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文牧野：成為類型化的作者電影導演
7月5日，文牧野導演的《我不是葯神》全國上映，截至發稿，票房過5億，豆瓣評分9.0。無論是之於中國電影工業，還是現實社會，這註定是一部意義非凡的電影。
監製寧浩說，它讓我們感到驕傲。
監製、主演徐崢說，第一次感受到作為一個電影人，這麼地有尊嚴。
主演譚卓、王硯輝說，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我做了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情。
文牧野
真實故事改編
這是文牧野第一次走入大眾視野，在此之前，他身上的光環是「畢業短片《安魂曲》，入圍洛伽諾電影節最佳國際短片單元」。
彼時，寧浩正在看北京電影學院的畢業作品，文牧野吸引了他的注意，「年輕但有清晰的審美方式，電影語言非常突出和完整。」
2015年，寧浩看到了《我不是葯神》的初版劇本，「有力量，很動人」，看完後記在了心裡。本想自己執導，也有顧慮，「我有時被貼了標籤，老有人覺得我的電影都是喜劇片。如果是一個新導演，比如具有現實主義刻畫能力的文牧野來做呢？可能會更好。」
寧浩與文牧野約在工作室碰面，當時文牧野寫了幾個故事，正在找項目。聊天時寧浩覺得他寫的反而不太適合他，和他講了「葯神」陸勇的故事。
「我做電影項目主要是看人，他有沒有才華，情商夠不夠，導演要處理很多事，我用自己的經驗幫年輕導演把一些困頓捋順。」
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藝術體系，寧浩在幫助文牧野的過程中，不干預文牧野的創作，「我主攻前期的劇本開發、定位、演員選擇，只是建議和提供幫助，具體怎麼做導演決定。」
寧浩、文牧野、徐崢
《我不是葯神》以真實事件改編，文牧野很喜歡，「社會性題材有看點，也能夠加上娛樂元素，做成社會英雄題材。」拿到劇本後，他從人物出發修改，將原主人公從白血病人，改為賣印度神油的店老闆。
「身份設定會帶來喜感，增加與觀眾的親近度，觀眾離角色更近就是離故事更近。程勇做了身份的轉變後，從被迫救人到主動救人的過程也更順理成章，內心反差更大，人物弧光帶來戲劇張力。」文牧野說。
主人公的身份設定與影像一同構築了現實主義類型片電影。
影片以喜劇開頭，劇情發展，升華至《辛德勒的名單》般結局，類型化敘事耐看，現實主義風格極為感人。為綜合兩種電影風格，攝影全程肩扛，手持帶來的親近性，隨著劇情發展慢慢釋放能量。
劇本寫了兩年，期間，文牧野將自己代入角色本身，從他們的角度出發思考劇情，合作編劇韓家女、鍾偉讓他保持了相對客觀的視角，更有大眾面。
呈現中國社會
賈樟柯曾經說過，世界上只有一個主義就是現實主義，無論哪種類型的影片都是基於現實。「面對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它的不平靜，它的激蕩變化，還有人們生活中的焦灼感和浮躁感，作為一個導演，需要努力去捕捉和呈現它，應該誠實和莊重地面對它。」
商業娛樂性之外，電影的文化力量在社會中舉足輕重，「電影和電影導演的文化責任非常重要，看完電影后，能讓觀眾有面對生活和人生的正面力量是我一直想追尋的，電影是大眾文化。」文牧野說。
寫劇本時，文牧野在網上搜集關於陸勇的資料，和採訪過陸勇的記者聊天，走訪醫院與葯企，以了解中國白血病人的群體生態現狀，力爭從真實出發構築劇本。
影片塑造了形象生動的群像人物。片中，最先找程勇買葯的呂受益，謹小慎微，兩次談到孩子時的溫柔令人動容；「黃毛」彭浩來自農村，不想因病拖累家人，被社會忽視依舊正義耿直；單親媽媽劉思慧，為給女兒治病，跳脫衣舞賺錢；劉牧師用信仰渡人渡己；有正義感卻無能為力的曹警察......他們與程勇一同構築了以「病人」為中心的社會圖景，身份、性格各異的他們也在片中產生了非凡的喜劇效果與戲劇張力。
其中老太太三分鐘的獨白甚為感人，「老太太是社會中常見的病人，即使不在電影里你也能聽懂她的話。她想活命，這是人根本的需求，找一個合適的機會讓她說出來自然動人，這是有著生命積澱的素人化表達。」文牧野說。
選演員時，文牧野的標準是合適，「但我幸運地發現，在演員這個行當，態度和能力基本成正比，所以，我用到的都是能力好、配合度也高的演員。」
