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2018年能否扭轉潮流？

2018年6月5日，世界銀行發布2018年《全球經濟展望：扭轉潮流？》。報告指出，儘管全球經濟增速有所減緩，但增長勢頭依然強勁，預計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達到3.1%。隨著全球經濟走出衰退，貿易與投資趨向溫和以及融資條件收緊，預計2020年前全球經濟增長率將減緩至2.9％。2018年，半數以上國家的長期增長預期被上調，這是2010年以來的最大增長預期。近期，全球同步增長點燃了人們的希望，即如果投資、生產力和就業持續改善，損害潛在增長的滯後效應可能被扭轉。

原文 ：《2018年全球經濟是否將扭轉潮流》

劉麗坤/編譯

圖片 |網路

世界主要經濟體發展好中向緩

在發達經濟體中，儘管出現疲軟跡象，但增長仍然高於潛力。在美國，財政刺激措施將推升短期的經濟活動。隨著經濟復甦逐漸成熟，貨幣政策調節將會減少，預計經濟增長將放緩。消費者信心依然很高，新的就業機會正在穩步增長。總體而言，預計2018年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率將為2.2％。

得益於國內需求和投資的增長，美國2017年的增長率達到2.3％。由於金融危機前產能利用率和就業率已經趨向頂峰，美國經濟可能已接近其生產潛力。工資增長略有回升，但小於以往增幅。加上去年制定的「減稅和就業法」，額外的自主性支出導致了順周期的財政態勢，預計將在2018-2020年耗費GDP的5％。總體而言，雖然財政刺激使美國的經濟增長預期上調了一個百分點，但預計在未來十年內會將預算赤字推升至GDP的5％左右。最近的貿易政策變化預計不會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實質性影響，預計到2018年增長率將達到2.7％，並在2019年下降到2.5％。隨著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影響的消退，預計經濟增長將於2020年放緩至2％。

2017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為2.4％，是金融危機以來增幅最快的一次，反映了強勁的消費、投資和出口，但2018年以來發布的數據表明，歐元區的經濟增長正在減速。在持續的貨幣政策刺激下，2018年經濟增長預計為2.1％。隨著經濟走出衰退、油價上漲對消費造成壓力和貨幣供應量減少，預計2019年增長率將下降至1.7％，2020年為1.5％。由於油價上漲侵蝕了實際收入、就業增長放緩以及財政整頓開始拖累經濟增長等，預計日本2018年的經濟將減速至1％，2019年降至0.8％，並將在2020年進一步降至0.5％。

2017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9％，並在2018年保持了穩定。隨著出口增長的放緩以及去槓桿的持續推進，預計2018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下降至6.5％，並進一步放緩至6.3％。由於中國政府繼續審慎監管，並逐漸取消支持性財政立場，預計政策調控將進一步減弱。下行風險主要包括金融部門的脆弱性、主要貿易夥伴提升保護主義所導致的貿易緊張局勢。

全球經濟增長突然放緩的可能性已經變大,如果一個或幾個下行風險發生的話，這一可能性會進一步上升。鑒於政策緩衝區所剩無幾以及潛在增長放緩的前景，許多國家並沒有做好準備以應對這一可能性。在這種背景下，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都面臨著嚴峻的政策挑戰。發達經濟體面臨的直接政策挑戰是校準其財政、貨幣和貿易政策立場，以促進經濟復甦，並避免財政調整的混亂。從長遠來看，他們需要實施能夠提高生產率、勞動參與率和財政可持續性的結構性改革來應對潛在增長的放緩和人口壓力。

中國的政策將是管控向平衡且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的轉型。這將需要繼續實施改革，以減少金融脆弱性，促進市場競爭和私營部門發展，將資本和勞動力重新分配給更多的生產性企業和部門，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促進創新。這還需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來支持家庭消費，包括進一步改革財政體制以使其更加進步，並重新平衡政府間收入和支出的分配。公共支出從投資重新分配到教育，健康、養老金將增加總消費和增加人力資本。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農村土地流轉將有助於減少收入不平等。鼓勵市場機制促進綠色增長以及更高效、可持續地利用自然資源將會增強環境的可持續性。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前景謹慎樂觀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在2017年提升至4.3％，並且在2018年基本保持穩定。這反映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周期性復甦以及大宗商品進口國的強勁增長，大宗商品出口國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整體的貢獻正在上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最近的經濟活動數據和情緒指標包括信心指數、工業生產和採購經理指數一直保持穩定，但最近經歷了金融市場壓力的一些大型經濟體的信心指數已經惡化。

近期，美國經濟刺激措施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正溢出效應被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速度的加快所抵消，導致借貸成本上升和資本流動減緩。預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率將從2017年的4.3％攀升至2018年的4.5％，並穩定在2019-2020年4.7％的平均增長率，這反映了大宗商品出口國持續且趨向成熟的周期性復甦。大宗商品進口國的增長預計在2018年將減速至5.8％，並在2020年前進一步下降至5.7％。低收入國家的增長預計在2018年將上升至5.7％，並將在2019-2020年平均穩定在6.1％左右。

