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政治傾向是從何而來的
柯勒律治說一個人要麼是柏拉圖式的，要麼是亞里士多德式的。
籠統而言，這種說法問題不大[1]，我們可以做個粗略的歸類列舉：
柏拉圖式亞里士多德式
實在論唯名論
唯理論經驗論
歐陸哲學英美哲學
這個簡單的列表包括了亞里士多德之後的所有西方哲學家。區分的根本標準可以歸於一點：前者傾向於相信抽象的共相，後者傾向於相信個別具體的事物。
這一點決定了西方世界的歷史，當然也包括歷史上每個人的政治傾向。
柏拉圖對國家的觀點是，國家是目的，每個人都是工具，各司其職，很多東西沒有存在的必要，藝術沒有，愛情也沒有，統治階層要共產還要共妻，孩子出生後交由國家培養，自小訓練，成人後用來保衛城邦。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慾望的適當滿足有益健全人格的形成，詩歌藝術當然是好的，最高的善是幸福。政治上他提倡中道，認為現實中最好的政體是憲政制，是由中等階層組成的，他們是有適度財產又溫文爾雅的自由民。他不贊成革命的手段改變政體，認為任何革命都會走向另一個極端。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政治上的分歧也是後世政治分歧的根源，英國經驗論者洛克建立起保護個人自由的三權分立制度，而歐陸德國則產生了國家（集體）主義的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
這更像是人的本性，博爾赫斯說英國人理解的現實從來不是共相和抽象的東西，而是個別和具體的事情，他們天生是亞里士多德式的。英國人讀不出濟慈《夜鶯頌》的味道，他們理解的夜鶯就是一個夜鶯，而不是一切夜鶯，德國人則可以立即讀出這首詩的韻味。
英國人既然不相信抽象普遍的東西，那他們也必然不會相信國家，因為國家正是這樣的一個東西，沒有人能指著一個東西說「這是某某國家」，也就沒有多少英國人會認為它比現實的個體更重要。既然如此，抽象的國家必然不能凌駕於現實的個人之上，國家必須服從於所有個體的自由，所以才是英國人而不是其他人寫出了《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
德國人則相反，他們跟柏拉圖一樣相信抽象的普遍性概念要高於個別的事物，國家也必然高於個人。這一點是基礎。他們的哲學家：康德的形式主義道德哲學排除了他們道德上的顧忌，還有黑格爾、費希特和尼采都在使他們相信：我們的德意志是最優秀的民族，我們是歷史的終結。國家是抽象概念，在這種抽象中他們賦予自己國家最高的地位，他們沉湎於這種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虛妄的驕傲感中，沉湎於這種抽象概念的狂熱中，從而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
上文說過，這是本性如此，英國人是天生的自由主義者，而德國人是天生的國家主義者。
如何判斷你是哪種政治傾向呢？
只需要在生活中問自己一些問題，比如：
一、你是否認為可以犧牲部分人的利益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二、你是否經常相信某些未經證實的事情？
三、你的經驗會不會改變你一向確信的觀念？你傾向於修正觀念還是將經驗歸於偶然？
中國人大部分是國家主義者或者社群主義者，歷史即是證據。
[1]對於那些具有濃重調和色彩的哲學家，比如康德，我們可以說，拋開物自體，他建立的是一個經驗世界；而他的實踐哲學，又更像是柏拉圖式的。他的傾向在不同領域是不同的，但無疑是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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