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中國交響曲走過了怎樣的路

交響曲歷來被看作是音樂聖殿中的器樂皇冠，因為這一體裁往往承載著歷史的文脈、時代的命題和民族的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是中國交響曲創作業績最豐厚的40年。活躍、多元的社會環境與藝術氛圍，極大地激發了作曲家的創造力，從而湧現出朱踐耳、王西麟、鮑元愷、葉小綱等展現華夏氣派與實力的中國交響曲創作群體。

中國作曲家背靠中國文化與經驗，大膽吸收外來觀念與技法，最終創造了值得關注並讓人尊敬的新時代交響曲作品。這些作品具有中國氣派，反映中國追求，同時又具有世界高度。

中國交響曲依然走在路上。

音樂界需要進一步加力，對中國的交響曲做出系統梳理和有信服力的價值判斷。社會、院團和媒體等方面也需進一步提供平台和窗口，讓更多優秀的中國交響曲為聽眾所知曉，並走向世界。

上海音樂學院楊燕迪教授今年在上海圖書館舉辦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音樂》系列講座，其中，以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交響曲》為題對中國交響曲近40年來的發展和成就進行總體梳理和評介。就此話題，記者特地走訪了楊燕迪教授，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訪談。

本報記者 姜方

記者：交響曲在所有音樂體裁中，具有怎樣的文化定位？中國的交響曲在改革開放以前，大致經過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楊燕迪：在所有音樂品種中，交響曲編製龐大、結構複雜、形式要求艱深、思想內涵深刻，成為大型器樂作品的最高體裁。和一般意義上的「交響樂」不同， 「交響曲」有其特定的含義——一般是多樂章；使用滿編製的大型管弦樂隊；具有充分、多維的樂思展現和完整、勻稱而首尾貫通的結構組織等。西方交響曲的發展歷史中，湧現了古典、浪漫、民族樂派的強大傳統與傑出成就，這對中國作曲家的創作既是激勵也是挑戰。自20世紀以來，德奧的強勢交響曲傳統趨於衰落，英美等原先交響曲的 「邊緣」國度有所起色，而蘇聯則在20世紀交響曲創作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交響曲的發展軌跡和西方完全不同，屬於20世紀以來西風東漸的產物。就多樂章、大型管弦樂隊的交響曲而論，中國最早的作品出現在上世紀40年代初，江文也、冼星海、馬思聰寫出了第一批具有 「拓荒」性質的交響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欣欣向榮的新中國交響樂初創時代，除劉鐵山與茅沅的 《瑤族舞曲》、李煥之的《春節序曲》、何占豪與陳鋼的小提琴協奏曲 《梁祝》等膾炙人口的交響樂作品之外，還湧現出一些 「革命歷史題材交響曲」作品。如王雲階 《第二交響曲——抗日戰爭》、李煥之 《第一交響曲——英雄海島》、丁善德 《長征交響曲》、陳培勛 《第一交響曲——我的祖國》等，表現明確的宏大主題，吸收中國自身的民間音調，藝術傾向上較為靠近西方的民族樂派路線，但迴避現代主義的影響。這些作品總體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時也具有深刻的時代烙印。

記者：是否可以說，中國交響曲的 「民族風格」的探索和發展，在上世紀80年代進入了新篇章，因為改革開放，中國交響曲也開啟了新的騰飛征程？

楊燕迪：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上世紀80年代，作曲家們一方面接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線索，另一方面接受外來的多元影響，尤其是現代派的理念和技法。他們克服原來較為表面化、圖解式的創作手法，尊重交響曲本身的體裁要求和藝術規律，力圖寫出真正具有分量和思想深度的藝術作品。在藝術上，作曲家們不再滿足於僅僅從五聲性旋律與和聲等角度來追求中國的民族性，而是從更多維、深刻和複雜的角度來探索交響曲的 「民族風格」；他們強烈渴望融入世界的潮流，從而逐步破除禁忌，大膽借鑒外來營養，特別是20世紀以來的現代主義思潮和技法，在各種爭論中尋找自己的方位和方向。

如作為當時新潮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的葉小綱，在他迎來而立之年的1985年，完成了為女高音、男中音與交響樂隊而作的 《第二交響曲——地平線》。作曲家在飛機上從高空向下俯視時，發現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竟變成了一條線：起伏的山川、坎坷的道路、翻滾的雷暴，全都融化在了無邊無垠的地平線中。這是一種對開闊、遼遠境界的生命感受，而該交響曲的音樂素材主要來自藏族的歌舞和音調，主題旋律大氣而樸素，並運用多調性的現代技法深化對民間材料的處理，使作品呈現出更強烈的恢弘效果。1986年，葉小綱的同班同學瞿小松也寫下他的 《第一交響曲》，該作獲得1986年 「中國唱片獎」交響樂作品一等獎。作品不再以如歌的旋律為上，而是以複雜的音響、織體和力度變化為其旨趣，表達年輕人特有的困惑和渴望，獲得音樂界的普遍好評。

可以說，正是在上世紀80年代的灼熱和活躍氣氛中，中國交響曲開啟了新的騰飛征程。老一輩作曲家迎來「新春」，中年一代的作曲家開始收穫果實，而青年一代的作曲家則迅速崛起。

