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的案發時間和Apple Watch講的不一樣!
大數據文摘出品
編譯:臻臻、倪倪、笪潔瓊、鄭璇真
一起表面看來是行竊殺人的案件,其實卻是死者親屬的親手策劃,而讓真相水落石出的,竟是一塊小小的智能手錶。如今,健身追蹤器和它們收集的數據已經成為了刑事調查的得力助手。
2016年9月,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57歲的默娜·尼爾森被發現死在她家中的洗衣房裡。據她的兒媳婦說,這是一起入室行竊殺人案。
但是,受害人手腕上的Apple Watch卻告訴警方,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
案發當晚的10點10分左右,一位鄰居發現了尼爾森家的異常,他發現默娜的兒媳婦卡洛琳·尼爾森被捆在家中,嘴上、手上都被綁上了膠帶。
鄰居打電話報了警,26歲的卡洛琳被帶到警察局錄口供。
根據卡洛琳的說法,這天晚上她婆婆默娜回家的時候,有一群男子開車跟著她。
其中一名男子和默娜發生了爭執,並在20分鐘的爭吵後給了默娜致命的一擊。但卡洛琳說自己並沒有聽到這一擊的聲響,因為當時她在廚房裡,而廚房的門關著。殺死默娜後,這群男子發現了卡洛琳,把她綁了起來,然後逃離了犯罪現場。
但檢察官並不相信卡洛琳的證詞,而判斷她其實組織並參與了這起殺人案。
檢察官做出的這個判斷源於一塊智能手錶。
案發當晚默娜·尼爾森戴著Apple Watch,這塊智能手錶整個晚上都在默默地測量並記錄她的運動和心率。根據這些數據,警察判斷出了她是什麼時候休克,又是何時失去意識的。
檢察官卡門·馬泰奧對ABC新聞的記者說,「死者是在晚上6:38左右就遭遇了襲擊,6:45左右去世的。」
也就是說,案發時間和卡洛琳被發現的時間相差了3個多小時。檢察官認為,這意味著,卡洛琳所說的死者和男子在洗衣房外爭執了20分鐘的故事很可能是假的。他還表示,3小時的時間用來清理和丟棄帶血的衣物已經足夠用了。
在20多年前,這些案件的時間起止線也許只能由目擊者的證詞說了算。但今天,我們身上穿戴的、家裡擺放的設備會對事件進行詳細的記錄,甚至包括每一個輕輕的敲擊,每邁出的一步,每一次心跳。
「這只是另外一個需要被下載和提取的文件系統,最終信息會和時間位置以及其他信息一起被放入表格中,」倫敦Compute Forensics公司的數字取證專家阿里斯泰爾·尤因說。
尤因非常擅長將不同的電話、應用程序、位置、心跳數據、IP地址、以及我們在科技產品中留下的無數細碎數據集中起來。
「我使用了一種技術將整部手機中的所有數據取出,然後製作一個時間表,」尤因解釋說,「那樣,你就可以看到如何提取日誌條目、網頁瀏覽信息等……然後,你就可以建立一個時間表並全面了解這個人干過些什麼。」
就連位置信息也可以從我們口袋中和手腕上的設備里泄露。
尤因向我講述了一起綁架案,當中照片的位置數據被用作對被告有利的證據,「這個所謂的受害者的電話被分析了,因為人們發現她拍攝的照片顯示的地點和她聲稱自己所在的地方不符。這些數據可以被剝離出來,放入Excel表格中,甚至被繪製在A3大小的紙上。你就可以約估出這個人去過哪裡。」
他補充道,「當你可以直擊要害地指出這個被指控在布賴頓(Brighton)做了某件事的人,其實是在(185英里以外的)謝菲爾德時,這就變成了一個非常有力的證據。」
智能設備描繪出的真相
默娜·尼爾森的謀殺案並不是第一個使用健身數據追蹤調查的案件。
2015年,理查德·達比特告訴警察,早上9點他回到康涅狄格州的家中時,發現一個蒙面男子潛入了自己家裡。後來他的妻子康妮回來了,他聽到康妮在轉鑰匙開門,尖叫著讓她快跑,但蒙面男子已經先動了手,開槍打死了她。
蒙面男子隨後將理查德綁在椅子上,用焊槍燒他。理查德拚命抵抗,在掙扎中將焊槍轉向了兇手,兇手被燒傷後逃跑了。理查德仍被綁著,他爬著上了樓,按了報警按鈕。
然而,康妮·達比特手腕上的Fitbit(一種運動手環)卻記錄了一個不同的時間表。
Fibit所記錄的康妮在家裡走動的步數,與理查德所描述的故事裡她應有的步數不一致。
偵探們利用這些數據,和郵件、電話、社交媒體使用情況以及車庫門的感測器相結合,認為康妮實際在家時間比她丈夫所陳述的時間要長——她在早上9:40-9:46之間還在Facebook上發布了照片,並且一直到早上10:05還有移動的記錄,直到她丈夫殺死了她。
達比特的案子,和尼爾森的案子一樣,都還在調查中,但是檢察官的論證已經表明了數據是怎樣通過一系列的設備傳播的,從筆記本電腦、健身追蹤器,到報警按鈕和車庫門,都可以用來描繪出一場謀殺案的真相。
長期以來,律師和偵探們利用線索製作犯罪的時間表,如今,科技所提供的海量數據記錄已經足以帶來全新的犯罪證據。
「隨著智能設備的普及,將設備中的數據提取出來,用作刑事調查或起訴,似乎已經不可避免。」溫徹斯特大學高級法律學家馬里恩·奧斯瓦德(Marion Oswald)說。
她說:「當然,在能夠顯示當時是誰在使用手機的情況下,憑藉智能手機的數據,嫌疑犯的身份和事發地點就不那麼有爭議了。而其他的問題,諸如Fitbit的數據究竟能證明什麼,可能並不是那麼顯而易見。」
正如奧斯瓦爾德指出的那樣,生物識別證據不能作為客觀事實。照片上的數據可能毋庸置疑,但受害者的心率與襲擊的時間之間的聯繫則需要人的解讀。 「有解讀就有爭議,而且這種爭議只會不斷增加,」她說。
