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上海四大百貨公司，消費主義初入中國營造的奇觀

最新 07-06

從建築到櫥窗，「一切都是多，過度」。這是左拉在小說《仕女天堂》里描述的當時巴黎最大的百貨公司。它被建造得如同皇宮，琳琅滿目的商品讓女人們趨之若鶩。另一面，則是周圍的商業受到很大衝擊，傳承幾代的商店紛紛倒閉。

在連玲玲眼中，從大量史料中浮現出來的老上海四大百貨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與左拉筆下19世紀末的巴黎百貨公司很像。作為台灣「中研院」副研究員，她是在決定研究百貨公司之後，才讀到這部小說的。「寫百貨公司的小說並不多，左拉這一本算是比較經典的。」

左拉的生動描述給了她很多靈感，她的新著書名，便借用了「天堂」兩字。通過這本《打造消費天堂》，連玲玲把人們帶回到100年前的南京路，通過四大百貨公司打造「天堂」過程中的種種細節，呈現現代消費主義最初進入中國時營造的奇觀。

百年前的消費主義奇觀

在著名漢學家、「加州學派」代表人物彭慕蘭看來，連玲玲最大膽的觀點就是：「新文化運動期間及之後（1915~1923）知識分子關於民生、科學、男女平等、小家庭、『中國人』意涵轉變的很多爭論，是通過百貨公司及其媒體的展示在很多上海人那裡變得具體，如女店員、國貨、廣告中的女郎、理想家庭的布置、藥品和美容品等。」

作為連玲玲在加州大學的老師，彭慕蘭對弟子的新作讚譽有加。從讀研究生算起，斷斷續續地，這位加州大學的歷史學博士用了近25年時間來寫這本書，因為她認定百貨公司的出現是中國消費文化發展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它們之所以出現，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產業革命所帶動的消費革命。因為產業革命產生的大量冗餘，將貨物以更快的速度銷售出去變得比生產更重要。對商人來說，讓顧客感到『想要』也變得比『需要』更重要。」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民國時期的上海，百貨公司是得到了最好最大的發展，上海有特別好的土壤給百貨公司，而且它們的存在並不比歐洲晚很多」。

不過，《打造購物天堂》並不只是一部商業史，而是以百貨公司為切口，詳細描述了整個都市文化與社會性別史的變遷。

例如，如果換一個視角，從頂樓俯瞰這個關於現代生活的美夢，百貨公司的另一面就暴露了出來。與樓下秩序井然的「中產階級養成所」不同，幾乎每一家大型百貨公司的屋頂遊戲場都呈現出一幅市民社會粗糲、雜糅、衝突的場景。以至於連玲玲一開始接觸這一塊內容時，「簡直不知道如何下手，要把它們放在哪裡。它的氣質和歷史故事，都與樓下完全不一樣」。

上海百貨公司的屋頂遊戲場，的確舉世罕有。起先，它們在屋頂開設遊戲場是為了給顧客提供一個歇腳的地方。屋頂花園有餐廳、茶室、戲劇和雜技表演，還會放映電影。但因為票價低廉，大量市民湧入，遊戲場變得魚龍混雜。舞廳、戲劇演出、茶座漸漸無法保證質量，格調盡失。「舞女蹩腳，摟之乏味」這樣的批評開始出現在媒體上。有幾家屋頂遊戲場還被青幫和軍警控制，賭博、賣淫滋生，成了藏污納垢的場所。

「百貨公司的消費客群被分化了，這是一個完全意外的結果。」在連玲玲看來，正是廉價的屋頂遊戲場使百貨公司有機會接觸到另一群消費者，較大程度上掌控零售市場，成為「為所有人提供所有物品」的商店。在商業競爭激烈的1930年代，這一點尤為重要。

在「國貨」與「洋貨」之間

在消費夢境與中國現實的嫁接中，也充滿了游移與歧義。

連玲玲注意到，1936年10月31日，上海各界為蔣介石五十歲「慶生」，商店紛紛另闢櫥窗，內懸蔣介石照片和青天白日旗。四大百貨公司更以電炬做成各種祝壽字樣，高掛公司門口，其中以永安新廈布置的「恭祝蔣委員長千秋華誕」大字最引人注目。「雖然四大公司對上海政界向來保持一定距離，但響應全市各界對國家領袖的擁護卻是企業經營的必要策略」。

先施公司向來以「統辦環球貨品」自豪，認為這是現代化的象徵。「五四」期間，華洋衝突不斷，受歡迎的「洋貨」一下子成了「公憤所在」。先施公司於是在《申報》刊登廣告，宣稱自己「首重國貨」，已停止採購日貨，並將儘快賣空已有存貨，「既屬買入，則血汗所關，不得不忍辱須臾」。但「救國十人團」及國貨維持會對幾家百貨公司不依不饒。最後，先施、永安都不得不停止出售日貨，「寧願犧牲血本，以示與眾共棄之決心」。

