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黃金時代
兩宋是中國歷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轉型時期，讀書普及率獲得空前提高。雕版印刷術自唐五代形成、推廣，至北宋前期已具有相當大規模。完成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的《開寶藏》所雕大藏經5048卷，13萬餘版，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大藏經，也是宋代官府首次大規模的刻書活動。宋初國子監所藏的經史義疏印版只有「四千」，至宋真宗景德二年時已達「十萬」。宋神宗廢除對民間刻書的禁令以後，各種普及性書籍開始大量印行，印刷改變了千百年來讀書人依靠手寫本的歷史，標誌著印本書時代的到來，一般民眾也能購置書籍，從而為提高社會讀書普及率、發展教育提供了物質前提。
兩宋統治者重視學校教育。北宋仁宗、神宗、徽宗曾三次在地方大辦教育，北宋末期全國已經普及了縣學和公立小學。南宋在北宋大力發展學校教育的基礎上，各地書院又如雨後春筍般崛起。教育事業的發展，大大拓展了社會受教育面。讀書在宋代蔚然成風，「嗜書如怡」、「嗜書成癖」，以至於南宋「都城內外，自有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餘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
宋朝有鑒於唐末五代武人干政的教訓，大力實行佑文政策，科舉制度極大催生了社會讀書熱情，使得「學而優則仕」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書中自有黃金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一時成為當時社會風尚的寫照，讀書的功利性可見一斑。
讀書普及率的提高和受教育面的擴大又促進雕版印刷業的發展，「鋟版成市，版本布滿於天下」，家藏十萬卷書者，已大有人在，「讀書者事半而功倍」，「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從而成就了一大批身兼史學家、經學家、文學家、科學家、政治家的複合型人才，如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沈括、蘇軾、朱熹等。這就大大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擴大了社會對文學藝術的需求，有力地促進了學術和藝術的創作。話本、雜劇等市井通俗文藝作品能夠在宋代不斷湧現和廣泛流傳，就因為社會上存在大量的民間讀書人。
讀書普及率的提高和教育規模的擴大，不但推動了宋代文化沿著平民化、大眾化的道路前進，也促使宋代文化朝思辨水平更高的方向發展。一大批先進士大夫，把閱讀作為追求人生快樂、生活精彩、精神充實、品格高尚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注重考取功名的同時，宋朝讀書人在兩個方面提高了讀書的境界，即「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
讀書「將以致用」就是把書本知識轉化成改造社會的力量，「以禮化民，推誠致道，必因讀書，方致淳和」，「語學而及政，論政而及禮樂兵刑之學」，范仲淹、王安石在北宋中期先後領導的「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就是先進士大夫們企圖用儒家的「內聖外王」政治思想重建社會秩序的有益實踐。
讀書境界的提高又表現在「讀書將以窮理」，「窮理」就是追求真理，敢於創新、敢於懷疑。王安石說「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張載說所以觀書者，「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朱熹亦強調「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宋儒以義理之學對漢唐章句之學的革新始自宋仁宗慶曆前後的疑古思潮，對儒家經典，從「疏不破注」，到「舍傳求經」，再到「疑經改經」，確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這一運動，造成了兩漢以來中國學術史中罕見的活躍氣氛，開創了中國哲學最大的學派。以王安石「荊公新學」和「程朱理學」為主體的「宋學」，是宋朝讀書人留給中華文明最為豐厚的文化思想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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