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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樂舞(上)

中國曆朝歷代裡面,能夠在國號前被加一個「盛」字讚譽的,唯有唐朝一家。大唐盛世被後人所津津樂道,不僅因為彼時的中國國力居世界之最,更與當時的文化、藝術事業繁榮昌盛的發展密不可分。從詩詞到歌舞,大唐的文藝之繁榮,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巔峰。

回味大唐的文化時,我們往往會想到李白、杜甫的唐詩,還有王勃、李華的駢賦——總而言之,都離不開文學的範疇。今天我們推送的這篇文章,從多個角度全面、系統地概述了唐代樂舞的盛況,相信其內容對於大家品味唐代的表演藝術大有裨益。

大唐繁盛之時,曾是一個滿眼鶯歌燕舞,華彩繽紛的世界,當然這指的是宮廷。至於尋常百姓的民間生活,我們可以讀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和白居易的《杜陵叟》、《賣炭翁》等詩篇。歷來宮廷和民間是兩個世界,藝術的土壤或許是在民間,但它開花結實,打磨成奇珍瑰寶,澤被後世,則需要具有藝術天分的專門人才孜孜不倦的努力。在皇權專制的時代,這些人才大多養在宮廷和官府之中。不能設想,被惡吏催租逼賦、嚇得哭哭啼啼的窮老婆子;趕著炭車,在風雪中凍得索索發抖的賣炭老人;被抓去服役和家人生離死別的壯丁們會有心情吟詩作賦,起舞歡歌。主導藝術生產和消費藝術的群體在宮廷和官府,唐玄宗開元年間,教坊、梨園之設,即是顯例。在安史之亂前的三十年左右時間裡,以皇帝的名義,用國家的力量,發掘並集中大量的藝術人才,從外民族的藝術中吸收養分,廣采博收,精研細磨,真正做到了推陳出新,百花齊放,人才輩出,群星璀璨。唐人崔令欽在《教坊記》中所記曲名即有三百二十五首之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其雖曲終奏雅,亦足為詞家考證。這足以證明那是一個音樂、歌舞藝術繁榮的時代。

文學(含歷史和哲學思辯)是極其個人化的精神勞作,自先秦以來,大師級的名家已不可勝數,但音樂、歌舞的藝術人才大多湮滅無聞。其原因一是音樂、歌舞發源於原始氏族部落降神祈天的儀式,屬於巫的傳統,後來被整合到禮,禮樂並稱,還沒有脫離祭祀的功能。長久的政治動亂和社會黑暗,促使了魏晉時期人的覺醒,大約到了唐代,音樂、歌舞才從神的祭壇上回歸到人的藝術,也才有了藝術的自覺。二是此等藝術被後世儒家理學視為娛人耳目的末技,無關國計民生,甚至被看作使帝王溺於聲色、敗家亡國的罪惡。帝王們一邊享受它,一邊卻又輕視它。這種觀念一直延續到封建社會的晚期,這從藝人們社會地位卑下,被人輕賤可以得到證明。三是古時音樂、歌舞沒有保存流傳的物質媒介,它是即時性的表演,且往往需要多人的合作。古人記曲譜音律的宮、商、角、徵、羽,諸如黃鐘宮、南呂宮、林鐘宮、般涉調等名目,大約只有研究古樂的專門家才能索解、尋常人見了文字仍是茫然無緒。

大唐舞者被後世所知的大約只有公孫大娘一人,那是因為詩聖杜甫在詩中寫到了她。杜甫童年時看過她的劍器舞,衰年白髮時又偶見其弟子的表演,所以生出無窮的感嘆。從他的詩序可知,公孫大娘也是開元年間教坊中人,當年玉貌錦衣,舞姿冠絕一時。杜甫詩中寫道:「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燿如弈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青光。」用詩來摹事狀物,以此類彼,或許失之誇飾,但我們仍然可以想見公孫大娘舞劍時飛揚矯健的氣勢。據傳唐代草聖張旭(亦有說是書僧懷素)觀公孫大娘劍器舞后,感應激發,草書大進。後人將李白之詩、張旭草書,公孫大娘劍舞稱為唐代三絕,李澤厚評價其縱橫跳動,旋轉如風,倏忽之間變化無常,疾風驟雨不可遏制的情態氣勢後寫道:「絕句、草書、音樂、舞蹈,這些表現藝術合為一體,構成當時詩書王國美的冠冕,它把中國傳統重旋律重感情的『線的藝術』,推上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反映了世俗知識分子上升階段的時代精神。」將其稱為「盛唐之音。」

