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棟：劉半農與胡適之交惡與出國問題
《新青年》的幹將抑或「紅袖添香夜讀書」的才子，劉半農其實兩者皆是。他曲折的經歷與駁雜的愛好，使得對他的定位變得困難。同時，他的「腳踩多隻船」的文學與人生傾向，也正是他作為一個現代文人的最大特色與標誌。
劉半農
即便是同事朋友，對他的評價也很有些出入。這一點在他的追悼會上亦是如此：
……追悼會蔣夢麟校長致悼詞之後，登上西頭講台講話的很有幾個人，如胡適之、周作人、錢玄同等。講話表示推崇惋惜不奇怪，奇怪的是對於「雜」的看法不一致，有人認為白璧微瑕，有人反駁，說這正是優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1]
不難理解的是，胡適這一類文人對於劉半農通俗文學的出身與創作傾向、較薄弱的古文功底等，很可能持有的是一種對事不對人的保留態度；而周作人這樣強調創作趣味性的文人，反倒很能欣賞劉半農諸如《靈霞館筆記》之類靈動有趣，知識背景紛繁的文章。
對於劉半農的出國留學，無論是《劉半農評傳》還是《劉半農傳》都採納了上文所敘周氏兄弟的說法：即被胡適等英美派文人擠兌，一氣之下，去歐洲讀了一個文憑。
沈尹默
除此之外，沈尹默在五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也支持了「擠兌」之說：
陳獨秀到北大後，把《新青年》雜誌移到北京來辦，由北大幾個同人分別任編輯。有一期是歸錢玄同輪值編輯的，登了一篇王敬軒和林琴南新舊鬥爭的文章，大部分是劉半農的手筆，而博士大為不滿，認為這樣不莊重的文字有失大學教授的尊嚴體統，硬要把這個雜誌編輯要歸他，這一來，惹起了魯迅弟兄的憤慨，他們這樣說：《新青年》如果歸胡適一人包辦，我們就不投稿。又是我多事，出頭向胡適說，你不能包辦，萬不得已時，仍舊由獨秀收回去辦倒可以。[2]
這段文字後來被胡適看到了，胡適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
《胡適日記全編》
胡家健[3]從香港寄來剪報《大公報》，有十二月二日《大公報》在上海開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的記載與數據。……沈尹默的一篇則是全篇扯謊！這人是一個小人，但這樣下流的扯謊倒是罕見的。[4]
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形勢與胡適在大陸五十年代的形象，沈尹默在「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上對於「胡適這個人」的「交代」的真實性確實值得懷疑，另外，「又是我多事，出頭向胡適說」這樣的說法似乎政治撇清的色彩更為濃厚。
兼之，周氏兄弟與胡適的關係眾所周知的不佳，以及與《知堂回想錄》的寫作時代背景，都註定胡適的形象不可能是正面的。
然而考察劉半農的出國留學是否確實與胡適有關，當時記敘二人的交往狀況的相關記錄似乎更有說服力。本文將由此出發進行論證。
《錢玄同日記》
錢玄同1919年1月24日在日記中寫道：
午後三時半農來說，已與新青年脫離關係，其故因適之與他有意見，他又不久將往歐洲去，因此不復在《新青年》上撰稿。[5]
按照上文的說法，錢玄同事先並不知道劉半農有脫離新青年的意思，不然也不必問起因由，可知事出突然。
按劉半農的說法，他與胡適的一些不快是他脫離《新青年》的直接原因，而出國留學是客觀原因，於是才臨時作此決定[6]。另一方面，劉半農出國留學的事其實在半年之前已經確定，1918年6月6日的《北京大學日刊》（第156號）已經登載了教員出洋留學的名單，劉半農恰在其中。可想而知，劉半農報名申請出洋必然是在更早的時候了。
劉半農
如果與胡適的這次不快使他憤然出國，時間上是說不通的。目下的證據只能說明與胡適的矛盾使劉半農在1919年初退出《新青年》編輯部（1919年第六卷第一期的編輯中已經沒有劉半農的名字），而且劉半農實際的出國時間是1920年2月。
也就是說1919年整年劉半農雖在北大工作，但並不過問《新青年》編輯事務。由此可以推斷，劉半農的退出其實主要還是因為與胡適的矛盾，與留學關係不大。
