。「上始五帝，下迄晉年」，以「務乎政術，存乎勸戒」為宗旨，從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採摭群書，剪截淫放」，博採典籍六十五種，共五十餘萬言，歷經數年，於貞觀五年（631年）編輯成書。目的在於尋求治國理政的要領，因此用《治要》作為書名。
亡佚千年重現中土
因為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達，加之唐末戰亂，致使此書至宋初已失傳。非常幸運的是，此書經由日本遣唐使帶到了日本，從此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為圭臬，成為學習研討中華文化的一部重要經典。根據日本人細井德民為《群書治要》寫的「考例」中談到，「慎重考察我國（指日本）歷史，承和、貞觀年間（『貞觀』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號，相當唐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御前屢次講解此書，距離現在幾乎有一千年了，而（中國）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學者，沒有一個提到的，可見此書（在中國）已經散失很久了。」
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贈諸藩主和各位親臣。這就是今天流傳於世的天明本《群書治要》。寬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張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長崎海關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轉達中華。近藤氏以一部存長崎聖堂，一部贈諏仿社，三部贈唐商館，由中國商人攜回，《群書治要》重回東土。
嘉慶七年，鮑廷博輯《知不足齋叢書》，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書治要》。其後，《群書治要》入阮元輯《宛委別藏》。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曾將《群書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書治要》得以傳世。
書成的由來
群書治要 日本鎌倉時代（1185年—1333年）寫本，日本宮內廳藏
魏徵是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因直言進諫，輔佐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大業，而青史留名。魏徵在《群書治要》序言中，闡述了《群書治要》書成的由來。
魏徵在序言中寫道，「聖上您生來富有才智，有著生而知之的聖明智慧，本性和天道相通，行為和神明接近。用自己含而不露的美德潛移默化的改善了社會風俗，教化出了前代國君沒有教化出的良好社會風氣；剋制自己，利益他人，完成了歷代帝王所不能完成的偉業。北方異族的地域都歸入了大唐的版圖，遠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學習穿戴我朝的服飾。天下和平安寧，人民生活美滿。然而我皇並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態度謙恭溫和，處處以堯舜為榜樣，言行有依有據，完全考察古聖先王的常道而行事，不只在平靜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顏，更要從古聖先賢的教誨中得到治國的大道。」（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睿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玄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己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翰海龍庭之野，並為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平，外內褆福，猶且為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
「皇上認為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內容繁多，百家的學術非常駁雜，想深入研究和完全掌握這些典籍，以此窮究天地萬物之理，就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閱讀，泛泛的瀏覽，雖然很廣博，但卻不得要領。因此，就下詔讓臣等採集摘錄各種書籍，刪除削減淫濫迂腐的內容，使古聖先王的傳世典籍得以彰明顯揚，發揚光大。」（以為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泛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群書，翦截淫放，光昭訓典。）
「聖上的目的是為了得到治國理政的方略。我們從群書中選取重要的文段，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張。我們力求摘取書中的精華內容和深刻思想，學習聖賢宏大深遠的志向，力求全面搜集古人治國的綱領，而不是局限於某一個方面。」（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敘大略，咸發神衷；雅緻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
《群書治要》從六經開始至諸子百家的著作，時間跨度上自五帝，下至晉朝，全書原本編為五冊，共計五十卷。
《群書治要》內容
《群書治要》蘊含大量名句、格言、警句。唐代道家修鍊得以廣泛弘揚，求道訪道者非常之多。太宗扶持正教，不計教派。歸正儒學，遵崇道家。這在《群書治要》的摘選內容上可以體現出來。