唐代舞蹈分為健舞、軟舞等諸般名目,劍器舞屬於健舞一類。唐人《樂府雜錄》記健舞曲有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達磨支,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僅從字面來看,有些舞曲我們已經無法知道它的意義,更不要說破解它的旋律了。

古人云:「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樂府雜錄》)大小垂手之類,大約是舞蹈程式化的動作。從當時人的簡短記述中,我們可以窺見音樂、舞蹈藝術的成熟。

有關健舞、軟舞之名目,稍早的唐人崔令欽《教坊記》中還有不同的記載:「凡欲齣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去,不離此兩曲,余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連)、柘枝、黃獐、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這裡名目似乎更多、除阿遼或即為阿連,柘枝、達摩相同外,余則為《樂府雜錄》所未記。我們說過,教坊其實是等級森嚴的小社會,進了宜春院的藝伎謂之「內人」,受到皇帝的眷顧,等級要高於一般的教坊人,所以教坊人只能表演兩個舞曲,而「內人」則可以獲得更多的表演機會。

唐代音樂、歌舞分為雅樂和俗樂兩種。所謂雅樂,用於皇帝儀仗典則、祭祀、犒軍、獻俘等盛大儀式,所以氣勢宏壯、莊嚴肅穆。《樂府雜錄》敘天子之樂曰:「宮懸四面,天子樂也。」所謂「宮」者,乃謂一組編鐘。一組分為五架。掛編鐘的架子稱為簨簴,所以,大殿及廣場之上需要二十架編鐘才可成樂。尚不止此,簨簴上還要以鷺鷥孔雀羽毛、流蘇、珠翠綵線等裝飾。每面還需列石磬一架,四角設鼓,鼓分四種,謂應鼓、腰鼓、警鼓、雷鼓,以聲音強弱次序排列。這樣壯觀宏大的樂隊儀仗,足以顯示皇權的至高無上,撫臨四海。這樣的場合,皆奏法曲。「御殿,即奏凱安、廣平、雍熙三曲;宴群臣,即奏四牡、皇華、鹿鳴三曲,郊天及諸壇祭祀,即奏太和、沖和、舒和三曲。」其程序是:「凡奏曲,登歌先引,諸樂逐之。」「登歌」大約指儀式上的歌唱演員。「其樂工皆戴平幘,衣緋大袖,每色十二,在樂懸內。」這是演奏員的表演服飾。他們被稱為「坐部伎」。與音樂相合者,乃是舞蹈,所謂「舞者,樂之容也。」天子正規場合的舞蹈,要舞八佾。「八佾」者,天子專用之舞也。這有關尊卑禮制,馬虎不得。因為一個諸侯「八佾舞於庭」,孔子認為乃僭越犯上的非禮行為,而大加撻伐(諸侯只可用六佾舞)。八佾舞者分為八隊,每隊八人,共六十四人。文武各半,象徵天子的臣下爪牙。文舞居東,手執翟(大約相當於文官的笏板);武舞居西,手執戚(戚,斧之一種,可作樂舞之用。《禮記·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他們都裹著帶花的頭巾,文者衣服寬大,武者衣服短小。參與八佾舞表演的鐘師、磬師、登歌及眾舞者,通謂之「立部伎」。這是皇家重大禮儀,太常卿、太樂令等官員都要在場監督,他們也有各自的位置。每次表演,設協律郎二人,相當於龐大樂隊的指揮,他們手裡拿著用彩翠裝飾的「翬竿」(相當於樂隊指揮手執的棒),都戴冠冕,穿著綠衣大袖的服飾,在眾多穿著緋衣大袖的舞者中,格外醒目。