另一方面,數據是可以被操縱的。
因為使用智能設備作為證據還是個新鮮事,所以犯罪分子可能由於手錶和手機的使用,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而措手不及。但隨著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我們可以預見犯罪分子也會因此變得越來越聰明。
「數據操縱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劍橋計算機實驗室高級研究員愛麗絲·哈欽斯(Alice Hutchings)說, 「犯罪者所在的現場,不需要專業技能知識,最簡單的操縱方法就是直接移動智能設備。這些設備測量的是運動,而不管它們在什麼地方。」
「爬樓梯」
有一樁涉及到數據解讀且備受矚目的案子今年即將結案。在這樁發生於德國拉登堡的案子中, 海珊·卡瓦里(Hussein Khavari)被起訴強姦和謀殺19歲的醫學院學生瑪利亞·拉登伯格(Maria Ladenburger),而他iPhone上的健康數據被用作了起訴的證據。
2016年10月,拉登伯格在從一個派對回家的路上遭到了襲擊,被強姦後淹死在了薩姆河。早上來慢跑的人發現了她的屍體,有關方面隨後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來尋找殺害她的兇手。
據德國世界報報道,卡瓦里iPhone上的健康應用程序記錄了他在謀殺當晚的幾次劇烈活動,其中包括程序認定為「爬樓梯」狀態的兩個活動高峰。
調查人員認為在相應的時間段內,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他將受害者的屍體往下拖到河岸上,扔到河裡,然後又爬了回去。
2018年3月,卡瓦里被判無期徒刑。案件結果表明,調查人員已能夠使用生物信息來辦案,但這並不意味著目擊證詞已無必要。據報道,弗賴堡警方對超過1400人進行了質詢,這也是警方第一次將健康數據和地理位置數據相關聯。這些表明,要將此類證據常規地用於辦理謀殺案件,還為時尚早。
東倫敦大學地理信息研究中心負責人艾倫·J·布里米康貝(Allan J. Brimicombe)表示:「我們的日常追蹤非常複雜,應用了多種技術,所需的專業投入和水準需求仍然相當高。我們把這種科學技術發展與警察特別是法院的能力之間存在的持久性的不匹配,稱為"知識不對稱"。」
當警察們必須同數十年的老電腦和積壓的大量案件打交道時,花費數個小時搜索智能手錶和智能家用電器的日誌信息看起來似乎是一種浪費,尤其是當案件不像重大殺人案那樣備受矚目的時候。
獲取這些信息本身首先也是一個問題。蘋果公司在2016年與美國聯邦調查局發生了衝突,聯邦調查局希望科技巨頭協助破解聖貝納迪諾(San Bernardino)槍手的iPhone,結果被拒絕了。雙方於是對簿公堂,但聯邦調查局在僱用第三方破解了iPhone之後就放棄了法庭上的對峙。
在瑪利亞·拉登伯格案中,調查人員在卡瓦里拒絕授權搜查其手機後也尋求了第三方的幫助。而現在,蘋果公司已經更新了它的軟體系統,使得執法部門在未經所有者授權情況下,更難通過USB埠獲取信息,從而堵住了警方曾經得以利用的一個漏洞。
尤因將數字取證公司和科技公司之間的關係描述為「貓和老鼠的遊戲」。數字取證公司尋找方法來破解電子設備;而科技公司也會推出相應的安全更新;第三方再找到解決方法。這種關係不太可能長久持續,可以預見的是,如果這類證據變得司空見慣,那麼就需要進一步的法律規範和引導了。
不僅僅是科技公司和數字取證公司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布里米科姆(Brimicombe)表示,正如DNA證據帶來識別犯罪者的新方法一樣,來自智能設備的健康數據和其他信息可能成為確保定罪所需的關鍵證據。與此同時,罪犯將變得越來越精明,隱藏得更深。
布里米科姆(Brimicombe)說:「就像手套被用來避免遺留指紋,以避免留下DNA的證據,現在罪犯也會知道刪除所有可提供自己罪證的電子設備。」
隨著我們越來越多地在生活中使用可連接設備,我們的行為被記錄的機會也將越來越多。隨之而來的是法律和道德上的衝突——犯罪大師們也將操縱數據為自己所用。
但是由於我們已經習慣了手機和健身記錄器悄悄地記錄我們的行走步數,數據處理專家們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相關報道:
https://medium.com/s/story/how-an-apple-watch-could-decide-a-murder-case-94314c8d95a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44477887
【今日機器學習概念】
Have a Great Definition
Contributors
回復「志願者」加入我們
※從未卜先知的信號燈說起,阿里城市大腦的智慧交通實踐
※AI的智商怎麼測?這其實是個策略比賽
TAG:大數據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