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術之「武」是什麼？「尚武」是什麼？
本文作者/唐才良先生
一，武術是什麼？
武術之「武」是什麼？「尚武」又是什麼？如果不把「武」搞清楚，又怎麼去談「尚武精神」？
在許多習武者心中「武」就是打，「武術」就是「打人的技術」。尤其是去年徐雷約架後，網上幾乎一邊倒的認為：武術就是「打」，就是一門「一擊必殺」的技術，甚至有人直截了當地說：「武術就是殺人術」，好像我們的尚武精神就是要提倡能打能殺的精神，武術彷彿又回到了飲血茹毛的時代。有位職業武術工作者說：「我只關心技術，想法把功夫練出來，其它什麼我都不感興趣」。如果只關心「術」，而不關心「武」，那是典型的「唯技擊論」者。至於為什麼要武？怎樣去武？如果都不想去知道，又怎樣能懂得尚武精神呢？
把武術單純當作是打、格鬥或技擊，那與動物並無二樣。筆者曾看到過兩隻袋鼠格鬥的視頻，袋鼠的一招一式居然打得有模有樣，拳打腳踢很有章法，其觀賞性遠比吳公儀pk陳克夫好看多了；還有一段兩猩猩「MMA」的視頻，牠倆廝打的時候卻不比人野蠻。所以說武就是打鬥，那麼這些動物夠武術的了。
人類從原始野蠻逐漸開化進入文明，武術同樣在文明中進化，開化的過程就是文化的過程。武術的打鬥必然受文明的影響，文明決定了武術為什麼要打鬥和怎麼去打鬥。「為什麼」是哲學思考，武術有了為什麼，就從單純的、原始本能的打鬥技擊，上升為文化，成為一門學問。因此，在人類社會中，武術實際上是武學，並不是一門單純的技術。比如古人認為：拔劍而起，挺身而斗者，只是匹夫之勇，說明「武」還應包含著武德與人的精神內涵。我們現在武術界的種種毛病，都是在術的層面上糾纏，而沒有看到武的文化與精神，正在深深影響著武術。
二，傳統的尚武精神
關於中國民族之武，梁啟超說：新史氏曰「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司馬遷，良史也，其論列五方民俗，曰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中山地薄人眾，民俗懁急，丈夫相聚遊戲慷慨悲歌；…… 由此觀之，環大河南北所謂我族之根據地，安所往而非右武之天性所磅礴乎？夫形成社會之性質，個人也，而鑄造個人之性質者，又社會也，故人性恆緣夫社會周遭之種種普通現象特別現象而隨以轉移。」
「我民族所以以武聞於天下也。抑推原所自始，則由外族間接以磨礪而造成之者，功最多焉。……其始皆緣與他族雜處，日相壓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厲，無以圖存，自不得不取軍國主義，以尚武為精神。其始不過自保之謀，其後乃養成進取之力，諸霸國之起原，皆賴是也。」 這說明武術之武，以及尚武之風是隨社會的種種因素形成或轉移的。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民族的尚武精神，梁先生列舉的大致有十八端，「一曰，常以國家名譽為重，有損於國家名譽者，刻不能忍；一曰，國際交涉，有損於國家權利者，以死生爭之，不畏強御；一曰，苟殺其身而有益於國家者，必趨死無吝無畏；一曰，已身之名譽，成為他人所侵損輕蔑，則刻刻不能忍，然不肯為短見之裁，不肯文懷忿之報復，務死於國事，以恢復武士之譽；一曰，對於所尊長，常忠實服從，雖然，苟有舉動有損於國家大計或名譽者，雖出自尊長，亦長抗責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後，亦不肯自寬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一曰，有罪不逃刑；一曰，居是職也，必忠其職，常犧牲其身乃至先生其一切所愛以殉職；一曰，受人之恩者，以死報之；一曰，朋友有急難以相托者，常犧牲其身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一曰，他人之急難，雖或與於我，無求於我，然認為大義所在，大局所關者，則亦銳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一曰，與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密，助其事之成立者，必趨死無吝無畏；一曰，死不累他人；一曰，死以成人之名；一曰，戰敗，寧死不為俘；一曰，其所尊親者死，則與俱死；一曰，其所遇之地位，若進退維谷，不能兩全者，則擇其尤合於義者為之，然事過之後必以身殉，以明其不得已；一曰，其初志在必死以圖一事在者，至事過境遷以後，無論其事成或不成，而必無負其志；一曰，一舉一動，務使可以為萬世法則，毋令後人誤學我以滋流弊」。 梁先生說：「其餘諸美德，尚不可悉數。要而論之，則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是即我先民腦識中最高尚純粹之理想，而當時社會上普通之習性也。」他強調突出了以國家名譽為重，捨身為國，重道德集體而輕個人小我的內涵，這樣的武才是「我先民之武德，足為子孫模範」。