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劉半農與胡適有更早的矛盾（1918年6月前），並導致前者出國的說法也講不通。如果二者之前有導致劉半農憤而出國這樣嚴重的矛盾的話，劉半農何不更早退出？更何況二者之前並沒有什麼矛盾，即便是雙簧信事件，胡適也只是頗有微詞，認為「不值辯論」而已。
劉半農與胡適的這次重大的不快究竟是指什麼呢。目前沒有什麼確鑿的證據證明是何事，但卻有一條側麵線索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新青年》
沈尹默在私下場合回憶新青年內部的分裂時，說法與他在「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上的報告有些不同，他回憶道：胡適對劉半農在《新青年》上發表的《言文對照的尺牘》（《新青年》第五卷第六期）一文很看不上，兼之劉半農沒有學歷。欲把他趕出《新青年》編輯組。但遭錢玄同反對。[7]
沈尹默這番說辭與之前有兩處不同：一，事情起因不同，之前的說法指向五四期間著名的雙簧信事件，現在的說法指向了一篇劉半農很短很少為人注意的補白；二，之前的說法是自己反對，現在的說法是錢玄同反對。對照兩種說法，客觀而言，似乎後者更為可信。
沈尹默在「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上拋出胡適反對雙簧信事件，更有利於符合會議主題，保證政治正確，製造胡適「反五四反革命」的形象，如果舉《文白對照的尺牘》的例子（更有可能的事實，詳細到第5卷第6期）則大家都不熟悉也沒有代表性；沈尹默說自己曾頂撞胡適，有利於他迅速表明立場與後者劃清界限，保證政治上的安全。
實際上錢玄同頂撞胡適的可能性更大，因為胡適子在《新青年》第5卷4期登載了張豂子談京劇的文章，曾引起錢極大不滿，此事也是錢淡出《新青年》的原因。[8]
張豂子
關於這一則材料，很可能較真實的是後者，而前者是沈尹默為了政治洗白而做的誇張表達。胡適對於雙簧信的微詞上文已經有了提及，羅家倫對劉半農「文字」輕薄的指控在《新青年》中恐怕也是有應和者的。胡適在劉半農死後亦坦白了他的看法，他在日記中寫道：
劉半農的早年訓練太不好，半途出家，努力做學問，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他的風格（taste）不高，有時不免有低級風趣，而不自覺。他努力做雅事，而人但覺其更俗氣。但他是一個時時有長進的人，其努力不斷最不易得。一個「勤」字足蓋百種短處。[9]
胡適對於劉半農一生的學術成就其實仍持保留態度，雖肯定他的勤勉，但不忘其有百種短處。
基於以上這些材料，試可以做出這樣的猜想：胡適這樣學術嚴謹的人對於劉半農用通俗甚至江湖氣的方式在《新青年》上寫的文章素有不滿，但是並未發作。
胡適
1918年12月15日第五卷第六期上劉半農的《文白對照的尺牘》使得胡適的不滿爆發，甚至可能提及不讓劉半農繼續編輯，雖然被同人否決，但是二人留下不快，終於使得劉半農1919年初離開了《新青年》。
胡適對於劉半農的態度大抵如此，那麼劉半農對於胡適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劉半農在出國留學後依然保持與胡適的書信，1920年9月25日，即劉半農出國半年後，劉半農有一封與胡適談論新詩的信件：
適之兄：
我們有九個多月不見了。想到我在北京時，常常和你討論（有時候）是爭論詩。所以我現在寫這封信，雖然是問問好，卻不說「辰維……為慰」，仍舊是說詩。我希望我們通一次信，便和我們見面談一回天一樣……
……看報上，知道《新青年》已經收回自辦了。以後的辦法如何？請擇要告我一二。
我很氣悶。我到了英國，沒有接到過北京朋友一個字！寫信給他們。他們只是不覆。現在再向你試一試，希望你不是「一丘之貉」！
但是，你如果寫回信，與其是當天便寫一張明信片，不如稍過一二天，定心了寫一封較長的信。連北京近來的情形，校中的雜事，也同我談談。……
劉半農手札
之後二人又有數次通信，胡適還寄過《新青年》給他。可見此時二人的關係趨於正常，即使有「爭論」，但還不至於絕交斷信的程度。
這封信雖然大體的內容是在談新詩，但到了文末劉半農還是談及了他的寫信動機，在海外無聊冷清的他想打聽京城消息，之前給錢玄同等其他北京好友寄信卻未有回復，才想到給胡適寫信。
當然，按照寫信的序列來看，胡適的排名是較後的，也足見二人關係並非最為親密。另外，劉半農還曾在旅法期間寫信給胡適問候他的胃病[10]，這實在不像兩個懷有冤讎的人。
