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爆紅，解鎖「現實主義」的正確打開方式

中國電影迎來了一部現實主義佳作。《我不是葯神》於7月5日凌晨起正式在全國上映，但在此前的大範圍點映中，這部影片已經收穫了爆棚的票房和口碑。其市場表現超出主創團隊的預期，也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

在影視界一片架空歷史、脫離現實、玄幻穿越的風潮中，《我不是葯神》的脫穎而出，很自然被人貼上一枚「現實主義」的標籤，也成為相關話題討論的核心聚焦點。這當然沒有錯，但如果只是片面強調它現實主義題材這一點的話，可能反而會忽略掉它的藝術價值。好的藝術當然來源於生活，但更要高於生活。藝術有其內在規律，它不是對生活的簡單再現，而是以藝術化的語言和手段，建構、重塑和闡釋我們的日常生活，為它增加人文的溫度和思想的深度，拓寬、挖掘人類精神世界的廣度和深度，進而賦予生活新的價值。

《我不是葯神》取材於社會真實事件，故事情節也沒有什麼腦洞大開的「無巧不成書」。但到了電影這裡，之所以能讓那麼多人淚灑影院，引發那麼大的社會討論，就是因為現實題材經過電影藝術語言和藝術手段的創作之後，以情感打動人心，以提問引發思考，以法、理、情的多重困境，甚至是難以化解的倫理悖論，觸發人們討論甚至爭論的熱情。藝術的獨特魅力和功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無奇，實則靜水流深，它在不動聲色之間處處暗流洶湧、震撼人心。因為，人類生活常常置身於困境之中，困境推動著人性的展開，成就藝術作品的戲劇和情感張力。當然，戲劇的張力未必就要來源於善惡的衝突對決，最耐人尋味的悲劇往往反而是善的衝突。事實上，在《我不是葯神》里，我們很難找到反派，也找不到反面的邪惡勢力。現代藥品的研發需要巨額資金的投入，而且研發周期長，科研和市場方面的風險都極大，需要高額的市場定價、嚴密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保護，才能保證藥品企業研發和經營的可持續性，更好幫助人類克服更多的疾病和傷痛。當現代醫藥面臨的這一困境落實到普通患者個人身上時，倫理悖論就更加尖銳激烈。

在影片《我不是葯神》里，青年演員王傳君飾演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呂受益是一個毫不起眼的普通市民，過著卑微而懦弱的生活。然而，當電影的鏡頭聚焦在他的身上，透過那些平凡、瑣碎、不足掛齒的生活細節，觀影者情感的觸角，早已被深深捲入影像之下洶湧澎湃的波瀾。他甚至沒有一處過激、張揚的表演，沒有所謂的戲劇高潮，但在永遠的謙遜卑微里，卻讓人「於無聲處聽驚雷」，感受到巨大的情感張力。面對這個年輕生命留下的黑白遺像，那種來自命運的重擊，怎能不讓人唏噓惋惜、潸然落淚。

影片中的幾個主要角色各自陷於自己的人生困境之中，承擔各自命運的重量。這裡有疾病傷痛，有中年危機，有公平正義，有家庭倫理，當然也有幸福和歡笑。它們交織共振，譜成了一部社會和生活的交響曲。而且，每位個體都成為一個輻射源，往外一層一層輻射，對人性、命運、家庭、社會、法律和制度提出一系列追問，在充沛豐富的情感之外，增添了冷峻的思想深度。

文藝作品要講好中國故事，必然呼喚現實主義傳統的回歸。《我不是葯神》為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創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那就是要講中國故事，更要藝術地講好中國故事。在這部影片中，儘管上海的街景，偶爾一兩句上海話的俏皮對白讓我們倍感親切，取材於社會新聞的故事原型也讓人倍感接地氣，但真正打動情感、震撼人心的，還是它所蘊含的情感力量、人文溫度和思想深度。這部影片的爆紅，也許會引發一輪現實主義電影創作的勃興，但願在後來者的創作里，並不是只有對「真實」的再現，而忘記了文化藝術的真正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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