以上是梁啟超先生總結的中華民族最古老的尚武精神，也是中國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部分。可惜這些傳統文化，我們知道多少？又繼承了多少？
三，梁啟超論尚武精神
當然，我們有過傳統的尚武精神，後來卻淡薄了，因為武的概念隨時代社會的變遷而轉移。「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天性也，此第二天性，誰造之，曰時勢造之，地勢造之，人力造之。」梁啟超認為：「嗚呼，我民族武德之斵喪，則自統一專制政體之行始矣。統一專制政體，務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獨強，然後志乃得逞，故曰，一人為剛，萬夫為柔，此必至之符也，作俑者為秦始皇。」「至是，而尚武精神，澌滅以盡矣。太史公傷之曰：自是之後，問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以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而奄奄極於今日」，「黃帝以來遺傳之武德，既已消磨，而我族之對外，始不競矣」。
梁先生所處的時代，1840年，爆發了英國的對華侵略的鴉片戰爭，清政府被迫簽署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之後，再簽署了《虎門條約》。列強也要挾清政府簽訂簽訂了《望廈條約》《黃浦條約》，葡萄牙乘機奪走了澳門，沙俄則加緊對我國東北與西北邊疆的侵略擴張活動。1856年，列強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又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1885年，簽訂了《中法條約》。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李鴻章在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面臨著瓜分豆剖亡國滅種的嚴峻危機。當此內憂外患加劇，中華民族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包括梁啟超在內的一些有識之士，不僅看到洋務派與洋務運動的主要弊端，對於傳統的封建制度，也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於是發起了維新變法運動，希望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的制度。維新變法失敗後，北方又暴發義和團事變，八國聯軍攻陷北京，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奧、西、比、荷十一個國家，強迫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從梁啟超記事起，他耳聞目睹的，是政府孱弱如病夫，與外國簽署一個接一個恥辱的賣國條約：國家主權一步步喪失；領土被蠶食鯨吞；洋人在中國耀武揚威。對於中華民族的屈辱與苦難，他感同身受，有著切膚之痛。他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國家「所以強者不在兵」，洋務運動的「不師其所以強，而欲師其所強，是由欲前而卻行也」（《變法通議》）。
梁啟超深感一國之民「改造民族精神的重要」,主張用武德改造民族精神以挽救民族國家命運，這也是民國社會精英們一致的呼聲。如梁啟超在《中國之武士道》自序里所說：「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梁啟超用事實反駁說「嗚呼，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認為，中華民族從黃帝以來，就以武德相傳，三千年間，莫武於我族，是以能夠成為大陸之主人。三代以往不論，從有正史記載以來，四五百年間，稟有武德，卓犖其大，有價值之人，總結他們身上所體現的武德，宣揚「我先民之武德，足為子孫模範」的人物事迹，用來服務其新一國之民、改造整個民族精神的宏旨，也有了更強的仿效學習價值。他強調突出了他們以國家名譽為重，捨身為國，重道德集體而輕個人小我的內涵。「要而論之，則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諾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是即我先民腦識中最高尚純粹之理想，而當時社會上普通之習性也。」 梁啟超清醒地看到了正在蒙受異族欺侮的中華民族，國遠衰微的內在癥結——民族精神的孱弱。如何振奮國民精神，奮起禦侮，拯救我華夏於水火之中，梁氏苦苦尋覓，終於找到了以為可行的道：尚武之道。