然而弔詭的是，愛國主義又時常被巧妙地包裝到洋貨廣告之中。1928年，永安公司獨家代理的美國康克令鋼筆還被包裝成「完美的禮物」，由一位聖誕老人喜滋滋地扛在肩上。到了1933年「九一八事變兩周年」之際，康克令非常機智地把救國論調納入其廣告——圖片上畫著一個肩扛鋼筆的士兵，廣告語則是：「炸彈是戰爭利器，康克令為文化先鋒」。

「百貨公司其實是夾在跨國現代物質文明與國家認同之間，也夾在獨立的摩登女郎與家庭主婦這兩種形象之間。可以看到，為調和這些矛盾，它們做了許多努力。百貨公司彰顯的現代性是高度混雜、充滿張力的。」連玲玲總結道。

專訪連玲玲：「從百貨公司出現開始，刺激慾望比創造物質更重要」

通過上海接觸現代文明

第一財經：你是什麼時候讀到左拉小說《仕女天堂》的？

連玲玲：其實是開始做百貨公司研究之後才讀的。以百貨公司為主題的書並不多，左拉這一本算是比較經典的。他對百貨公司的描述很細膩。這部小說給了我靈感。我開始研究的時候，就想要從這個方面去思考，去觀察建築、櫃檯、陳設之類。

第一財經：你在書中寫到，你父親跟著上海老闆工作過。你本人是否曾在上海居住？

連玲玲：我第一次去上海是1992年，當時是為了做碩士論文，在上海待了一個月。我媽媽是1948年在上海出生的，但是1歲以後就去了香港。我爸爸是台灣人，他從鄉下到台北工作，最早跟過的幾個老闆都是上海人。上海老闆對他的影響其實很大。

第一財經：具體體現在哪兒？

連玲玲：我覺得是對現代文明的首次接觸。這對我父親來說是比較大的文化衝擊。後來他對上海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喜歡去上海旅遊。

第一財經：書中包含大量新發掘的史料，搜集這些史料困難嗎？

連玲玲：如果從1992年算起，真的是比較困難。我在上海檔案館待了很久，那裡複印的條件不是太好，很多東西不能複印，我只能手抄。後來，等我拿到博士學位以後，上海圖書館和上海檔案館的開放程度都好了很多。整個來說，現在上海的學術條件比我念碩士的時候好多了。

第一財經：彭慕蘭在為你的書寫的序言中提及了兩種關於上海的看法，一種是李歐梵的視角，認為1930年代上海的世界主義和繁榮的商業文化使其具有了典型的現代性。另一種是盧漢超的觀點，認為南京路是平民遙不可及的世界，與大部分上海市民並沒有多大關係，他們不夢想它，只是與它共處。你更贊成哪一種觀點？

連玲玲：我是在調和這兩者的說法。整體來說，我認為百貨公司就是李歐梵在《摩登上海》里寫的那樣。即便在盧漢超的故事裡，他寫到的那些黃包車夫，也會載著太太小姐出門逛百貨公司的。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論點：即便他們永遠沒有機會進入百貨公司買東西，可是建築、櫥窗對於這些人的視覺和消費心態是有影響的。這些都會讓底層民眾了解到百貨公司。

消費文化的變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第一財經：你說過，當你和「中研院」研究明清商業社會的學者們探討自己的新發現時，他們總會說：「這在明清時代已出現了。」而你顯然認為，百貨公司的出現是中國消費文化「走向近代」的關鍵轉折。在你看來，兩個時代的商業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連玲玲：我看到，百貨公司出現以後，中國的商業與明清有了很大的不同。變化首先來自於工業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明清時期，不管商業多麼繁盛，基本上還是以手工業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商業模式。明清的商業市場的確很大，但一個新的商品出現，它的量究竟可以有多大？可以影響到多少人？從明清歷史中看到的情況是，消費文化的影響力主要還是集中在上層社會，是以士大夫為主的群體。

百貨公司之所以出現，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產業革命所帶動的消費革命。它是由產業革命的大量冗餘推動的。對商人來說，更重要的不再是在單件商品上獲得儘可能多的利潤，而是以更快的速度銷售出去。

以百貨公司為標誌的這種消費文化，還伴隨著中產階級的興起以及女性的加入。消費的群體在迅速擴大。而且，與士大夫這樣的精英群體不同，中產階級接受的是平均化的國民教育，他們的品味和喜好也更標準化，是能夠由大工業生產滿足的。

第一財經：你書中寫到的內容讓我感到非常親切，似乎就在眼前。一方面，這是因為你寫的是上海的歷史，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你書中提到的很多生動故事，都與眼下的情景非常相像。作為深入到那段歷史中的學者，你是否也會在這種表面的相似之下，看到一些深層的、本質的不同？

連玲玲：我其實看到更多的是一個「延續中的斷裂」，一切變得更為密集和強烈。消費文化的發展，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如果我們從明末開始講的話，在中國，消費文化也同樣經歷了很漫長的變化。當然，這當中，會有一個轉折點。19世紀百貨公司出現，就是這樣一個轉折點。

