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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葯神》背後的冷思考,我國的救命葯為什麼如此貴?

7月5日,A股市場依然熊勢洶洶,截止收盤,A股三大指數再度跌出與上日幾乎同樣的幅度,其中上證綜指的成交僅為1300億左右,交易量連日有所萎縮。

不過,得益於一部由寧浩、徐崢共同監製的《我不是葯神》受到市場熱捧,影視傳媒板塊今日表現反而非常搶眼。

其中作為《我不是葯神》出品方和發行方之一的北京文化(000802)今日股價繼續逆市大漲,截止收盤,該股仍然大漲9.1%,成交逾10億元,換手率高達18.24%。從6月22日至今,該股10個交易日漲幅近60%,市值漲了約40億,此外,唐德影視(300426)亦收漲4.06%。

同時,傳媒炒作風亦催到了港股市場,在今天港股開盤,阿里影業(01060.HK)一度強勢上漲近12%。

公開數據顯示,《我不是葯神》從今天0時正式上映,至今僅10個小時就收穫了超1860萬實時票房。加上此前的點映票房,累計票房已超2億,排名第一,超過同期上映的《動物世界》、《侏羅紀世界2》等。

《我不是葯神》評分全線亦直破9分,業內人士稱為「十年唯一」。淘票票評分高達9.5,連豆瓣評分都達到9。什麼概念?連5月份上映的漫威粉必看《復仇者聯盟3》在豆瓣的評分也才8.2。

公開信息顯示,電影《我不是葯神》由寧浩背後的壞猴子影業、徐崢的真樂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歡喜傳媒以及北京文化、唐德影視、阿里影業等共同製作出品,由上海淘票票影視和北京文化聯合發行。

《我不是葯神》幾乎是與去年《戰狼2》同樣的時段、同樣的陣容配置,毫無疑問,這將又一次成為這些影視公司和投資人的資本盛宴。

不過,從另一方面,正如這麼電影主題所講述的救命葯是否是假藥引發的故事背景,我們更應該冷靜下來思考電影背後所揭露出目前我國面臨著的社會現實。

中國的救命葯為何如此貴?

「陸勇事件」中的格列衛是瑞士諾華公司生產的一種用於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和胃腸間質瘤的抗癌藥,效果非常好,目前已經替代了造血幹細胞移植,成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首選治療方案。

然而格列衛這款葯,在世界各國的售價卻有著巨大的差異,在中國內地是23000元到25800元一盒,在香港是17000元到19000元,而在美國合人民幣13600元一盒,在日本是16000一盒,在韓國只到9700元一盒。特別是印度仿製生產的這種葯,藥效幾乎和正品葯一樣,價格卻低到200元就可以買到。

中國慢粒白血病患者近10萬人,每年新增患者約為1.3萬人,胃腸間質瘤患者缺乏數據統計,但年發病率約為1/10萬-2/10萬人,高於前者。這些昔日被判為絕症的病人,因為瑞士諾華研製成功的藥物-格列衛,從而看到了生命得以延續的希望。但是新的問題來了,在中國這種藥物一個月的服用費用是23500元,儘管諾華制定了相應的優惠措施,但是一年7.2萬的費用對於絕大多數患者來說仍然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但是將格列衛納入醫保報銷目錄的省份屈指可數,絕大多數患者享受不到任何幫助,導致很多跨國公司生產的這種專利葯來到中國往往就成了全球最貴的葯。最終導致這種關鍵救命葯成為了絕大多數患者眼中可望不可即的甚至成為家破人亡催命葯。

專利葯之所以這麼貴最大的原因是製藥企業的高成本投入需要對新葯制定超高價格來覆蓋成本,對於葯企來說,每開發一種新葯,成本是巨大的,這其中不僅涉及到可能高達十幾億美金的甚至投入無回報的試錯式投資,更重要的是時間成本。而仿製葯幾乎完全沒有研發成本,省了幾億美金和10餘年時間,因此仿製葯雖然便宜但可以很賺錢。如果不給專利葯市場壟斷的機會,讓葯企看到新葯可能的暴利機會,葯企是不會有任何動力做科研開發,因此專利葯賣很貴有其內在苦衷。

印度政府對這些專利葯採用的是強制許可法案。由於醫藥行業的特殊性,在一般的國家,一些緊急救命的新葯可以獲得專利侵權豁免,通常用於傳染性疾病暴發如艾滋病、埃博拉等。但對抗癌藥使用「強制許可」,還存有較大爭議。而印度政府的「強制許可」卻包含了幾個歐美藥廠最重要的抗癌藥物,授權給印度本土製藥廠仿製,包括「格列衛」、「易瑞沙」、「 多吉美」等。