記者：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交響曲創作中，有哪些標誌性人物？朱踐耳先生肯定是其中之一。

楊燕迪：是的。朱踐耳在上海長大，中學時代自學鋼琴、作曲，後參加革命，上世紀50年代又留蘇接受系統音樂訓練，並於1975年調入上海交響樂團從事專業作曲。這真是一個「又紅又專」的難得的作曲家經歷！他一輩子都心懷 「交響夢」，很早就立志要創作具有中國氣派和氣質的交響曲，但真正實現這個 「交響夢」時已年過60。可以說，朱踐耳的交響曲創作集一生的閱歷和功力於其中。朱踐耳寫了十部交響曲大作和一首 《小交響曲》。這11部交響曲體現了朱踐耳的文化思索和音樂探索，從反思歷史的《第一交響曲》 《第二交響曲》，到進行前衛技法試驗的 《第四交響曲》；從汲取原生態民間素材的 《第六交響曲》，到探尋古老東方傳統智慧的 《第七交響曲》；從反觀自我的 《第八交響曲》，最終落於弘揚中國士人獨立人格的 《第十交響曲》。

朱踐耳的 《第一交響曲》經過近十年的醞釀後，在1986年成功上演，引發音樂界的強烈反響，次年 《第二交響曲》完成，這兩部作品反思歷史、剖析人性、叩問心靈，具有極為震撼人心的悲劇力量和哲理深度。 《第八交響曲》則是奇特的 「二人交響曲」，獨奏大提琴以 「朱踐耳」三字的 「卡腔」音調模擬作為全曲核心要素，彰顯並弘揚中國語調的音樂特性，也使該作帶有奇異的 「自傳」色彩；另一樂手用豐富、複雜的打擊樂音響層襯託大提琴獨奏者的複雜心路，表現力驚人。1999年首演的 《第十交響曲》我以為是朱踐耳交響曲創作的蓋冠頂點。該作品以唐代名家柳宗元的著名五絕 《江雪》為支撐骨幹，在交響樂隊中創造性地啟用京劇吟唱和古琴這兩項極富中國意蘊的音響資源，是一部謳歌獨立人格與浩然正氣的交響力作。

這十餘部交響曲不僅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交響曲的優秀作品，也是20世紀以來中國交響曲最傑出的典範。這些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命題、深邃的個人感受和嚴謹的形式構思，摒棄無病呻吟和故弄玄虛，體現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對時代、民族、命運和人性的思考。在交響曲創作中，朱踐耳始終站在音樂語言發展的前沿陣地，大膽吸收西方20世紀以來的音響語言手段，探索和使用12音無調性技術、音級集合、音色織體寫作、原生態音樂引用、預製音樂與現場演奏交融等現代技法，勇敢面對非議，保持不妥協的 「先鋒」姿態。他的創作從來沒有唯 「形式」 「技法」為上，而是立足內容表達，體現中國氣派與個人追求。在具體處理上，他尤其注重音樂表達口吻與中國語言語調的緊密關聯，並通過深入吸收中國傳統和民間音樂的養料，最終達到中西音樂和文化的深度融合。

記者：從上世紀90年代到今天，中國交響曲的發展經歷了怎樣的變化？目前有哪些值得關注的新人新作？

楊燕迪：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交響曲創作進入某種意義上的困難期。隨著經濟大潮的到來，交響曲因其成本高昂獲得支持不夠，而 「出國潮」也造成青年作曲家群體紛紛走出國門。進入21世紀以後境況有所好轉，隨著社會經濟實力進一步提升，包括新潮作曲家紛紛重回國內舞台發展，使中國交響曲創作再次進入高潮。

上海音樂學院的著名校友王西麟被公認為是擅長表現哲理性和史詩性題材的交響曲作曲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其作品在音樂表現力和人文內涵上更為純熟和深厚，作品包括《第三交響曲》至 《第九交響曲》等。王西麟寫成於1991年的 《第三交響曲》氣勢宏大、色調豐富，音樂基調凝重、深沉，彰顯了對民族歷史和人類命運的深切關切和嚴肅思考，音樂界一般公認這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傑出交響曲。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的鮑元愷，也是一位在交響曲上 「大器晚成」的作曲家。在他迎來花甲之年的2004年， 《第一交響曲——紀念》首演，音樂表達深刻、老到而成熟，毫無任何生澀之感。至今作曲家已創作交響曲六部。鮑元愷擁有深厚的傳統功力和廣闊的人文視野與情懷，同時又適當吸收現代的西方創作技術，注重可聽性、民族韻律和交響曲傳統格式的保持，踐行著中國的 「新民族主義路向」。福建的郭祖榮共寫有32部交響曲，目前是中國寫作交響曲最多的作曲家。此外，石夫、鍾信明、曹光平、趙季平、程大兆、陳怡、王寧等作曲家也都創作了各自的交響曲系列。值得一提的是，出生於1992年的上海愛樂樂團的駐團作曲家龔天鵬目前已寫下十部交響曲，未來發展值得關注。

應該指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交響曲創作上的成就，似乎尚未在社會和愛樂者中得到廣泛認知和認可，即便在音樂界內也未能得到很好的梳理、評價、演出、定位和研究。我近來一直在呼籲 「中國音樂的經典化建構」，要讓更多優秀的現當代中國作品得到關注，這方面的工作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