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覓中華：借古籍構建生命圖騰
內容簡介
《尋覓中華》這本書的作者是中國當代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該書系統地表述了他從文革災難時期開始一步步尋覓出來的中國文化史，旨在梳理中華文化的基本經絡。
尋覓中華
一個民族最早的傳統和神話，永遠是這個民族生死關頭的最後纜索。作者重述了補天、填海、追日、奔月四則有關民族意志力的神話。遠古神話的長期流傳證明他們契合民族的共同願望，包含著一種比歷史真實更重要的集體心理的真實。
儘管近代出現了「疑古」（中國歷史始於東周）和「華夏文明外來說」兩大思潮，作者仍堅信黃帝是中國歷史的起點，是華夏民族實現第一次文明騰躍的首領。黃帝相繼戰勝炎帝和蚩尤之後，威震中原。原來炎帝的部落與黃帝的部落關係密切，組成了「炎黃之族」。後來各地各族的融合進一步加快，出現了「華夏大族」的概念。
黃帝之後的堯、舜、禹時代，三位部落首領都切切實實發展了黃帝時代開創的文明事業，使華夏文明更加難以傾覆。
大禹的兒子建立了第一個君位世襲的王朝，卻一直被激進的現代學人所詬病。對此，作者認為這是在文明程度還不高的時代，為了防止無休無止的權力爭奪戰而作出的無奈選擇。一種重大政治制度的長久建立，大多是當時當地生產力發展和各種社會需要的結果。
近代的王懿榮、劉鶚、羅振玉、王國維等一大批學者前仆後繼進行的甲骨文研究復活了殷商文明。
問卜殷墟，找回了夏商周。三千多年前，華夏民族就擁有了都市、文字、青銅器這三項文明成熟的標誌，且在天文、曆法、教育等諸多文化領域光耀百世。
面對周王朝的衰落，老子認為一切都應該順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因此，最好的歸宿是長途跋涉，消失在誰也不知道的曠野。而孔子則本著君子的仁愛之心，致力於重建一個有秩序、有誠信、有寬恕的禮樂之邦。它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後帶著他們長途跋涉，去向各國當權者遊說。兩位智者促成了中華民族兩種原創精神的匯合——儒道互補。
諸子百家中的墨子立足於低層社會，「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驅」的「任俠」精神，由墨家滲透到民間。他們與儒家在諸多問題上的分歧更凸顯了墨家的一種純粹的愛的理想。他們對上層社會存在誤讀，上層社會也終於排斥了墨家，但墨子的思想終不能被遺忘。
齊國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的自由主義文化大本營。如同百溪入海，當時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都帶著學生來過稷下學宮。他們不以嗓門論是非，不以權勢論高下，相互切磋砥礪。如此百年自由主義運動，後世中國從未出現過。那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春秋戰國與古希臘古羅馬遙相呼應，人類的思想原典在中西方同時成型。
如果說《詩經》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那麼屈原則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人。一個多愁善感的孤獨生命發出的聲音似乎無力改易國計民生，卻讓每一個聽到的人都會低頭思考自己的生命。屈原的作品非常艱深，而年年祭祀屈原的民眾卻難以計數，不分地域。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無界，文化無價。
比墨子和屈原更讓作者感動的是司馬遷。司馬遷讓所有中國人成了「歷史中人」，並開啟了一部「以人為本」的中國史，他在自己正承受著難以啟齒的奇恥大辱時，卻投身於中國文化「以史立身」、「以人為本」傳統的創建。其所著的《史記》乃是中華民族性格的母本，漢語言文化的母本。
「天下三分月色，兩分盡在曹家」。曹操的詩，乾淨樸實，簡約精悍；曹植則構築了一個美艷的精神別苑；曹丕也寫了不少帶有民歌色彩的好詩。父子三人性格不一，但一碰到文學，卻不約而同地感悟到了人世險峻，人生無常。
魏晉這樣一個無序和黑暗的「後英雄時期」里，湧現出了一批玄談、醉酒、嗜葯，嘯聚山林，睥睨當世，造就「魏晉風度」的名士。阮籍的「禮豈為吾輩所設」，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標誌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然而這種自覺文化人格最終卻被戕害直至夭亡。
相對於曹操、魏晉名士的意氣高揚，陶淵明則鄙棄功名，追求無為，固守孤獨。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筆描寫自然。面對田園生活的艱辛和肢體的病衰，他寫下了《桃花源記》，告訴一切過於實用主義的中國人，理想的藍圖是不可以隨腳出入的。
驕奢無度又四分五裂的亂世讓中華文化氣息奄奄。此時，一股曠野之力參與創建了一個偉大的文化盛世。北魏鮮卑族開鑿的龍門石窟、雲岡石窟，集萃中西文化精華，為大唐氣象注入了渾樸的莽力與豪氣，打通了一條通往大唐的路。
盛唐之盛，盛在精神；大唐之大，大在心態。唐代的長安是各方文明的虔誠崇拜者。她很明白，不是自己「寬容」了別的文明，而是自己離不開別的文明，離開了，就會索然無味、僵硬萎縮。長安有一份充分的自信，不擔心外來文明會把自己淹沒。
唐詩是人類在古典詩歌領域的巍峨巔峰，唐代詩壇空前的一股大丈夫之風被幾位真正偉大的詩人承接並發揮了，成為一種人格，向歷史散發著綿綿不絕的溫熱。有了李白的不合時宜，才為世間留下一顆超越一切「時宜」的靈魂；有了杜甫的屈辱奔波，才讓中國文化增添了不少善的成分；有了王維的那場歷險，才給中國文化輸注了一份禪意。唐詩對中國人而言，是一種全方位的美學喚醒。
宋代的軍事政治猶如一團亂麻，但文官政治的確立卻造就了宋代文化在當時世界上堪稱獨步的輝煌，造就了一批像王安石、司馬光、范仲淹、蘇軾等集文化與行政兩種頂級高端的對接的文化哲人。他們使中國政治第一次如此濃烈地煥發出理想主義的文化品性。
與此同時，大文人主導的社會改革、格物致知的哲學追求、與唐詩並峙的宋詞等文化成就，遠被後世。
中華文明在宋代以後的闡揚，乃至蒙元基本格局的建立，離不開耶律楚材這位深諳中華文明的「陌生人」的貢獻。他放棄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他眼中，是非高於民族，更高於家族。中華文明的傳承不在於背景而在於一種文化良知。
中華文化的格局和氣度到了明清兩代變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難以收拾了，原因在於朱元璋開始實施的文化專制主義。文化專制主義閹割了民族的創造力，整個社會失去了活力，犬儒當道，思想腐朽，社會閉鎖，人心禁錮。不過，仍有兩件事值得肯定：一是破讀了甲骨文，二是推廣了白話文。白話文的推行為新技術、新文化、新思想的創造力的孕育立下了頭等功。
畫龍點睛
對於中華文化的現狀與未來，作者懷著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對文化遭際的怨憤，和著巨大的悲憫，化作殷切的期盼。同時，廣大民眾對文化的崇敬和守護使他又會產生一點依稀的樂觀。
中華文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生態？作者以自己的切身經歷與感受揭示了其起落進退。綜觀整本書，他展現了作者探尋中華文明的心路歷程，既是讀書筆記，又是心靈自白。在困厄時代，一個胸懷文化抱負的學人，揮動如椽大筆對中華文明作了不同於他見的細緻反思。
正如書中總序所說：「任何一部真正的歷史，起點總是一堆又一堆的資料，終點則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這是一個人心中的中華文化史，我鍛鑄了它，它也鍛鑄了我。」
出品|拿筆小新工作室
編輯|菜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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