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打壓中原傳統的儒家思想，推行伊斯蘭教

文史 07-06

明朝回教掌教人畫像

朱元璋在政治上搞獨裁，通過廢除丞相使中央集權變成皇帝專權，在文化上搞專制主義，推行倡導伊斯蘭教，他不僅把縱橫家、法家、陰陽家的學說視為異端邪說，對被漢以後歷代統治者奉為正統的儒家學說也百般挑剔。他曾下令全國停止對孔子的祭祀，想貶低孔子的「教主」地位，結果遭到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如願。

貶孔行不通，朱元璋幾年後把矛頭轉向孟子。以孟子對君主有極不尊重的言論為由將孟子逐出文廟，結果同樣遭到大臣們的強烈反對，次年便收回成命。撤不了孟子的牌位，使朱元璋覺得臉上無光。他想出了刪書的辦法「懲罰」孟子，命令劉三吾等人按自己的旨意將《孟子》一書刪去三分之一，編成《孟子節文》一書，又下令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

朱元璋刪孟造成的惡果是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自由，導致明清兩代中國人文精神沉淪，先進文化變成保守文化，特立獨行的思想家難得一見，文化思想領域一片沉寂，萬馬齊喑。

明太祖作為歷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難免受到那些以門第論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輕視和憎恨，因此許多人是不屑與之合作，更不肯稱臣。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叫做夏伯啟的人和他的侄子。他們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決心，甚至不惜斬斷手指。後來被捉到南京後，太祖問他們：亂世的時候，你們躲到哪裡去了？伯啟答：紅寇（對紅巾軍的篾稱）作亂的時候，我避禍於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裡。太祖本人出身紅巾軍，最忌諱的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紅寇」、「紅賊」什麼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懷怨恨，對朕的天下不滿意。所以，你說「紅寇」分明是別有所指，借題發揮地辱罵朕。好啊，你不是寧斬手指也不肯歸順嗎？那就不用歸順了！朕要將你們叔侄梟首示眾，來警戒那些狂妄之徒！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處死。此後，又有蘇州人姚潤、王謨等因拒絕出仕而被抄家處死。這些都是《明史·刑法志》上記載的。經過這樣一場腥風血雨，文人們膽怯了。許多人不得已應徵來到南京，但還是不肯做官。在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學大家楊維楨的經歷最具典型性。

據《明史·楊維楨傳》記載，其人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紀元1327年）進士。仕元為建德路總管推官，紅巾亂起後避難於富春江。其人文名播於天下，尤擅詩文，時稱「鐵崖體」。洪武三年（紀元1370年）第二次被征之時，已是74歲的高齡。對著前來催促的地方官，他寫下了《老婦客謠》一詩來婉言拒絕，自比詩中那位行將就木的老婦人不能再嫁，並明確告訴太祖，如果逼迫我仕兩朝，只能跳海自盡以全名節。太祖見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嚇唬不住的，再則名氣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傷自己的「聖德」，因此只得作罷。明朝不肯妥協的除了象楊維楨那樣的故元遺民之外，還有一些則是曾經仕奉於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陰人王逢，做過張士誠的幕僚，士誠敗亡後他隱居在烏涇（在今蘇州附近）。洪武十五年（紀元1383年）被征，抵死不從。幸好他有個在南京做官的兒子，苦苦哀求之後才得以放歸。事見《明史·戴良傳》附《王逢傳》。這些或為故元遺臣，或為群雄舊部的文人，如楊維楨、王逢這樣自恃氣節而不仕兩朝的還有許多。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以自家世為元臣，逃避徵召，放浪山野，至永樂年間方死；長樂人陳亮自以元之儒士，終身不仕；盧陵人張昱自以為元臣，先後拒絕了張士誠和明太祖的徵召，太祖見其老邁，說了一句「可閑矣」就放歸了，他遂自號「可閑老人」，小心翼翼地過曰子；楊維楨的同鄉兼學生張憲仕張士誠，士誠滅，張憲隱姓埋名，晚年死於杭州報國寺。這些人的事迹，除張昱之外，都在明史之中有本傳。張昱事，則可見其本人的《可閑老人集》。

由於看到這些文人都不肯歸附自己，明太祖對於文人的厭惡也就可想而知。而這種厭惡一旦與內心之中的隱疾發生作用，則勢必爆發出乖戾的行徑。這就是我們即將提及的第二條。怎樣給一個人定罪，尤其是文人，最為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從其寫下的文字之中去挑毛病，找借口。一旦這些文字不小心觸動了敏感神經，立刻會按照自己的個人思維來加以曲解，無限上綱的去引申原意，達到入人於罪的目的。這就是文字獄的通常特點。明太祖基於其出身經歷，內心之中自然也劃定了一塊不可冒犯的禁區。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做過和尚，所以但凡所見文字之中沾上「光」、「禿」等接近和尚特徵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即使是個「僧」字也同樣很刺眼。到後來，又向外推廣至於諧音的「生」字也被納入忌諱的範疇。再有，他是從紅巾軍之中起家的。前面說過，在元廷看來，紅巾軍是「紅賊」、「紅寇」，因此太祖也討厭有人在他面前提「賊」和「寇」，後來，連「則」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明太祖基於低賤出身而產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當自卑走入極端之後，自尊心就會膨脹起來，達到另一種變態的頂峰。這種變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現出清晰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