梁啟超的總結的尚武精神，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時過境遷，他所倡導的武德，自然會有它時代的局限性。然而，其中如愛國家、重道義、重名譽、重友情、講誠信，這些思想，就是放置今天，也仍然為不貳的真理。至於梁啟超所張揚的剛健勇武人格，在我們呼喚重鑄民族精神的當下，其現實意義更自不待言。
四，民國精英提倡尚武精神
二次鴉片戰爭後的社會大變局中，清政府在「自強」、「求富」的名義下編練新式海陸軍，建立軍事學堂，使近代體育的某些內容傳入中國。1862年，湘軍水師中，改習洋槍、洋炮，傳統的騎射、弓、刀等武藝雖未完全放棄，但已開始失去其原有的重要地位。1903年，清政府下令全面淘汰綠營，推行新式陸軍制度。根據《奏定學堂章程》規定，無論大、中、小學的體操課均「宜以兵式體操為主」。在1906年的《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明確公布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所謂「尚武」就是「凡中小學堂教科書，必寓軍國民主義」並體操一科，使「幼稚者以遊戲、體育發育其身體，稍長者以兵式體操嚴整其紀律」。 清末的尚武要求就是軍國民主義，具體即「發育其身體」、「嚴整其紀律」，自強自立。
鑒於國勢的危急，戰禍的激烈，各界人士認識到萎靡的精神，荏弱的身體，是不能抵禦強敵的。於是，提倡體育實施體育之聲日高，國民體育之風蒸蒸日上。而以武術為代表的傳統體育也備受關注，一時間全國上下形成了習武以救國的觀點。上層人士也紛紛投身於「國術」的宣揚，給中國武術帶來了復興的機會。但是武術不能再強調提高個人搏擊技術，用血肉之軀去對抗洋槍火炮，而是要借體育與中國武術去強健國民體魄，改造四萬萬國民羸弱的體質和孱弱的意志，「強健活潑之體格」，「身強種強，種強而國強」。民國人士進而提出「強種強國」口號，使尚武精神精神更具歷史使命感。中國武術也被提高到「國術」的高度，提倡尚武精神，又把武術稱為「國魂」。
1919年，精武體育會在上海舉行成立十周年紀念活動時，孫中山先生親自題贈匾額，書寫了「尚武精神」四個大字，尚武精神就是民族的精神象徵。同年4月，民國教育部提出教育宗旨是；「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
1929年，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面對中日必有一戰的形勢，為強化國民的尚武意識，南京國民政府通令頒行嚴密的訓育制度，規定「在高中以上實行嚴格的軍事訓練和軍事管理，在初中和小學進行童子軍訓練」。這一時期，武術的社會地位有很大提高，南京成立了中央國術館，全國各地也相繼建立國術館。武術的技擊得到了相對的重視，但對大眾而言，武術的任務仍然是強健國民體魄，即提高國民的體質、意志和愛國精神，真正的戰鬥力仍是人的因素。
田鎮峰《太極拳講義》序說，總理有云：「欲恢復我民族之地位，須先恢復我民族固有之『精神』、『道德』與『智能』」。孫中山感慨「革命無武力不足成，而武力又賴於國民有強健體魄。」
民國山東國術館的《太極拳講義》序：「吾國拳術，由來尚矣！……漢唐而後，多重文藝而輕武術，致斯道之流傳，入於釋道內外家之徒。習之者非江湖鬻技，即綠林盜寇。間有一二士夫，精斯藝者，又常挾秘訣以自重，不肯輕易傳人。斯術之消沉，幾如廣陵散，而民氣日衰，民體日弱，說者謂：漢世家法，不克靖黃巾之亂；宋世性理，無以御蒙古之侵。馴至今日，東亞病夫之名，為世業詬。噫！其言豈過當哉！」我們國術館既擔負著強種救國的使命，懷著全民眾均國術化的希冀，提倡尚武精神。
《中國武士道》蔣序：「要之，所重乎武俠者，為大俠毋為小俠，為公俠毋為私俠。」「急國家之難，大抵其道在重於赴公義，而關係一身一家私恩私怨之報復者蓋鮮焉。此真俠之至大，純而無私，公而不偏，而可為千古任俠者之模範焉」。 楊度在序中說：「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貴者，貴其能輕死尚俠，以謀國家社會之福利也。」「故人類與禽獸之界，不以體魄之構造分之，而以精神作用分之可，一言以判焉，曰：精神戰勝體魄者為人類，體魄戰勝精神者為禽獸而已矣。」「夫今日之世界，為古人之精神所創造，將來之世界，又必為今人之精神所創造者，此人類進化之道，純特持此以為之元素者也。仁者之精神，恆以普濟眾生為其畢生之義務，其身雖死，而其精神已宏被於當世與後來之社會」。仁者精神就是主義與信仰也。