「真實與戲劇無外乎都是人性，做出觀眾真正愛的人物就可以，電影是人的藝術。」文牧野談到真實事件與電影改編的界限時。
徐崢曾說文牧野是天生適合做導演的人，文牧野笑言，「沒有人是天生適合做什麼事的，我只是下的功夫多點，準備的多點，現場從容些。」
拍攝前，文牧野無時無刻不在想，如何塑造角色，詮釋故事，解決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影片拍攝周期88天，文牧野憶起拍片過程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困難。現場說的最多的話是「再保一條」，他說，「拍電影是商業行為，再保一條是在周期範圍內儘力再做得好一點。」
製片人王易冰談到拍攝時，用「非常團結」形容，「這很難得， 我拍了這麼多年戲，各種各樣的劇組狀況都碰到，鬧矛盾的，爭利益的，葯神劇組的團結尤為珍貴。」
講故事的方式
「真正的好故事是一分鐘就可以講明白的，你只需要知道精華和核是什麼。」文牧野在大綱階段構思許久後，再寫時很順利，《我不是葯神》難得可貴的在於，既耐看，也有社會意義。
常規上，人們往往將擁有大眾市場的商業電影，和小眾領域崇尚的藝術電影對立開來，彷彿一類天然是市場寵兒，一類則註定曲高和寡。文牧野從一開始就不排斥商業和藝術的關係，準確地說，他對這種所謂的界限並不在乎，也表現出了將它們融為一爐的能力。
文牧野、寧浩
「電影的娛樂性、社會性、靈魂性，這些是可以找到一個有機的結合點。但是它需要花時間，大家一塊努力找平衡。你只要找到了，它就一定會爆發特彆強大的能量。」
文牧野的想法很簡單：拍自己也覺得好看的電影。閑著的時候，他會看綜藝節目、電視劇，作為觀眾，因為好看而開心。他知道，這也是絕大部分觀眾走進電影院的理由。
類型化的作者導演，這是他給自己的定位，文牧野相信連接他和觀眾的電影語言是經典的敘事方法。從西方的荷馬史詩、莎士比亞，到中國的傳奇、折子戲，先說時間、地點、人物後，再是起承轉合的劇情，人在事件里大悲大喜後，找回自我，這就是人們聽故事的習慣。
「電影誕生至今，類型化的敘事已經普及開來，類型電影也是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加上自我表達語境，藝術與商業並行不悖。」
拍攝前文牧野希望藝術上能夠讓寧浩、徐崢兩位監製對自己別失望，商業片別給投資方賠錢，「職業導演應該對職業負責，別把飯做得太難吃。」
「短片只有幾分鐘、十幾分鐘，它一定是導演風格的東西，但商業片需要類型化。」《我不是葯神》中90%的內容是符合類型片基本規律的，裡面的笑點與淚點亦是精心設置。「電影需要觀眾投入感情，引發情感共鳴的，我和作曲、攝影說，電影中的某個點一定要讓觀眾落淚。」
「克制不等於高級，讓觀眾順暢地從頭看到尾，看到人性的光輝，感受到電影的力量，才是重要的。」
例如片中有一場戲，程勇要求白血病人摘下口罩，隨著劇情的發展，白血病人主動摘下口罩。「那也是告訴觀眾，得白血病的人不僅僅是一個個白點，也有自己的尊嚴。他們自發摘口罩是不是情緒點，能不能爆，我不知道，但我自己每次寫到這裡會掉淚。」文牧野說。
「電影來源於生活，生活本身就是悲喜劇交加，一部能哭能笑的電影才說明電影的張力大。」
大學拍短片時老師的誇獎，給了文牧野拍片的信心。本科畢業後他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研究生專業，師從田壯壯導演。三年的相處，文牧野覺得能和具有這類思想厚度的中國導演交流，潛移默化中就會有提高，「你看他怎麼做事和思考，他的氣質與狀態，都可以學到東西。」
田壯壯問他：你是喜歡拍電影這事，還是喜歡拍電影帶來的東西？文牧野想了很久，明確了自己就是喜歡拍電影，在這個過程中極其快樂。
「用真誠的態度做有溫度、動人的電影，觀眾看完電影后充滿希望地走齣電影院，面對生活的困難，這是我一直以來拍電影的原則。」粗眉、黑色框鏡，笑時帶著狡黠，不笑時頗顯深沉，文牧野看起來儒雅斯文，他坐在沙發上，清晰且利落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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