宮中設錦筵,則有專設的雲韶院演員奏樂起舞。樂隊用玉磬四架,尚有琴、瑟、築、簫、篪、籥、跋膝、笙、竿、登歌、拍板之屬。所列樂器,有的今已失傳。樂分堂上、堂下。四名歌手(登歌)在堂下坐。有舞童五人,皆衣錦繡,各執金蓮花引領舞隊,舞隊則在階下踏拍起舞。

天子出行,則有鹵部、騎吹。鹵部者,天子出行時前後的儀仗隊,蔡邕《獨斷》云:「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部」。鹵部有「大全仗」,「小全仗」「大半仗」「小半仗」之別。天子用的「大全仗」,鼓就有一百二十面,金鉦七十面。尚有笳、蕭、角之屬。笳用哀笳,以羊角為之,蘆管為頭,取其聲激越蒼涼也。有警鼓二人,執硃紅色的旗幡前導,擊鼓引樂。樂人皆衣錦繡,頭戴冠冕,騎著高頭大馬,所以謂之騎吹。郊天祭祀,拜謁祖廟,屬吉禮,樂人皆服雲花黃衣,如果去皇陵下葬先皇、皇后等,屬凶禮,樂人的衣服就要換成雲花白衣了。冊封太后、皇后及太子的典禮,則用「小全仗」,鼓減為七十面,金鉦減為四十面。以下諸如公主出嫁,諸侯用事,有大半仗,小半仗之分,樂隊則相應遞減。由此可見,天子出行,的確驚天動地。這套天子及皇族出行的儀式體現了皇權至上的神聖和莊嚴。李澤厚先生指出:「周公通過『制禮作樂,』將上古祭祀祖先、溝通神明以指導人事的巫術禮儀,全面理性化和體制化,以作為社會秩序的規範準則,此即所謂『親親尊尊』的基本規約。」在皇權專制的時代,音樂和歌舞決非純粹的娛樂和藝術,它體現了尊卑等級的禮制,成為專制政治的組成部分。

以上所說的「巫術禮儀」在中古開端的唐朝仍有鮮明的遠古遺留。體現在音樂歌舞方面,最具巫術特色的乃為「驅儺」之戲。這是一種驅鬼逐疫的儀式。「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為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驅逐也。右十二人,皆朱發,衣白畫衣,各執麻鞭,辮麻為之,長數尺,振之聲甚厲。」(《樂府雜錄》)。這些裝扮成可怕的巫師模樣的人,一邊揮鞭擊響,啪啪有聲,一邊呼神之名,這些「神」皆為吞噬猛獸、毒蟲、鬼怪、疫癘的神明,召神祛魃,以應吉祥。皇宮驅儺,還需五百幼童,稱為侲子,穿紅色褶子的青衣,戴著面具,以晦日於紫宸殿前表演驅儺。此時,照樣要準備鐘磬和樂隊,宮裡負責的太常卿、太樂署令、鼓吹署令、協律郎等官員及業務人員要事先不斷地排演、檢查,到了正日子,朝中官員及家屬皆登高觀看,京城百姓亦湧入觀看,場面十分壯觀。等到皇帝登樓時,還要敲鼓擊鉦,有五十人的歌隊,齊聲唱合。這種驅儺之戲,自古即有,李善注引《續漢書》講用幼童(侲子)一百二十人,到了唐朝,就增至五百人,場面更加宏大了。據考證,甲骨文中「巫」同「舞」,原始部落的舞蹈是一種巫術活動。李澤厚先生在總結巫的特質時指出:巫術禮儀主要是直接為群體的人間事務而活動的,具有非常具體的現實目的和物質利益,絕非僅為個體的精神需要或靈魂慰安之類而作。這一點就區別於後世的宗教,無論是祈雨還是驅儺,它的目的都是為了溝通天人,凝聚氏族,鞏固群體,維繫生存。這種驅儺之戲,後來延續發展成一種民間戲曲,稱為儺戲。流行於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地,各地稱呼不同,但搬演的多為《姜女尋夫》、《柳毅傳書》《龐氏女》等表現人間悲歡離合的劇目,與驅鬼逐疫的初衷漸行漸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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