第一財經：百貨公司從無到有，在中國發展了100年。現在，上海的百貨公司經營也面臨一些危機，著名的太平洋百貨有門店關閉，許多百貨公司被那種更大型的shopping mall取代。你怎麼看百貨公司現在的命運？

連玲玲：不光是上海，百貨公司在全球都越來越難經營。難經營的原因是，消費者有了更多渠道去購買物品，網購越來越多。百貨公司成本很高，網路的成本卻比較低。以前我看過一篇文章，談論的就是20世紀末百貨公司會不會消失。不過，我覺得目前還不至於如此。在大城市，百貨公司還是起到了定義城市文化和城市空間的作用。當然，對商人來說，百貨公司不能只是文化資本，它必須轉化為經濟資本才行。我是做歷史的，歷史學家不太願意預測未來，不知道將來它們會怎樣，至少現在的確是非常困難的。

女性被物化的趨勢越來越強

第一財經：你書中「消費的性別標籤」這部分內容尤其精彩。這是不是你開始寫這本書時就早已經關注的問題？

連玲玲：我博士論文寫的就是性別問題，關於上海的職業婦女。那時候，我已經開始關注百貨公司的女店員。開始寫這本書之後，我才更多地關注到了百貨公司與性別的關係。所以，我就打定主意，在這本書里，一定要寫一章關於女性的問題。

第一財經：由永安公司創辦的《永安月刊》是影響力比較大的雜誌。當時，關於裸體寫生到底是「淫」還是「美」，社會上有很多爭論。雜誌邀請藝術家黃覺寺寫的文章，把「美」與「解放身體」聯繫在了一起，號召女性顯露身體。他甚至把身體解放和「國運」掛鉤：「她們為了恥羞，為了禮教，把胸前最美和健康之門關閉著，窒息著，整個的民族因此消沉，整個國運，為之積弱不振。」從這個角度看，消費文化是否在當時就已經成為兩性平等和性解放的推動力？

連玲玲：消費文化一開始並不是將男女平等作為目標。但是，為了讓女性成為消費者，能夠更多地消費，就需要讓她們有自主權。並不是消費文化能夠達成男女平等，而是它能夠推動社會向那個方向靠攏一點。商業文化往這個方向去走，其實是鼓勵消費。

第一財經：百貨公司女店員是當時很受矚目的人物，出現了「康克令小姐」（永安公司文具部門銷售康克令牌鋼筆的店員）「水仙花皇后」「襪子皇后」「奶包西施」這樣的稱號。她們學歷高，漂亮，又拋頭露面，很吸引男性顧客，也成了小報追逐的對象。左拉和張愛玲都曾在小說中寫到女店員的戀愛故事。當時的百貨公司，是否也為女店員提供了尋找情人的場合？

連玲玲：的確是有這樣的現象。永安公司有「康克令小姐」，她們結婚、懷孕，都會被當做新聞來炒作。店員和男客人結婚的例子應該是有，但要新聞報道，我們才能知道。永安公司有一位「康克令小姐」就和男店員結婚了，但最終結局不是太好，婚姻沒有維持下去。

第一財經：當時的女店員在整個社會處於怎樣的階層？

連玲玲：四大公司是特別的地方，他們對女店員的要求高一點，基本上要高小和初中水平。如果當時一般的店員，不是這樣的要求。但是四大公司接待的主要是中上階層的客人，所以1930年代，還是有考試的，考試科目就包括語言。當時，並不是所有女性都會說普通話。四大公司都是廣東老闆開的，他們聘用的店員也是以廣東人為主。在公司里，很多人都說廣東話，但也要會說普通話和英文。這是錄用考試中就有要求的。

第一財經：我們印象中店員可能都是上海人，操著一口上海話，但其實很多是廣東人。

連玲玲：廣東幫是上海的一個很重要的商幫。當時，上海的移民是以男性為主。我現在有印象的那些廣東女店員，是跟著父親一起來上海的，算是第二代的移民。

第一財經：百貨公司女店員在社會輿論中是一個怎樣的形象？

連玲玲：店員還是處在中層。但和一般女職員不同的是，店員要應付各種各樣的客人。當女店員還不是那麼多的時候，她們本身就已經被商品化了。我在書里也寫到，當時很多男性客人專門跑到店裡去和女店員搭訕。所以，女店員這樣的工作，在某些守舊保守的家長眼中，肯定不是特別好的工作，是一個比較次等的工作選擇。

第一財經：你有一個很重要的判斷，消費文化消弭了國族和階層的界限，但強化了性別權力的運作。那麼，100年來，這種趨勢是減弱了，還是加強了？

連玲玲：一方面，女性是消費者，另一方面，她們也是職員。如果要和現在作比較，可以說，女性作為消費者，數量更多了，她們的自主意識越來越強。女性作為職業者，人數也越來越多。所以，在整個消費文化里，女性的聲音和自主性都越來越強。

但同時，女性被物化的趨勢越來越強。女性被商家視為促銷的對象，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而當女性被貼上了消費者的標籤，其中的意義又是隨著時間變化而不同的。現在，我們不會認為消費是負面的，但是民國時期，女性作為消費者的形象，卻不是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