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故事明夷卦：明夷待訪錄

「明夷」為《易經》第三十六卦，卦形下「離」上「坤」，離為火，為日；坤為地，為日入地中之象，象徵「光明殞傷」。《周易正義》曰：「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於人事，昏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

「明夷」卦以「明入地中」為喻，展示了政治昏暗，光明泯滅之世的情狀以及「君子」自晦其明、守正不移的品質。它的卦辭只有三個字：「利艱貞」，強調在艱難中維護正道，在「自晦」中期待重見光明。譬如被紂幽囚羑里而演《周易》的周文王，譬如佯狂為奴，守志全身的商紂王叔父箕子。「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彖傳》）

儒家歷來主張「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論語?泰伯》）「明夷」之世，對於有責任有擔當的知識分子而言，「隱」不是消極逃避，而恰恰是其反思治世之道的契機，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黃宗羲（1610-1695），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字太沖，號南雷，別號梨洲老人，學者稱梨洲先生，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他於明亡後曾變賣家產，組織抗清，兵敗隱居，拒仕新朝，講學著述以終，《明夷待訪錄》是其代表作之一。

明末可算是中國歷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明夷」時期之一，《明夷待訪錄》書名取的正是這一卦的象徵意義。在此書中，黃宗羲雖然沒有跳出聖君賢相的儒家理想道德政治窠臼，但驚世駭俗地喊出了「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主張君主開明立憲，呼籲平等，加強公眾對執政者的監督權力，開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先河，比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或譯作《民約論》）早了一個世紀，被人稱之為中國的「人權宣言」。

所謂的「待訪」，大概表示他在書中表達的觀點太過超前，也許只能留待後人訪察探尋。聯繫明亡後黃宗羲毀家紓難，積極投身抗清運動，終身不事新朝的經歷，這書名一語雙關，應該還蘊藏著作者深深的家國之痛。明者，明朝也；明夷而待訪，自然是以深刻反思留待復國的希望了。

《明夷待訪錄》包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共21篇，兩萬三千餘字，不算長，也不算太難懂。撇開現在已無現實意義的建都、方鎮、田制、奄宦等內容，我們至今還能從三百多年前一代哲人的深邃思考中獲得啟示。

譬如關於君權，《原君》開篇就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也就是說，執政者的權力，本來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是件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可這苦差事卻是人人都爭著想干，其根源就在於不受制約的權力帶來的往往是「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的好處，批判的矛頭直指專制政權本質。

民國初年，政壇上各派勢力紛爭不已，當時孫中山、袁世凱都倡導做「人民公僕」，大軍閥孫傳芳對此嗤之以鼻，說：「那些爭當人民公僕的其實都是騙子，要當就當人民父母。因為僕人沒有一個好東西，不是拐騙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錢財。而天下父母沒有一個不愛自己孩子的。」想想那些前一天還在台上高談闊論勤政愛民，第二天就淪為階下囚的落馬「公僕」，孫傳芳的說法可謂「話糙理不糙」，不妨借來為黃宗羲的理論做個佐證。

再譬如學校。黃宗羲所說的學校實際上已經具有了議會的雛形，「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榮之，則群趨以為是；天子辱之，則群擿以為非……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囂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住自拔於草野之間，於學校初無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

有人說中國大學最好的時期是民國，蔡元培時期的北大、梅貽琦時期的清華、張伯苓時期的南開、竺可楨時期的浙大，還有流離失所的西南聯大，稱其為有精神的大學，有大師的大學，以天下為已任的大學。套用黃宗羲的話，大概就是少了「科舉囂爭，富貴熏心」，多了「詩書寬大之氣」。

還有取士用人之道。《取士》曰：「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楊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

唐開元十二年，祖詠應試，詩題為《望終南余雪》，按規定本應作成一首六韻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他只寫了「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便交卷了，考官詢問，他只回答了兩個字：「意盡」。結果他進士及第，這首不合規制的詩也成了唐詩名篇。

現代著名詩人臧克家當年報考青島大學，國文試題為《雜感》。他的全文是：「人生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誰把幻光看作幻光，誰便沉入無邊的苦海。」連標點算在內，不過30個字，考官聞一多給打了98分，也不管他數學零分的成績，便錄取了。

這些固然都是特例，但時至今日，高校「嚴進寬出」，高考試題機械呆板，考生高分低能，官場論資排輩，能上不能下，不也都還是爭論不休又久無良策的老問題嗎。

所以，即使昌明之世，《明夷待訪錄》所給的啟示也並不過時。或者說「明不可息」（《象傳》）、道不可沒本來就是應該始終堅持的信仰，「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則是我們該時時檢討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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