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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的最大失誤,是一直效仿西方

出品 | 遠讀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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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直在努力追趕西方,商業趕上了西方,教育也在追趕西方。但中國未來最重要的改變,是把自己的傳統元素帶回來。」

面對媒體的長槍短炮,71 歲的彼得·聖吉(Peter Senge)神情嚴肅地說。

「在接下來的 50 到 100 年裡,中國要變得不像西方國家。否則,中國的情況只會變得越來越糟。每個國家的文化都有其豐富而深刻的內核,如果人們沒有自我意識,他們就會失去自我認同感。我認為,今天的中國存在著一種身份危機。」

01.

誰是彼得·聖吉?

稍懂一點管理學的人,對彼得·聖吉這個名字應該不陌生。

彼得·聖吉生於 1947 年,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斯隆管理學院的資深教授、國際組織學習協會(SoL)創始人。他的經典著作《第五項修鍊》被《哈佛商業評論》評為過去 75 年影響最深遠的管理學書籍。

但你可能不知道,除了「世界級管理學大師」這個標籤之外,彼得·聖吉還是一名資深的教育學研究者。他曾撰寫出版了《學習型學校》和《三重專註力》等教育類書籍。

這次我們和聖吉的專訪,也是圍繞「教育」這個話題展開的。

聖吉說:「不管做管理還是做教育,我一直以來真正的興趣都沒有變過,那就是——如何面對人類社會的共同未來。今天整個人類社會處於失衡的狀態,我們與自然的關係失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失衡,甚至,我們和自己的關係也處在一個失衡的狀態。」

「我一直清楚,要改變這種失衡的現狀,促進整個人類社會的轉變,教育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我才將更多的精力聚焦於教育。」

聖吉非常喜歡中國,每年他都要來中國呆上一個月。不過,他到北京從不住 5 星級豪華酒店,他只喜歡北京傳統的四合院。這次見到彼得·聖吉,也是在一個北京老衚衕里的四合院。

棗紅色的門廊,塗著清漆的圓木,小院里是初夏充滿生機的綠色,麻雀嘰嘰喳喳,幾縷陽光灑在房頂的灰瓦上,點染出一抹抹瑰麗的色彩,就像鬧市中的世外桃源,這樣的環境,聖吉覺得是一種享受。

你可能會說:老外喜歡住中國特色的四合院,有啥稀奇的?的確,這事兒可能算不了什麼,但你猜猜,聖吉在北京最喜歡去什麼樣的餐廳?

一般的老外吃不慣中國菜,覺得口味太重太生猛;但聖吉不僅喜歡吃辣,還尤其喜歡藏在巷子里的蒼蠅館子。

午飯的時候,聖吉輕車熟路地帶我們找到了他在北京最喜歡的餐館:一家隱藏在衚衕里的小門面,門口沒有招牌;如果你不是附近的居民或者回頭客,找到這家店非常有難度。

穿過掛滿毛主席語錄的低矮走廊,是一間擺著約 10 張桌子的小廳,牆上貼著一幅巨大的知青海報,上面寫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到了飯點,這家小館子也人滿為患,來吃飯的都是附近的工薪族。我們等了一會兒,等到了一張 4 人桌子。聖吉點了一瓶啤酒和一盤中國蔬菜,他說:「在美國可吃不到這些青菜。」

那麼,聖吉為什麼對中國這麼熟悉呢?

答案很簡單: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國老師——南懷瑾。

南懷瑾生於 1918 年,是中國的國學大師。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儒釋道有精湛的造詣,曾經撰寫《論語別裁》、《孟子旁通》等三十多部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籍。

1995 年,48 歲的聖吉通過朋友認識南懷瑾,之後他每年都要來拜訪南懷瑾,和他交流中國文化的學習心得。

聖吉說,南懷瑾非常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也幫助他更深入研究了中國文化里的智慧:「我非常幸運能遇到南懷瑾當我的中國老師。」

之後,聖吉也參與了南懷瑾籌劃的蘇州太湖大學堂。這所學校旨在結合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挽回中國人在這個時代面臨的精神危機。

南懷瑾曾無限感慨道:「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文化歷史,如今卻像個乞丐一樣,向西方討文化的飯吃。」

02.

中國教育的最大失誤是效仿西方

走進任何一所中國的小學或初中,通常的情景是:一名老師站在講台上,台下 50 多名學生正襟危坐,雙眼直視前方,不吭一聲。45 分鐘之後,學校下課鈴聲一響,教室馬上變得吵鬧起來。

這樣的場景,與 160 多年前的美國課堂基本沒有區別。

1852 年,美國馬薩諸塞州成為第一個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費公共教育的州。在小學教室里,大約 28 名年齡相仿的學生由一名老師在一間 800 平方英尺(74 平方米)的教室里授課,主要教授語法和數學。之後這種模式就成了現代大部分課堂的原型。

這讓我想起了在採訪中,聖吉講的一個小故事:

聖吉曾經帶領一些美國的教育工作者去參觀上海的學校。這些美國老師一句中文都不會講,也看不懂漢字。但當他們看到上海學校里的教科書時,卻說:「啊!這些書我們都知道,我們在用這些書。」

聖吉說:「這是一個非常西方的教育體系,紐約學校里用的教科書,上海的學校里同樣在使用。」

但問題是,聖吉並不覺得這是什麼好事。

西方模式有很大的優勢,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們已經清楚看到了西方教育模式的局限性,而且全世界的孩子和教育工作者都覺得這是一種束縛。

你可能會納悶:西方教育難道不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嗎?