有趣的是，劉半農寫作此信的同一天，錢玄同也寫了一封信給周作人談及劉半農與胡適[11]。原來早前的時候劉半農寫作了一篇，嘗試批評胡適在新版《水滸傳》序言中的考證。
這點至少說明，在劉半農這一邊，與胡適學術上的摩擦是不影響二人正常交往的。然而這篇文章後來並沒有公開發表，原因未知。
前排左起：沈士遠、劉半農、馬幼漁、徐祖正、錢玄同。後排左起：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蘇民生。
劉半農曾在日記中涉及到對於胡適的評價：
去冬為研究所事，逵羽來談，曾言及適之為人陰險，余與適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強自用則有之，指為陰險，當是逵羽挑撥之言。[12]
劉半農對於胡適的評價是不壞的，而且自認與其交情不淺。如此看來二人並無什麼仇怨。
綜上，劉半農出國遠早於二人在《新青年》發生摩擦，且二人之後依然保持了十多年的朋友關係，足見即使有過矛盾也非十分之嚴重。據此，胡適看不起劉半農導致他負氣出國這件事似乎更站不住腳了。
那麼劉半農出國是否有什麼契機呢？他自己曾在《留別北大學生的演說》中這樣表示：
劉半農墓
我到本校擔任教科，已有三年了。因為我自己，限於境遇，沒有能受到正確的、完備的教育，稍微有一點知識，也是不成篇段，沒有系統的，所以自從到校一來，時時慚愧，時時自問有許多辜負諸位同學的地方……我此番出去留學，不過是為希望能盡職起見，為希望我的工作做得圓滿起見，所取的一種相當的手續，並不是把留學當做充滿個人慾望的工具。[13]
劉半農連中學學歷都沒有，被破格提任為北大預科的教授，這自然多虧了蔡元培和陳獨秀的不拘一格，但與劉半農教學的勤勉也不無關係。然而不管學術還是教學，沒有專業支撐始終事倍功半，這在劉半農自己恐怕也是深有體會的。
以他這樣的學歷升任北大教授，不僅如同事可能心有微詞（如英美派的教師），連學生都可能並不服氣（如羅家倫），在這樣的環境下劉半農內心的壓力可想而知。
《知堂回想錄》
直言的周作人曾經寫道：
劉君初到北大還是號半儂，友人們對他開玩笑，說儂字很有禮拜六氣，他就將人旁去了……[14]
……有一次劉半農才到北京不久，也和老朋友一樣和他（馬幼漁[15]）開玩笑，信面上寫作「鄞縣馬廄」，主人見了怫然不悅，這其實是要怪劉博士的過於輕率的……劉半農從上海來北京，雖然有志革新，但有些古代傳來的「才子佳人」的思想還是存在，時常在談話中間要透露出來，彷彿有羨慕「紅袖添香」的口氣，我便同了玄同加以諷刺，將他的號改為龔孝拱的「半輪，……半農禁不起朋友們的攻擊，逐漸放棄了這種舊感情和思想……[16]
魯迅也提及斥責劉半農「紅袖添香夜讀書」想法的事，恐怕應該卻有其事。十年後他自己也寫道：「時余穿魚皮鞋，猶存上海少年滑頭氣。」[17]這些還只是記錄成文的軼事，真實發生的類似事件恐怕更多。
魯迅畫像
相熟的「朋友們的攻擊」自然是對事不對人，出於同儕之情，希望他拋卻舊思想，於事嚴厲於人寬容。然而他淺直率真的為人，以及行文中常常流露出的輕佻不雅馴，甚至無分寸的趣味，在嚴謹保守的其他學人眼中，恐怕是沒有什麼好印象的。
胡適的學生鄧廣銘曾經回憶道：
當時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和文字、音韻等課程的劉師培[18]和黃季剛[19]等人在教員休息室內造成一種氣氛，總是對新派的學人和學說都極盡非笑和輕蔑之能事。胡先生的白話詩中有兩句是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因此黃季剛等人就把胡戲稱為「黃蝴蝶」。據說當年劉半農先生之所以去法國專攻音韻學，就是因為受不了這種精神上的壓力之故。[20]
黃侃
這裡也是提供了一種側面的解說方法，可為參考。其實不止老師，連學生都會私下非議他，也都曉得他過去在上海是寫通俗小說的。劉半農的出國，可能也與洗刷過去的願望有關。
綜合以上的材料與推斷，基本是可以得出以下的一些結論：一，劉半農的出國與學術需要有關，他作此決定也是為更好地勝任工作；二，劉半農與胡適之間的小摩擦並不構成他出國的原因，兩人私交並不壞。但劉半農的執教北大，確實曾經引起部分人的非議。
無論出於主觀還是客觀的原因，劉半農的出國是一個現代文人為了適應自己新的身份做的積極主動且極為艱苦的努力，是他追尋自我的一個重要歷程。
李長之在《二十今人志》中在解說劉半農的「一氣出國」時曾這樣寫道：
那個一氣就去法國之氣，是一個多麼可貴之氣；這氣不是驕傲，而正是謙虛；他反省自己之無學，從根本上來研究語言。