《群書治要》全部五十卷目錄如下：
卷一《周易》；卷二《尚書》；卷三《毛詩》；
卷四《春秋左氏傳》（上）[缺][後補]；卷五《春秋左氏傳》（中）；
卷六《春秋左氏傳》（下）；卷七《禮記》；
卷八《周禮》《周書》《國語》《韓詩外傳》；卷九《孝經》《論語》；
卷十《孔子家語》；卷十一《史記》（上）；
卷十二《史記》（下）《吳越春秋》；卷十三《漢書》（一）[缺][後補]；
卷十四《漢書》（二）；卷十五《漢書》（三）；卷十六《漢書》（四）；
卷十七《漢書》（五）；卷十八《漢書》（六）；卷十九《漢書》（七）；
卷二十《漢書》（八）[缺][後補]；卷二十一《後漢書》（一）；
卷二十二《後漢書》（二）；卷二十三《後漢書》（三）；
卷二十四《後漢書》（四）；卷二十五《魏志》（上）；
卷二十六《魏志》（下）；卷二十七《蜀志》《吳志》（上）；
卷二十八《吳志》（下）；卷二十九《晉書》（上）；
卷三十《晉書》（下）；卷三十一《六韜》《陰謀》《鬻子》；
卷三十二《管子》；卷三十三《晏子》《司馬法》《孫子兵法》；
卷三十四《老子》《鶡冠子》《列子》《墨子》；卷三十五《文子》《曾子》；
卷三十六《吳子》《商君子》《屍子》《申子》；
卷三十七《孟子》《慎子》《尹文子》《莊子》《尉繚子》；卷三十八《孫卿子》；
卷三十九《呂氏春秋》；卷四十《韓子》《三略》《新語》《賈子》；
卷四十一《淮南子》；卷四十二《鹽鐵論》《新序》；
卷四十三《說苑》；卷四十四《桓子新論》《潛夫論》；
卷四十五《崔寔政論》《昌言》；卷四十六《申鑒》《中論》《典論》；
卷四十七《劉廙政論》《蔣子萬機論》《政要論》；卷四十八《體論》《時務論》《典語》；
卷四十九《傅子》；卷五十《袁子正書》《抱朴子》
名傳海外影響深遠
《群書治要》傳入日本，得到日本皇室的重視。根據日本島田翰著的《古文舊書考》稱：「《續日本後記》載：『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開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涼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稱廣公讀《群書治要》。』」日本《三代實錄》云：「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四月，天皇讀《群書治要》。」由此可知，《群書治要》在唐文宗時已傳入日本。至唐僖宗時，日本清和天皇任然「與大臣共研讀之」。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號）四年（公元1305年），《群書治要》「以右大辦（日本官名）三位經雄卿本書寫點校畢」。
日本人林信敬在《群書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里寫道，「承和、貞觀年間（約公元834-876年），社會呈現出安定繁榮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藉助這本書的力量所成就的。因此大凡領導人民、侍奉國君的人是不能夠忽略這本書的。」林信敬還提到，「《群書治要》首先讓我們明白了治國的大道，而後才能夠明白政治上的舉措；先讓我們明白設立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然後才能明白學習的方向和歸宿。從深奧的訓誥、典謨到雄辯博大的史書、諸子百家著作中，把關於治理國家、勸誡君臣百姓的內容都一一選出，而沒有遺漏。」
（五）鑒覽前古貽厥孫謀
魏徵認為《群書治要》不同於以往的《皇覽》諸書，它彙集了全書精華的片段，並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書的體例，以便見本知末，明白事理的起源和結果。並且像丟棄春天花朵只採摘秋天的果實一樣，刪除無關緊要的內容，輯錄下經世治國的道理。一書之中，選錄的內容，結構完整；一件事情，錄選的內容，全面完整。
魏徵對《群書治要》有一段意味深長的總結，「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弘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大意是，用在當今，可以用它作為學習古人經驗處理現今事情的一面鏡子；流傳將來，可以提供給子孫後代作為吸取經驗教訓的寶典。把其中的內容加以引申，可以解決各個方面的問題。本著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的原則，希望發揚光大自古以來的優良傳統美德，簡便而且容易照做。借鑒古聖先王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可以不用急促就能夠自然快速取得治國的成效，從而奠定王朝的基業，開創以道德仁義治國的大道，建立可以持久和廣大的功業，如同天地一樣恆久的守持正道而為人們觀仰，讓日用日新的美德，如同一面金鏡，高高懸掛，光照後世。
唐太宗贊《群書治要》
唐太宗在讀《群書治要》後，在《答魏徵上<群書治要>手詔》中寫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繕寫《群書治要》十餘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
貞觀九年，唐太宗再次總結閱讀《群書治要》的感受說，「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
中華傳統文化能夠千古承傳而不中斷，而且不斷豐富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先人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典籍，數量之多舉世罕有。這些典籍，讓中原的後世子孫蒙受福蔭，也傳向世界，恩澤各方。經過千餘年的歲月滄桑，《群書治要》歷經坎坷，終於這部千年古籍、盛世寶典重現東土，讓後世的中土眾生再次蒙受太宗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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