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和歌集看日本人的學習創造能力究竟有多強？

和歌是指從日本古代流傳下來的詩歌的總稱。

在奈良時代也被稱作倭歌，意與漢詩相對，是日本民族從古至今最為廣泛流傳的短詩。日本最初的詩是用漢字寫成的，有的用漢字的意，有的取漢字的音。在此基礎上具有日本特點的詩便產生了。

因為日本叫大和民族，加之寫了詩要吟唱，所以便稱為和歌。

《萬葉集》是日本人用本民族語言即日語創作出來的最早的詩歌總集，相當於中國的《詩經》。多數為奈良年間的作品。

從早期由國家主持編撰的《古事記》《日本書紀》到私人詩歌總集《萬葉集》的飛躍絕不是一個自然演變行為，這裡面包含著深刻的文化背景。

世上是本無所謂「自我」的，「自我」只有是在意識到「他者」的這一瞬間才會成立。

當時的日本人正是通過漢詩這一異文化(他者)才第一次得以發現了「自我」，也就是說是漢詩這一異國的文學形式促成了作為「自我」表達形式的和歌文學的誕生。也正是這種對異文化的受容方式為日本人創拓出了一個全新的空間。

對當時的本文化而言，漢詩文化無疑是高度發達的強勢文化，日本文化面臨著來自漢詩這一強勢文化的強勁挑戰。《萬葉集》則是對異文化即中國詩歌文化進行馴化、浸潤、內在化之後的結晶。

也正是通過這種努力，散見於日本各地傳統的歌謠也就演化成了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文本文學《萬葉集》。作為異文化的漢詩的刺激對《萬葉集》的生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日本學者小島憲之在《國風黑暗時代的文學》一書中反覆強調了在本文學的生成史上漢文學介入的價值：

「上代日本人在固有的本神話傳說中移人中國文學的材料，把它進行同化。有些人還對中國說話文學中的人物形象十分嚮往，他們往往把自己比擬成這些人物再加以修飾、潤色後再生產出豐富的文學形象，這些文學成果在上代的散文、韻文中隨處可見。」

《萬葉集》顯然是在立足於自我的基礎上對漢詩進行了有意識的甄別和溶解，最大限度地吸取了其精華。

比如據嚴紹望先生考證，初唐李嶠等人的詠物詩給《萬葉集》帶來了新風，萬葉歌人正是在受到唐代詠物詩的影響後，其歌詠對象才一下子擴展開來的，從日月星辰到雲霞煙霧幾乎無所不包。

萬葉歌人還將從中國傳來的四季意識同日本式的雜歌、相聞歌等體裁結合開創出了日本獨特的春雜、春相聞等詩歌形式，極大地豐富了和歌作為詩歌藝術的可能性。

大約在公元前後，日本基本結束了原始共同體社會。

最初出現的是一些地方上的群小酋長國。四、五世紀，在大和地方（今奈良縣的一部分地區)興起的強大豪族天皇氏，逐步統一了日本，建立了「大和政權」。日本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與接受中國文化、技術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古代的文化、生產技術以及漢字，通過朝鮮半島，或通過直接往來傳入日本。特別是七世紀以後，日本的中央政權與中國隋、唐王朝直接往來更多，派遣了十數次大規模的遣唐使團及留學生、學問僧等到中國學習；這種措施先後持續二百餘年之久，足以說明處於上升階段的古代國家的進取精神。

作為日本文化迅速發產展的奈良時期，無論是從政治制度，文物典章到民間習俗，生活方式，大多都染上了濃重的唐代文化的色彩。

和歌在日本的崛起是以日本與唐朝外交日趨密切為契機，由於仰慕大唐經濟的繁盛與文化的輝煌，日本的留唐學者日增，正是這些留唐的學者推動了漢詩在日本的盛行。

當時中日兩國的頻繁的文化交流，作為當時封建經濟最為發達的唐朝所傳入的先進的文化，技術及學術思想都為其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而在此期間亦湧現了無數傑出的使者與僧人，如鑒真等。

傳入的文化給日本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促進了奈良文化的形成，而善於思考，勤於學習的日本民族亦對其進行了融合與創新，形成了具有日本自己民族風格的東西並不斷發展。

《萬葉集》成書時，日本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全部詩歌都是借用漢字即萬葉假名記錄下來的。它的最大貢獻在於擺脫了漢詩的窠臼，用日本民族語言，把不定型的古歌謠發展為定型的民族化、個性化的詩歌形式，為後世詩歌創作樹立了典範。

《萬葉集》同時也是中日友好交往和中國文學對日本古代文學發生影響的明證。它以中國詩歌的題材，形式和分類方法為借鑒，採用漢字作注音符號，收編了部分漢詩，同時直接反映「遣唐使」來唐情況的詩歌。

轉自：日本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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