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經驗分享：什麼樣的學術成果對政策制定最有用？

什麼樣的學術研究能給政策制定者提供真正的參考？如何評估一項學術研究的政策參考價值？面對這些問題，6月26日，華盛頓特區智庫新美國舉辦主題為「首都環線與象牙塔：彌合差距」的研討會。與會學者就政策制定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之間的差距問題展開討論，並重點探討了如何促進二者之間的有效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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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對政策制定者「有用」

美國威廉瑪麗學院教授蘇珊·彼得森（Susan Peterson）說，作為一名國際關係學者，總是希望開展對政策制定者有用的研究。但一項學術研究是否具有政策參考價值，其檢驗標準是政策制定者是否認為該研究對自己有用。2017年，美國聖母大學國際安全研究中心（NDISC）和威廉瑪麗學院教學、研究與國際政策（TRIP）項目聯合展開了一項調查，請1993—2016年在美國政府中任職、級別在助理主任及以上的3568名政策制定者評價各種社科研究方法和成果對他們日常工作的用處。這些受訪者來自國家安全、國際貿易、發展三大領域。共有536人完成了調查，其中75%為男性，平均年齡為60歲。

對於調查的第一個問題「你在工作中參考社科研究論據和結論的頻率如何」，所有受訪者中有26%回答「每天參考」，有48%回答「每周參考幾次」；參考社科研究最頻繁的是國際貿易政策制定者，他們中有52%「每天參考」，最不頻繁的是國家安全政策制定者，只有21%「每天參考」，「從不參考」的人的比例也是三個領域中最高的。對於「社科研究論據和結論在哪些方面為你的工作提供參考」，回答「社科研究為我的工作提供了理論背景」的受訪者比例最高，在國家安全領域接近80%，在國際貿易領域、發展領域均接近60%；回答「我在工作中直接應用社科研究成果」的受訪者在國際貿易領域、發展領域均接近40%，在國家安全領域則低於20%。研究人員還詢問了不同社科研究方法對政策制定者的參考價值，三個領域的受訪者都表示「政策分析」最有用，其次是「現代案例研究」「歷史案例研究」「領域研究/民族志研究」，「形式模型」和「理論分析」則用處較小。值得注意的是，75%的受訪者表示「定量分析」對他們非常/比較有用，這反駁了「定量分析對政策制定者用處不大」的觀點。不過，這些人中，來自國家安全領域的人少於國際貿易和發展領域。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哪些因素妨礙了政策制定者參考社科研究」，許多人認為社科研究的本質導致其政策參考性不強，而此次調查發現，雖然政策制定者也抱有這種想法，但妨礙他們參考社科研究的最大障礙是「時間不足」，其次是「學術研究過於抽象」「學術研究不夠及時」，此外還有「學術研究過於聚焦於學術圈內」「學術研究過多地使用專業術語」「學術研究獲取不便」等。同樣，表示「學術研究過多地使用定量分析」是一個非常大/較大障礙的受訪者比例最低（29%），但其中來自國家安全領域的人多於另外兩個領域。

既然政策制定者能夠獲取社科研究成果且定期參考這些研究，那麼社科研究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如何？彼得森等人請受訪者回答了一個假設性問題：如果你得知國際關係學者中有X%得出「Y政策將對美國有利」的結論，你對Y政策的支持度會上升、下降還是不受影響？受訪者被隨機分為3組，他們看到的X%分別為52%、74%、93%。結果顯示，學者意見對政策制定者有積極影響：認為Y政策有利的學者略多時（X=52），27%的受訪者對Y政策的支持度上升；認為Y政策有利的學者占絕大多數時（X=93），77%的受訪者對Y政策的支持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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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對應用研究重視不足

據聖母大學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邁克爾·C.德施（Michael C. Desch）介紹，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政策導向的政治學研究式微，理論化的研究日趨佔據主導地位。