教育家張一吝認為，「若以今全國男子二萬萬例之，則吾國當有勝兵之男子千萬矣。日俄之戰，論者以日之勝俄，歸功於柔道。柔道者，即吾技擊相傳之一。故吾不欲自衛則已，苟欲自衛，則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中，尤以體育為最要。民國成立，識時之士，漸知拳術之為國魂」。
王新午《太極拳闡宗》李序：「曠觀古今扶危濟困、雪恥復仇、驚天地泣鬼神之偉大事業，每出於豪傑之一流。誠以藝高則肚壯，身健則氣充，一遇不平，則俠肝義膽、忠勇之念，不覺油然而生，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值此國難嚴重、人心澆薄之時，正宜扶持正氣，挽救頹風，砥礪獻身殉國之精神，養成成仁取義之信念，則其收效之宏，當不只健種強身已也。」
民國人士主張用武德改造民族精神以挽救民族國家命運，雖然隨時代變遷而有轉移，民國人所提倡尚武精神，就是放置今天，仍然為不貳的真理。
武是什麼，從熱兵器的大規模使用，尤其在義和團事變以後，社會有識之士、知識精英，他們對武術的要求不再是單純的打鬥，匹夫之勇，而是轉向「內強其身，外防侮辱」，尤其是強健國民的體魄，恢復民族的尚武精神，是武的首要功能。武否定個人的爭強斗勇，梁啟超指出：秦人並非匹夫之勇敢，「秦人勇於公仇而怯於私鬥」，所以尚武並不是崇尚武力，而是崇尚民族的氣節，提倡為國家為人民事業的忠與勇。真正的「尚武」精神，是一種深深紮根於理性潛層的無私無畏、大智大勇。
五，太極拳與尚武精神
去年徐曉冬臟口大罵中國傳統武術，在中國武術界颳了一陣陰風；還有個陳國鎖（自號清玄散人）2013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太極拳沿革考》，更是把太極拳誣衊為：「旁門斜道」「缺陷性遺傳的變態屬性」「迂腐與愚昧」「毫無武術意義的太極拳」「本應該進入垃圾堆里的東西」「愚弄了諸多的無知痴迷者」「這種把無知當精華，把錯誤當國粹、把垃圾當精品的趨勢形式，不僅是武術界與傳統中國武術文化上的恥辱，更是傳統中國五千年文明上的恥辱。」「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實在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悲哀，實在也是中華民族歷史的悲哀，也更是傳統武術的悲哀。」「這種愚昧無知的恥辱，卻在極力吹捧的包裝下，被美化的無與倫比，風行於世界各地。」有人對此評論說：「沒文化的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陳國鎖肆無忌憚詆毀了中國武術、誣衊太極拳，是在挑戰中國民族的尚武精神，真是無恥與可惡！
太極拳是不是國粹，是不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是不是把垃圾當作精品愚弄民眾？是不是「武術界與傳統中國武術文化上的恥辱，更是傳統中國五千年文明上的恥辱？」這種無知愚蠢的問題不值得筆者來批駁，我們可以先看看那些有識之士、社會精英是怎麼推崇太極拳的。
首先看楊澄甫先生是怎樣認識太極拳的：「以為是一人敵，項籍所不屑學者，余他日當學萬人敵」，「吾之習此而教人者，非以敵人，乃以衛身，非以用世，乃以救國」，「然則救國之道，自當以救弱為急務，舍此不圖，抑末矣。余自幼即以救弱為己任。」楊公認為太極拳非以敵人，更不是個人打打殺殺稱英豪，而是以救弱為己任，使國民強健體魄，乃以救國。楊公澄甫高山仰止，陳國鎖之流則卑鄙渺小。
宋史元著《太極蘊真》，楊森序：「言次每以國民積弱受異族侵凌為恥，抱發揚國術振我民族尚武精神之志，……要皆以鍛煉體魄制敵禦侮為主旨，然欲求其固精神培元氣，則首推武當之太極拳一術，以其柔內蓄剛不傷元氣。我民族尚武精神實利賴之」。
姜春霆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苟能時加修養，自強不息，則身強種強，種強而國強矣，一洗東亞病夫之誚，凡今之人其誰敢侮予。故欲強健民族，首須提倡拳術；而拳術中養氣之最善者，莫如太極，其動作純任自然，進退虛實，剛柔分明，善能調養中和之氣。
信祥生序：「國家之興衰繫於國民體格之強弱，體格之強弱由於各個民族之鍛煉不鍛煉耳。如日加操練，精心圖強，則國家一變而成富強，否則任意摧殘，日趨昏弱，而國家可能一轉而成貧弱，故國民體格之強弱與國家之前途實有莫大之關係。……新國民即負有建國之任務，須有強健振拔之體魄，故曰：『健全之事業，寓於健全之體格』，即雲身體為事業之根本。欲求根深蒂固，必須注意強身之術。其術惟何？即我國操演簡便收效最多之固有國粹太極拳術。」
