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於歷史的見解

作者：顧頡剛

中國的文化中心，大家都知道是「六經」和孔子。「六經」的問題複雜，我們先來看孔子。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是有史以來第一部私家著作。我們可以在《論語》中看出孔子對於歷史的見解。

孔子雖是儒家的開創者，但這原是後來的儒家推尊他為始祖而已，他並沒有創立一種主義，也沒有定出什麼具體的政治計劃來。他雖常提起夏、殷，但夏、殷的歷史差不多沒有說到。《八佾篇》云：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他說夏、殷之禮的「不足征」由於他們後裔杞、宋二國的「文獻不足」，似乎很能注意到史料上。但為什麼對於夏、 殷之禮又兩雲「吾能言之」呢？既已沒有史料，他怎麼去講歷史呢？這不彀人疑惑？由我猜想，恐怕那時人對於夏、殷的故事都隨便說，孔子也不能免。所謂「不足徵」的，是史料。所謂「吾能言」的，是傳說。照這樣講，孔子口裡的夏、殷之禮就有問題了。

他又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衛靈公》)又說：「周監於二代， 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 在這兩句話里，可見他的心目中的夏、殷的禮對於周代人的效用只在「留備擇取」的一點。他只拿了致用觀念來看夏、殷，而不拿歷史觀念來看夏、殷，這個意思表示得非常清楚。(要是他用了我們的態度，就得問:「夏、殷的禮究竟是怎樣的？」「夏、殷的禮是怎樣構成的？」「夏、殷的禮在我們這個時代里有什麼實用價值？」)在這種觀念之下，與周有關的尚可僅憑傳說，而與周無關的自然更不妨讓它澌滅了。

制度既已只備擇取，史事當然只備勸懲。在《論語》里，可以看出孔子和弟子們說話時稱引的人，只是把人類的性質品行分成數類，每類舉出幾個最有力量的代表。例如做人君的要無為如堯、舜；勤儉如禹、稷，知人如舜、湯；做人臣的，要能於如周公、管仲；忠直如史魚、柳下惠；識見如伯夷、蘧伯玉。他提起古人，不是傳授歷史知識，乃是教人去效法或警戒。這種觀念原是當時人所通有的。因為日久流行在口頭的緣故，所以好人會盡量好，壞人會盡量壞。其實豈但當時人，就是現在，除掉研究歷史的專家以外，提到古人，誰不只記得幾個特別好的和特別壞的。你隨便走進一個戲園或評書館，就可以聽得能幹的姜太公和諸葛亮，勇敢的薛仁貴和楊繼業，奸詐的曹操和秦檜，方正的包龍圖和海瑞，以及武松、黃天霸等義士，李太白、唐伯虎等才子，楊貴妃、崔鶯鶯等美人，妲己精、潘金蓮等淫婦。這些演員和聽眾，並不要求知道這班古人的年代先後和他們的特殊環境，只覺得古來的人，或善或惡，其翹然特出於人群的不過這幾個而已。有了這幾個，他們說話或唱戲時就盡夠引用了，要尋一個人物作自己的模範時也有所取資了。當時子貢究竟是一個智識分子，他聽了抑揚過甚的傳說不免引起了懷疑。他道:「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張》)這句話的反面，就是說，「周公之才之美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居上流者，天下之善皆歸焉」。也就是說，「中流者非無善惡也，天下之善惡皆不歸焉」。這實在是一句聰明話，是我們的辨偽史中的第-一句話。

古時只有代表人物而沒有史。今日則既有留存於民眾心目間的代表人物，又有為學者們所保存研究的歷史材料。這是古今的一大區別。古時雖以孔子之聖知，也曾起過「文獻不足」的感嘆，但究竟受時代的束縛，惟有宛轉牽就於致用的觀念之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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