但在我國因為專利保護等因素,沒有啟動過藥物強制許可制度,因此需要恪守對專利權的嚴格保護,不允許國內藥廠生產仿製葯。另外,根據我國《藥品管理法》規定,進口葯需要經過臨床監測,還要拿藥品進口註冊證號才是真葯。雖然在印度屬於合法生產、銷售的正規藥品,卻未經我國藥品監管部門批准銷售,因此也可以被視為「假藥」。所以中國的藥店里見不到印度仿製葯。

這樣就導致了一方面買賣印度仿製葯在我國屬於違法行為,另一方面患者想要用藥就必須用正規渠道的高價專利葯的結局。

同時,有信息顯示,在新葯價格這個利益傳導的鏈條上到處都是吸血鬼。比如在流通環節上,據報道,國外藥物到達中國醫院這前至少要經過三層經銷商的「盤剝」,每經過一層都會大幅加價,而醫院還要加價10%-15%,從藥物出廠定價,走到醫院藥房,中間的環節渠道存在太多的灰色空間,這從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新葯的最終價格。

部分救命葯頻遭「降價死」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還存在另一種較為嚴峻的問題:一些臨床使用效果好、價格低的藥品正在輪番消息。

前不久就有多家媒體曝出,被稱為乳腺癌「救命葯」的赫賽汀自去年納入醫保之後,在全國多地出現缺貨狀態。

過去幾年,「葯荒」也輪番上演:2011年,心臟手術用藥「魚精蛋白」出現全國性緊缺;2012年,治療心臟衰竭的搶救用藥「西地蘭注射液」短缺;2013年,治療甲亢的「他巴唑」斷貨;2015年,心外科用藥「地高辛片」、「放線菌素D」全國斷供……

這些首選救命葯多是已納入醫保的低價葯,此類藥品的短缺,使患者們不得不選擇昂貴的替代藥品。嚴重的供不應求,還滋生了短缺藥品的「黑市」。

例如在醫藥市場上多次斷供的「放線菌素D」是一種比較「小眾」的腫瘤化療藥物,治療兒童的腎母細胞瘤、婦科的滋養細胞腫瘤等療效確切。在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部分實體腫瘤診療指南中,「放線菌素D」被列入首選化療方案。該葯的價格在化療藥物中算是便宜的,屬醫保報銷藥品,0.2mg/支的「放線菌素D」,價格為10多元,一個療程僅需10餘支。可以說,該葯是名副其實的廉價「救命葯」。但在藥品斷供的情況下,國外替代葯一支近6000元。

此前有媒體報道,一盒治療罕見的嬰兒痙攣症的注射用促皮質素(ACTH)正常零售價只要7.8元,但在很多家醫院卻難覓蹤影。而「黑市」上的售價竟超過了4000元。上文中提到的心臟手術用藥「魚精蛋白」,正常價格10元一支,在一葯難求的情況下,已經被黃牛販子炒到了上萬元一支。

廉價葯逐漸消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利潤空間,很多藥店都拒賣藥效更好的廉價葯,這些藥品在採購過程中,常被廠家告知原料缺乏、廠家暫時不生產等,進而向購買者推薦利潤更豐厚的替代葯。

一邊是天價專利葯少人消費得起,一邊是低價有效的救命葯頻頻遭「降價」死,其中一定是出現了問題,對此,製藥廠,經銷商,醫院及醫務人員乃至政府監督都有一定的責任。

降低救命葯最終價格仍任重道遠

事實上,我國在推動患者有葯可醫的行動一直在繼續。尤其在政策上,近年來一直不斷出台各種推動政策。

2017年11月,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審議通過,從2017年12月1日,我國26種進口藥品關稅已經統一下調至2%,隨後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布的《關於2018年關稅調整方案的通知》中,部分醫藥原料已經實施了零關稅稅率。

2017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見》指出,加快臨床急需藥品上市審評速度、提高仿製葯質量等措施,同時,仿製葯的發展和更多的創新葯、罕見病藥物進入國家醫保目錄,將讓患者的購葯成本大幅降低。

2017年7月,人社部通知規定將36種談判藥品納入了《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2017年版)》乙類範圍,並同步確定了這些藥品的醫保支付標準。這也是藥品准入首次「國家談判」的成果。

不過,另一方面,對於創新葯,中國也不能一直總是依賴國際葯企,讓老百姓的健康甚至性命的希望寄托在國外葯企上。中國必須要有屬於自己的醫藥研發隊伍。

因此,在做好專利葯的引進和降費、仿製葯的推行之外,同時也應該做好對藥品流通的有效監管,以及要有更大力度的醫藥企業新葯研發的扶持機制,從更遠的時間考慮,還應該從教育層面就要開始做醫藥類人才的教育培訓。(陳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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