王新午《太極拳闡宗》樊序：「太極拳法，乃身心兼修之武術，為國術之最上乘。國人苟能循此潛修，自強不息，以養成強健之身心，洗東亞病夫之誚。夫然後以之持身，則仁而明；以之為國，則忠而勇；以之生產建設，則文明而進步，方將舉先聖仁民愛物之大道，發揚于于世界，豈僅以摧彼強敵已耶。」
蔡元培為太極拳題詞：「可以禦侮，可以衛生，以此百利而無一害之國粹，為四百兆同胞之典型」。「傅增湘題「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以及許多名人題：「國術精神」，「自強不息」，「民眾精神「等等。還有不少國家級領導題詞：「鍛煉身心」「太極拳好！」等。
囿於篇幅不多抄錄了，從摘錄的這幾段文字中，足可以看出：發揚國術振我民族尚武精神之志，要皆以鍛煉體魄制敵禦侮為主旨，則首推武當之太極拳一術，我民族尚武精神實利賴之；自強不息，則身強種強，種強而國強，欲強健民族，首須提倡拳術；而拳術中養氣之最善者，莫如太極；「負有建國之任務，須有強健振拔之體魄，健全之事業，寓於健全之體格」，「以之為國，則忠而勇；以之生產建設，則文明而進步」，因此，太極拳不僅是強健體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拳術，又是將舉先聖仁民愛物之大道，發揚于于世界的民族精神。一百多年來，太極拳好！是強健我們民族尚武精神的寄託，也是造福於人類的希望。
唐才良先生拳架
六，結束語
清末民初的社會大變局，促使「武」的理念又一次轉移，尚武精神正在被喚醒，因此，武術的「術」，從古人的搏殺的技術，隨著「武」的理念逐漸向強種強國的宗旨轉移，一些原本以搏殺為宗旨的技術和拳種，逐漸被淘汰，而有一些傳統的技擊技術，作為文化也在適應時代，服務於「內強其身，外防侮辱」的社會需要。而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為了社會穩定，因噎廢食地把武術的「術」廢棄了，把「武」的理念閹割，文化沒了，「強健體魄」就變為單純的「養生、表演」，使武術淪為體操、舞蹈。但是現在有些人矯枉過正地叫嚷恢復武術的搏殺功能，將爭強斗勇作為新時代的尚武精神，這使人很迷惑。
武術之「武」的理念與「術」的技術，是隨時代變化而轉移的。愛因斯坦說：「我不知第三次世界大戰用什麼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用的武器是石頭。」如果真的到了用石頭、棍棒作武器的時候，武術的武與術必然又會發生變化，武術又會回到遠古時代。但我們不要忘了武術的歷史，它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只有了解武術的昨天，才能理解武術的今天，預知武術的明天。今天，雖然國人的健康指數仍不容樂觀，還沒有真正達到「強種」，但國強了，錢多了，武術的武是否又要轉移？尚武精神是否需要重新評估？武術是否會服務於商業與娛樂？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在大的歷史視角中去思考。
總之，新時代的武術，從總體上講，它不再追求搏殺的技巧與功夫，而是使國民強健體魄的手段，更是民族精神的寄託。尚武精神，以國家名譽為重，捨身為國，重道德集體而輕個人小我的精神；以及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諾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的道德價值觀；頌揚愛國、重道義、重朋友、講誠信的信仰，自強不息的進取之力，是中華優秀的文化傳統，放置今天，仍然為不貳的真理，永遠值得我們去繼承與發揚光大。
所以，武術的武、與尚武精神的文化是我們必須繼承發揚的，而武術的技術，其搏殺的技巧必然受文化影響、接受時代的選擇，該留的留，本該淘汰的誰也阻擋不了。
作者簡介
唐才良，1944年生於上海浦東，大專文化。曾從事金融理論研究、銀行業務管理以及教育培訓等工作。
1956年，學八段錦，及初級拳技。1962年，由家父指導學太極拳。1975-1976年間，兩次參加縣體委舉辦的太極拳培訓。1981年，向傅鍾文老師學傳統85式太極拳。 2011年，經著名太極拳活動家翟金錄引薦，拜楊澄甫之子楊振國為師，專心研究楊氏太極拳。
現受聘為北京科技出版社《武談》上海研修中心顧問；上海閔行區武協顧問。
本人熱愛太極拳，求真務實，常對太極拳史發表評論，在《中華武術》《武魂》《搏擊》《武當》等報刊雜誌發表了一百多篇太極拳論文。其中一些文章得到雜誌主編的好評，並設專欄介紹，被編輯稱作為「武術文化研究者」。出版《顧留馨日記——太極拳史解密二編》上下冊；《許禹生武學輯注》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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