儘管近期的增長前景令人鼓舞，但卻不足以確保全球減貧持續取得進展。預計世界上大多數貧困人口所在國家的增長速度將快於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然而，他們的人口增長率也普遍較高，這意味著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長率仍將緩慢。南亞與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較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問題。集中世界80％極端貧困人口的兩個地區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前景存在顯著差異。在南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大大高於平均水平，並有助於未來幾年的貧困率的進一步降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貧困人口多的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長將較為溫和，延緩了減貧進展。預計該地區許多石油和金屬出口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將停滯不前。

一般地說，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的商品出口國的人均收入增長近年來一直較為乏力，但預計將會有所恢復。儘管如此，其增速仍將低於大宗商品出口國。按照預計的速度，在約三分之一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經濟增長將不足以重啟對發達經濟體人均收入水平的追趕。

儘管近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將會持續，但長期來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潛在增長可能會進一步下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決策者需要應對通貨膨脹的上升、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正常化以及金融市場的波動。債務狀況的惡化降低了財政空間，凸顯了收入汲取以及建構中期財政框架以建立緩衝區的重要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提升長期增長前景的建構挑戰，包括強化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多樣性，提升應對技術的適應力以及促進區域貿易一體化。

良好的經濟前景依然伴隨著下行風險

大多數擁有相當數量商品出口國的發展中地區正在經歷周期性的復甦，在未來兩年，隨著商品價格趨於平衡，預計這些地區的復甦將逐漸成熟。預計擁有許多商品進口國的發展中地區的強勁經濟活力將會持續。然而，許多地區的風險依然存在。

預計東亞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18年的6.3％逐漸減緩至2019-2020年的平均增長率6.1％。區域增長放緩主要是由於中國的結構性放緩。其他國家的經濟活動預計將在2018年達到頂峰，並將在2019年和2020年穩定在其潛在增長率左右。在宏觀審慎監管緊縮的帶動下，預計中國的政策支持將會減弱，財政政策將會放寬以遏制金融風險，並鼓勵從投資到消費、從工業到服務的經濟再平衡。其他國家的增長率預計在2018年將達到5.4％，並在2019年和2020年大致維持在5.3％。一些大型經濟體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增強，對既有貿易關係的未來蒙上一層陰影。發達經濟體實施貿易限制將對東亞更開放的經濟體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另外，全球融資條件的收緊和相應的融資壓力會減少資金流動，加重金融市場的波動以及給區域匯率和資產價格帶來壓力。如果這些下行風險發生的話，它們將會使區域增長出現幅度超過預期的下滑。

預計南亞2018年的增長率將上升至6.9％，國內需求是南亞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預計印度的增長速度將在2019-2020財年加速至7.3％，並將在2019-2020年攀升至7.5％，這反映了強勁的私人消費以及投資活動的增強。由於阿富汗、不丹和馬爾地夫的增長放緩抵消了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的經濟復甦，印度之外的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在2018年穩定在5.6％左右。南亞地區的前景風險向下傾斜，包括國內政策失誤、新的安全挑戰和自然災害。即使該地區貿易相對開放，但外部衝擊也可能對其前景產生不利影響，如全球融資條件的收緊以及貿易保護主義升級。由於南亞是石油凈進口國，石油價格高於預期的上漲可能會加劇宏觀經濟脆弱性並影響經濟活動。

預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增長率將從2017年的0.8％上升到2018年的1.7％，並進一步攀升至2019年的2.3％，這主要得益於大宗商品出口國經濟增長的加速。巴西正在實現周期性復甦，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和秘魯的情況正在好轉，但下行風險仍然不容忽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融資條件的收緊和投資者情緒的變化可能會阻礙發展中地區的資本流入和增長。外部融資環境明顯收緊或全球大宗商品價格走軟也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國際貿易渠道也會產生下行風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判的不利後果可能會阻礙墨西哥的經濟增長，美國的貿易限制措施也可能會對該地區產生負面影響。

良好的經濟前景伴隨著眾多的下行風險和挑戰，一個世界各國面臨的關鍵挑戰是繼續支持開放、公平的全球貿易體系，並進一步推動貿易自由化。一個尚未開發的潛在領域即服務貿易。儘管服務貿易受到相當大的限制，但它在全球貿易中所佔的比例不斷上升。減少服務貿易的壁壘，如通過增加監管協作和減少外資服務業的准入門檻，則可能有助於提升長期增長的前景，並減少政策不確定性。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都需要建立貨幣和財政政策緩衝區，為金融市場的動蕩做好準備。從長遠來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需要通過提升競爭力，適應技術變革和貿易開放來應對持續的結構性挑戰並促進潛在增長。這些下行風險的存在意味著，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實施政策和制度改革，以建立人力資本和改善商業環境。強勁的增長速度為實施這些改革提供了政治空間。現在正是採取行動的時候。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14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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