《劉半農傳》
李長之對於劉半農出國原因理解雖與本文不同，但其對劉半農自省好學敢於實踐的文人精神之判斷卻與本文相類。這也是劉半農最為可貴的質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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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張中行：《劉半農》，《張中行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頁311。
[2]沈尹默：《胡適這個人》，載香港《大公報》（1951年12月21日），第一張，第2版。
[3] 1903-2000。
[4]胡適，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編》卷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73-174。
[5]錢玄同，楊天石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頁。
[6]實際上，「脫離」也是氣頭上的話，劉半農在後來依然有給持續《新青年》撰稿。
[7]這段是根據沈尹默的回憶，見沈鵬年，原載《文匯報》1962年9月25日。見《行雲流水記往》上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頁285。
[8]張豂子即張厚載，北大學生，非常喜歡京劇。劉半農和錢玄同曾經合作文章登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上罵過他，胡適如今選登他的文章，無疑會引起錢玄同的不滿。有二人來往書信可證，見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24-26。
[9]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424
[10]劉半農：《劉半農致胡適》，載社科院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97。
[11]錢玄同：《錢玄同致周作人》，載《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五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頁319。
[12]劉半農：《劉半農日記（1934.1-1934.6）》，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頁29。
[13]劉半農：《留別北大學生的演說》，見《劉半農散文經典》（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頁294-295。
[14]周作人：《劉半農與禮拜六派》，載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聚》卷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426。
[15] 即馬裕藻，1878-1945。
[16]周作人：《三沈二馬下》，《知堂回想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425-426。
[17]劉半農：《記硯弟之稱》，《雙鳳凰磚小品文》（五十四），載鮑晶編《劉半農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頁216。
[18] 1884-1991。
[19] 1886-1935。
[20]鄧廣銘，《胡適在北京大學》，《鄧廣銘學術文化隨筆》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頁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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