TRIP項目針對國際關係學科期刊進行的一項調查也顯示，20世紀80年代至2015年，提出政策建議的論文佔比持續降低，採用定量或形式分析方法的論文佔比持續上升。根據TRIP項目的另一項調查，過去十幾年裡，國際關係學者中，從事應用研究的人佔比基本維持在30%—35%，約2/3的人將重點放在基礎研究上。在NDISC與TRIP項目針對國際事務專業學院協會（APSIA）成員學院院長和排名前50的政治學系系主任進行的一項調查中，50%以上的系主任認為沒有明確提出政策建議的基礎研究也具有政策參考價值，但持此看法的院長不足40%。可以說，院長們的觀點可能與政策制定者更接近，他們是學術圈與政策圈橋樑之間的關鍵點。

德施對記者說，長期以來，學術人員對基礎研究的重視超過應用研究，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均如此，而政策制定者更關注應用研究，這也是造成政策制定與學術研究之間差距的一個因素。

德施和美國貝勒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彼得·坎貝爾（Peter Campbell）在一項新研究中，收集了2004名政治學系學者的職業活動數據，然後根據35個指標來評估這些政治學者的學術和政策影響力。這些學者均來自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NRC）評估出的排名前52位的美國高校。在政策影響力方面，坎貝爾和德施分析了上述學者在非同行評審的政策研究雜誌上發表文章的情況，如《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國家》（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他們在國會作證的頻率；接受媒體採訪、在報紙雜誌上發文或其研究被報紙雜誌引用的頻率；短期離開學術圈參加政策實踐項目的頻率，如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的國際事務研究項目。

這項調查顯示，高校政治學系的NRC排名更多地與學校整體聲譽而非該系的學術或政策影響力相關，NRC排名名列前茅的政治學系學者並不是參與政策討論最多的，這一點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擔憂。例如，NRC排名第2位的哈佛大學政治學系學者在非同行評審的政策研究雜誌發文情況排名第20位，在國會作證的頻率排名接近第30位，參加政策實踐項目的頻率排名處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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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利用新媒體發布專業觀點

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保羅·C.埃維（Paul C. Avey）等人考察了新媒體在縮小差距方面的作用。他們認為，新媒體在這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如篇幅較短、語言簡明、即時性強。因此，政治學界目前推崇的一種模式是，學者在撰寫學術論文和著作的基礎上，以簡要易懂的方式概括這些研究成果，並通過新媒體傳播推廣，同時基於自己的專業知識，對當前緊迫的政策議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為了解這一模式的有效性，埃維等人2017年針對5個新媒體平台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國家安全、國際貿易、發展三大領域的政策制定者中，有至少50%以上每月訪問幾次這些平台。

但受訪者認為，博客及其他僅限於網路的新聞來源的重要性，顯著低於其他傳統形式的信息來源，如智庫報告、政策雜誌上的文章、兼有紙質和在線版本的報紙雜誌。而且，純網路新聞來源在受訪者眼中的重要性也低於學術期刊上的文章，這說明學術界「用博客來解決政策制定者不讀學術期刊的問題」的思路是有問題的。至於為何要訪問上述平台，絕大部分受訪者表示是將其作為「補充性新聞來源」，而不是尋求「對於當下問題的政策建議」或「對學術研究的簡介和概括」。這意味著學者不應認為我寫了書、發了博文，我的研究就有了政策參考價值，而是要把握時機，在出現「新聞點」或政策圈熱議自己研究的課題時，及時在新媒體平台上發布內容。

此外，與智庫、學術團體有關聯或有大量政策圈內人士供稿的政策分析評論網站的訪問量最高，如由美國外交政策協會創辦的「外交政策博客」，由法律戰研究所與布魯金斯學會合辦的「法律戰」網站，撰稿人中有許多前美國政府和軍隊官員的「岩石上的戰爭」網站；相反，內容和撰稿人以純學術背景為主的網站訪問量較低。

原標題：如何彌合政策制定與學術的差距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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