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書寫大學往事

行 龍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山西巡撫岑春煊

傳教士李提摩太

「往事」是歷史傳承的一種特例，而「往事體」已構成文學書寫的重要方式，校史寫作更是當代文壇一種不曾被學理總結卻碩果累累的往事書寫領域。除卻大量「簡歷」式校史修撰，校史寫作的思想性、抒情性甚至「故事性」更加引人注目，如陳平原的《老北大的故事》、謝泳的《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孔慶東的《47樓207》，乃至今年丁帆的專欄《先生素描》。

《山大往事》（商務印書館出版）是一部鉤沉山西大學百年歷史風雲的非虛構作品，作者行龍是一位歷史學者。當此追昔緬懷視角盛行之際，又值古今抒情駁雜之時，行龍的書寫確能夠給予我們一些關於往事寫作的啟示。按照柯林伍德的觀點，歷史書寫是記憶的一種特例，那麼，歷史的變遷更滲透出了歷史書寫者的情懷和歷史記錄傳統的賡續。

對母校的情感，是知識分子內心建構的一種基本情懷。以這所學校人的往事寫學校，進而以學校屹立於山河。於是，人在此間確立了歷史和現實的位置，獲得一種通感的力量。《山大往事》最讓人難忘的就在於一種山河的直呈，令人經常可以領略出結構中的凜然之氣。

行龍善用插入歷史文件的方式書寫往事，恰到好處地增強了文本的表現力。如《中西合璧、好事多磨》一節中插入《上李傅相辦理山西教案章程》：「共罰全省銀五十萬兩，每年交出銀五萬兩，以十年為止。但此罰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為開導晉人知識，設立學堂，教導有用之學。」李提摩太向李鴻章遞交的此份章程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一個「罰」字盡顯話語政治，而「設立學堂、教導有用之學」更充滿了潛台詞，把歷史的詭譎和張力展現無遺。

山西大學百年牌坊兩側，樹立著晚清山西巡撫岑春煊和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塑像，在師生眼中，這一中一西兩位歷史人物是山西大學的創始人。然而讀罷《山大往事》，我們才知道如今笑容可掬共立於夏花冬雪中的兩個人，當年卻「貌合神離」。原來在李鴻章贊同開辦學堂之後，岑春煊以民窮財盡為由對開辦大學堂表示異議，後經李提摩太疊次催促，才派洋務局候補知縣周之驤前往上海商談。周之驤出語直擊要害，辦學耗銀並不能稱為「罰款」，而且西學與教會不能干預學校，李提摩太則堅持西人主持校務。經過一番拉鋸談判，開辦山西大學堂的章程才初步擬定。然而在談判一年之後，李提摩太又一次見識了山西人的「狡猾」——岑春煊早已將晉陽書院和令德書院合併為山西大學堂，李提摩太陷入到了長達兩個月的「歸併辦理」交涉當中。行龍在山西大學創辦的歷史書寫中「不虛美不隱惡」，充分打開了歷史的張力。

「五四」運動前後，山大師生不但走上并州街頭呼應，更於1920年創辦《新共和》雜誌，提倡「研究學術、宣傳文化」，反對將大學辦成「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思想開放」之風與北京大學不相上下。

1937年11月8日太原淪陷，山西大學暫時停辦。《三原複課日：1939年12月23日》一節插入《陣中日報》報道和校長徐士瑚講話，呈現了兩年復校的周折歷史過程，「學校在此八年的漂泊無定中」，「斗室講學，頗有絳帳遺風」。1940年5月15日《陣中日報》對複課的報道並沒有想像中的「激情洋溢、鼓舞人心」，而是一面曆數辦學經費困難，一面報道學生的苦學作風。抗戰勝利後的1948年，徐校長對三原複課也沒有表功立意，而是總結髮揚出「精研苦學」的奮鬥精神。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抗日戰爭這兩個已被「過度闡釋」的時段，行龍的直呈書寫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地方性視域中的歷史記憶給我們帶來重新發現的感動；另一方面，從山西的視角反思歷史，恰可為許多書寫的「迷夢」祛魅。長期以來，歷史知識的有效性已過多建立在感官的權威之上，就像馬爾克斯所說，感官記憶總是會逐漸剩餘美化了的沉澱，而真正的史學是努力尋找一切可能隱藏有自己答案的東西。

1947年11月29日，國立山西大學教授會召開全體教授大會，這次「教授治校」的成果卻是「一致決議集體請假一周」。在風雨如晦、天地玄黃之機，行龍以「名垂校史」作了總結，因為教授們雖然集體請假，卻並沒有疏於輔導學生功課，而僅為了以鮮明的態度融入「反飢餓」運動。我們注意到，行龍所敘述的「人世」既沒有泛英雄主義的情懷，也沒有一種「歷史中間物」的尷尬。於平鋪直敘之中，作者專註於歷史情景的復原。「溫和的鬥爭」非但總結了一次運動的特點，更涵蓋了人世之于山河的力度。如果說，往事即使有實證和直呈，其組織也必然有著歷史濾鏡的效果。那麼，我想行龍的這幅濾鏡並非懷舊、光影恬淡的，而更接近於鉛色顆粒、層次這些黑白攝影的效果。山西大學成立於1902年，是中國最早的官辦大學之一，而今卻成為「最著名四非高校」，以歷史的鉛色透視如今立言、立名的挫敗，恐怕就不能再盲目抱怨「春不到此間」了。

俆士瑚這位山西大學的老校長，在《山大往事》中的形象尤為鮮明。俆校長原任閻錫山英文秘書，但毅然「棄官從文」，在炮火中復校，戰亂中嘔心瀝血，慘淡之中刻苦經營。1949年7月1日他乘坐專車赴京終於實現「將分散的山大完整交給人民」的心愿，之後主動選擇功成身退，晚年更譯著超過百萬字。行龍的「人世」緊緊扣著歷史中人的境遇，他筆下的「主人公品質」無疑經過了一顆泰然之心的滌盪。

《山大往事》通過一雙「考證之眼」，文本達到的卻是力學之美的平衡。這種平衡表現在「往事體」中的「人世」「山河」與「我在」三個方面的表達。除了「山河」與「人世」，往事體文章中至關重要的收束，我將其命名為「我在」。

在《山大往事》中，行龍時有直接的抒情。例如在寫到山西大學堂譯書院曾經的貢獻，而今百年山大並沒有一家出版社的時候，行龍直言：「筆端至此，能不令人浩嘆！」書中所發議論也不在少數，例如「學生人數之少，師生比例如此相近，與當今之現狀相比，真可謂天壤之別了。」等。

「我在」如何穿行於「山河」與「人世」之間，這的確是往事體文章需要解決的問題。我想，在行龍的意識里潛在一種書寫歷史即書寫詩的觀念，但在古今對照之間，他又自覺形成了一番宏闊反思和細緻借鑒。其實，《山大往事》中不時流露出一種詩意，而行龍所需繼續生髮的可能就是如何讓「我在」行雲流水又不著痕迹地照影於歷史直呈之中。如何融史於情？為文又如何讓抒情呈現成一種言說的模式？無論如何，一個平衡典雅的文本當是審美的願景。 （作者為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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