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4位外國人，為何這樣看待毛澤東？
這4位外國人，為何這樣看待毛澤東？
1、埃德加·斯諾：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
美國作家和記者埃德加·斯諾(1905—1972)，1928年首次到中國上海，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後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特約通訊員。1930年後到中國東三省、內蒙古和西南各省。1933年至1934年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新聞系教授，並學習漢語。
1936年6月，他從北平出發，經西安赴陝甘寧邊區，是第一個在紅色區域進行采記的西方記者。7月8日在安塞百家坪遇見周恩來。經周恩來安排，於11日抵延安會見毛澤東。
斯諾記錄了毛澤東給他留下的印象：「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髮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樑很高，顴骨突出」。他覺得在毛澤東身上有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在「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斯諾形容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
在延安的採訪活動中，斯諾知道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
16日夜，斯諾就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等問題同毛澤東進行長談。後來許多夜晚，毛澤東回答了關於他個人生活經歷和中國紅軍的歷史。10月中旬，斯諾離開保安經西安返回北平。
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由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發行。1938年2月中譯本改名《西行漫記》，在上海用復社名義出版。此後，1939年、1960年6月、1965年初、1970年10月，斯諾多次來華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1970年12月18日，斯諾和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的也是最後一次的談話。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諾在日內瓦逝世，彌留之際說「我熱愛中國」。
2、斯特朗：毛主席的一針見血的語句，淵博的知識，敏銳的分析和詩人的想像力，使他的談話成為我一生中聽到的最有啟發性的談話
1946年8月6日，在雨後初晴的延安楊家嶺，毛澤東接受了美國記者斯特朗的採訪。陪同斯特朗前去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和擔任臨時翻譯的美國醫生馬海德。為了表示禮貌，毛澤東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藍布衣服。他們坐在窯洞前蘋果樹下的一張石桌周圍，娓娓而談。
毛澤東先向斯特朗詢問了許多美國國內的情況，然後同她就國際國內形勢作了重要講話，其中心點就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通過列舉俄國沙皇、德國希特勒、義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例子，說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斯特朗問到如何看待美國使用原子彈時，毛澤東回答：「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最後談到蔣介石發動的這場大規模內戰的前景，毛澤東充滿信心地說：「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毛澤東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一經提出，立刻傳遍國內外，深入人心，產生了人們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從理論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使他們極大地增強了同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的勇氣和信心。這篇談話後來編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題為《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
1960年，斯特朗在《一個現時代的偉大真理》一文中，回憶起這次談話說：「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時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現在這已成為有歷史意義的歷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針見血的語句，淵博的知識，敏銳的分析和詩人的想像力，使他的談話成為我一生中聽到的最有啟發性的談話。」
3、基辛格的毛澤東印象：高深莫測的主席
亨利·基辛格是美國著名學者和外交家，在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充當過極為重要的特殊角色，是兩國最高級會談的先行官。他與毛澤東有過多次熱情的會見，進行過長時間的真誠而無拘束的談話，毛澤東給他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後，通過各種有效的途徑，謀求訪華，以實現中美兩國國家關係正常化。可是，1970年5月，美國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國政府對此迅速作出反應，5月20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讀過毛澤東的聲明後，尼克松愁眉不展，滿腹心事，以為剛見縫隙的中美關係的大門，又將重重封閉，自己為此所作的努力，將要付之流水。他心煩意亂，立即讓基辛格研究毛澤東的聲明，基辛格畢竟是國際問題專家，自有獨到的理性思辯，他很快便送來自己的見解和分析：
實質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聲明。……它沒有提出什麼威脅，沒有承擔什麼義務，對你沒有進行人身攻擊，在有爭議的雙邊問題上避免表態。從策略上看，毛的聲明是要達到這麼幾個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動大肆宣傳。
——以毛的個人威信加強中國人對西哈努克的支持。
基辛格的分析可謂一家之言，也有不無道理之處。然而，四個多月後，當毛澤東傳遞另一重要信息時，他卻和尼克松一樣，也是姑妄聽之，如風過耳。1970年10月1日，中國舉行例行的國慶活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和他的夫人，斯諾夫婦分別站在毛澤東身旁，共同觀看廣場上人潮湧動的遊行隊伍，新聞記者立即拍下了毛澤東和斯諾夫婦在一起的照片。《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頭條位置，發表了這張照片。可是，如此重要的信息卻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這一切使基辛格感到思維的愚鈍，後來，他在回憶錄里感嘆道：
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麼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國國慶節那天，周恩來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領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旁邊檢閱一年一度的國慶節遊行，而且照了相。這是史無前例的。沒有哪一個美國人享受過那麼大的榮譽。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麼。斯諾自己後來談論這一事件時指出「凡是中國領導人公開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過後我才終於理解到，毛是想以此為象徵，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係。
但是，這在當時真是一種遠見卓識。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4、謝偉思：與毛澤東很自然地交談
1944年至1945年，謝偉思作為美軍觀察組成員派駐延安期間，毛澤東與他有過多次重要談話，談話的內容極其廣泛，涉及到國共之間的矛盾、中共對美國的政策、戰後中國的發展等重大問題。這些理應對中美兩國關係產生深遠影響的講話，謝偉思原原本本地向美國政府作了報告，並提出了與中共開展全面合作的建議，但並未得到美國最高決策層的重視。謝偉思本人反倒因為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良好關係，遭到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嫉恨，被排擠出中國。在其後的20多年間，謝偉思一直受到美國反華勢力的攻訐與陷害，經歷十分坎坷，但他始終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深厚真摯的感情，作為中國人民的朋友，致力於中美兩國的友好交往。
毛澤東問謝偉思，美國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
1944年7月22日，謝偉思與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共九人飛赴延安。謝偉思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面，是在7月26日晚八路軍總部為觀察組舉辦的宴會上。毛澤東出席了晚宴，謝偉思就坐在他身邊。席間，兩人很自然地交談起來。毛澤東對謝偉思參加觀察組表示高興，說他從周恩來和董必武那裡知道謝偉思是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的朋友。毛澤東問謝偉思，美國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謝偉思回答說，這有一些實際困難，首先是在這一地區的美國人太少了。毛澤東解釋說，他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抗戰一結束，觀察組會立即撤離延安，那將是國民黨打內戰的最危險時刻。謝偉思不失時機地表示，他有許多問題想與毛澤東探討。毛澤東聽了之後笑了起來，答應以後會有充分的機會交換意見。觀察組第二批人員抵延安後，《解放日報》於8月15日正式公布了美軍觀察組全部到達的消息，並發表《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這篇社論是經毛澤東改定的，標題上的「戰友們」幾個字也是他特意加上去的。
7月27日，謝偉思拜訪了周恩來，兩人進行了約三小時的談話。當謝偉思詢問在中國設立盟軍最高統帥的可能性時，周恩來的答覆是，時機尚未到來。談到美軍觀察組擴大活動範圍時，周恩來表示，為走向積極合作而實行的擴大，自然會受到共產黨人的歡迎，但必定會遭到國民黨政府的反對。現在門開了一條縫，只要遵循漸進的、謹慎的方針走下去，向著有限的合作前進還是有可能的。從8月3日起，謝偉思與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等聽取中共軍隊領導人介紹敵後戰場的情況。葉劍英參謀長從總體上介紹了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彭德懷分三次講述了華北戰場的情況。林彪、陳毅、聶榮臻、賀龍等也分別介紹了八路軍一一五師、新四軍和晉察冀、晉綏根據地的歷史和概況，介紹了八路軍在敵後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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