聖吉說:「學校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學習… 西方的教育系統,最初是用來培訓工廠工人的。」

這裡,涉及到美國 20 世紀中期出現的一個概念——工業化教育(Factory Model School)。

在美國工業化時代,由於需要大規模的生產製造,很多專家學者認為,建立學校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學習,而是訓練工人。學生從學校畢業就要去工廠工作,工廠需要的是只有計算和讀寫能力、服從度高的工人,並不需要創新性的人才。

因此,學校有一套標準化的課程、書本、考卷,學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聽從老師的教導,學會書本里的內容,考試時不要出錯。

儘管這種工業化教育模式在當時的效果不錯,但時過境遷——在如今的信息化時代,這種為我們曾曾祖父設計的教育模式顯然已然不適用了。

美國教育部部長貝特西·德沃斯就曾在 Twitter 上說:「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已經超越了工業時代,但美國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原地。」

同樣,中國在進入近現代之後,提倡學習西方科學,主流教育體系也更多專註在數學和技術領域。直到今天,有很多家長仍然認為「只要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工業化教育模式帶來的問題也更加明顯。

聖吉在採訪中提到,他曾經和一家在全球各地招攬人才的跨國公司 HR 交流,他問:「你覺得中國頂尖大學的畢業生怎麼樣?」

這位 HR 說:「他們非常聰明,但卻是非常差勁的團隊成員,他們不知道如何在團隊中與他人合作。」

在聖吉看來,過分強調「硬技能」的西方工業化教育模式,不僅忽略了培養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還抑制了個人創造力的發展。

那麼,我們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03.

見自己,見眾生,見天地

聖吉曾經說:「學校應該更像是一棵樹那樣的有機體,而不是一個汽車配件;教育的進程更類似於一個社會,而不是一個工廠。」

在研究了腦科學和教育學 20 多年後,彼得·聖吉出版了他的新書《三重專註力(The Triple Focus)》,書中介紹了一套打破工業化教育的思想體系。具體來說,就是「三重專註力」:

1.關注自己:專註於「腦—身—心」系統,也即我們的頭腦、身體、心靈。聖吉認為,在過去工業化教育時代,我們只關注頭腦,看你夠不夠聰明;但現在,我們應該同樣關注身體、心靈層面的教育,也即頭腦、身體、心靈的整體成長與發展;

2.理解他人:專註於社交層面,自己與父母、朋友、團隊等之間的關係,培養人際交往能力;

3.理解更大的世界:專註於更廣闊的生態、經濟與社會系統,也即我們賴以生存的整個世界。在工業化時代,我們忽略了身邊的環境,於是引起了土地沙漠化、氣候變暖等災難性的生態問題。

在聖吉看來,在這個萬事萬物互通互聯的時代,我們應該把注意力放在自己、他人、世界這三個層面:「這是學習一切的基礎,是東西方精神的融合。」

如果你了解儒家思想,也許會覺得「三重專註力」聽起來有點耳熟——沒錯,它與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儒家強調「內聖外王」——先做好自己,再管理好家庭,然後幫助國家繁榮、社會和諧。

聖吉說:「儒家更像是一種和諧的哲學,人與自然的哲學,這就是三重專註力。理想化的三重專註力可以被視為中國最古老的教育理念的自然表達。

在他看來,儘管西方教育體系可以幫助我們提高知識水平,但知識並不是學問;中國傳統教育偏重的是情感體驗和意志鍛煉,以人格養成為貫徹始終的主線。這也是為什麼聖吉說:「中國教育未來最重要的改變是把傳統的元素帶回來。」

但有的傳統元素,卻一直被很多中國人輕視——比如,中國傳統教育孩子讀書學習的方法之一「死記硬背」。

在中國古代最傳統的教育方法是:無論懂不懂,先把四書五經背會了,孩子小的時候就經常在一起搖頭晃腦地吟詩背誦。

但這種傳統的教育方法,到現在已經基本被淘汰了。特別是接受西方的教育理念之後,大家普遍認為死記硬背沒什麼用,也不再讓孩子們一起背誦朗讀。

但聖吉和南懷瑾卻都認為,傳統的老辦法才是好辦法——孩子從小在吟詩背誦中,會被潛移默化地熏陶,從小奠定良好的人格基礎。

打個比方,如果孩子小時候浪費糧食、剩飯剩菜,家長多半會用古詩里的這句「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來教導孩子。

也許小孩子並不明白這句話的涵義,但南懷瑾說:「在心靈純凈的童年時期背誦下來的內容,就像每天的飲食,會變成營養,成為生命的一部分。長大之後自然會運用出來,並且受益無窮。」

科學也證明,背誦可以增強人的智力、記憶力和思考能力。在 13 歲以前,是人類記憶的最佳時期,也是腦力開發的重要階段。這個時候孩子的學習能力強,且喜歡模仿,如果不給他們誦讀經典文章和詩詞,他們也會自發學習吸收其他的內容。

看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認為聖吉和南懷瑾要「復古」,要開歷史的「倒車」。但其實,讓中國的傳統文化重新生根,成為創造文化的新動力,是聖吉寫這本書的目的之一。

「我希望三重專註力對中國教育體系的創新是一種鼓勵」,聖吉告訴我們:「我希望下一個 50 年,中國可以真正成為中國,而不是一個西方版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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