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熱」到不列顛空戰：倫敦「中國寶塔」的二百年傳奇

2018年5月，世界現存最大的維多利亞時代玻璃建築、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s）的溫室正式完成整修，重新對外開放。作為曾經世博會主場館「水晶宮」的姊妹版，「溫室」定將成為遊客們到訪倫敦的又一出行選擇。

雄偉的「溫室」

本文的主角卻是「溫室」西南角的另一座建築——建造於歐洲「中國熱」（Chinoiserie）鼎盛年代的「中國寶塔」（The Great Pagoda）。這座見證了中西文化交往史的建築傑作，也即將於今夏完成整修，再次面世。

「中國寶塔」

「中國熱」：從迷幻的「Sharawadgi」到真實的「中國寶塔」

自15世紀新航路開闢以來，「貿易」與「傳教」就一直是西方各國對外發展的主線——前者多是一種經濟上的往來；而後者在宗教之外，還常常伴隨著文化上的交通。最早有關「中國文化」的介紹與引介，便是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通信，源源不斷地湧向歐洲大陸的。

當17、18世紀之交，法國的耶穌會傳教士以繪畫的形式，帶回有關中國的直觀風俗材料後，新奇的「異域色彩」與此時方興未艾、追求繁複華麗的法國洛可可藝術一拍即合，旋即在繪畫領域迸發出了「中國熱」的苗頭，繼而又迅速擴展到了包括室內裝潢、陶瓷以及著裝等等藝術門類，「中國熱」成為了18世紀前期主導法國、進而是西歐大部分地區的藝術風潮。

法國畫家布歇（Francois Boucher）的畫作是「中國熱」的典型代表

儘管這股風潮起源於法國，但是由於巴洛克式的、宏偉而又規整的花園此時正在法國大行其道，因此歐陸的園林設計，起初並沒有太多受到「中國熱」的影響。真正將這股「中國風」吹進園林設計的，是他們位於海峽對岸的老對手英格蘭。英國詩人蒲伯（Alexander Pope）很早便呼籲人們跳出精心修剪的法式庭院，去往大自然中感受真正的美；作家沃頓爵士（Henry Wotton）更是早在17世紀初時，就對嚴格按照「幾何對稱」原則設計的法式園林表示不滿。從這些跡象可以看出，之所以後來英國會擁抱「中式園林」，不僅是一種單純的藝術趣味，更表現出對法式藝術主導權的反抗。

法式園林的典型代表——凡爾賽宮園林

然而光有「反抗」還遠遠不夠，英國人還得為他們的「園林美學」交上一份屬於自己的答卷。此時，通過道聽途說進入歐洲的「中國式」園林審美，很快便成為了英國人有力的思想資源。

1692年，英國著名外交家與作家坦普爾（William Temple）的文章《論伊壁鳩魯的花園》正式在倫敦印行。在文中，這位與荷蘭知識界過從甚密的英國外交家，用美好的筆調，毫不吝惜地讚美了中國園林的高超藝術境界，尤其對中國園林奉行的「Sharawadgi式」審美讚不絕口。在他看來，中國人這種充滿著「不規則」、「不對稱」的自然美學，正是英國人所苦苦追尋的完美園林風格。在他的鼓舞之下，一種融合了中西審美情趣的新式園林正式在英格蘭誕生，被後世藝術史家稱為「英中園林」（Anglo-Chinese Garden）。

然而，稍加考察便可發現，坦普爾筆下的「Sharawadgi」一詞根本就不是什麼「中國製造」，而是一個經由日本與荷蘭兩度「轉手」的古怪名詞；它的詞源也並非來自漢語，而是來自於日本人對中式園林美學的體悟——「しゃれ味」（shyareaji，灑落味）或「揃わじ」（shorowaji，不規則）。在經歷了旅日荷蘭商人的幾度轉寫與「再詮釋」後，才最終呈現出了坦普爾筆下的面貌。可見，坦普爾的「Sharawadgi」實際上和中國園林並沒什麼直接的關係，因此根據這一理念為指導建造的早期「英中園林」是十分名不符實的。從18世紀英國建築師的設計實踐中，我們也能清晰地看到，早期的「英中園林」，與其說是基於對「中國園林」理念的吸收，不如說是基於一種對異域的迷幻想像。換句話說，它們往往既不「中國」、也不「園林」。

18世紀中葉英國建築師哈夫潘尼（William Halfpenny）勾畫的「中國風」涼亭

這一局面，終於因一位傑出建築師的出現而宣告終結。作為一名擁有著瑞典血統的大英帝國公民，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青年時代曾隨「瑞典東印度公司」兩次前往中國，並在旅行途中詳細考察並記錄了中國建築、尤其是園林建築的實際情況。回到歐洲之後，錢伯斯先是在法國與義大利學習建築多年，後又於1755年搬至倫敦，開設建築事務所。

1757年，錢伯斯將早年的中國考察經歷集結成書，並結合自身長期的建築實踐，出版了著名的《中國建築、傢具、服裝、機械、器皿設計》一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該書中，錢伯斯激烈地批判了此時華而不實、不知所云的所謂「中國風」設計，呼籲人們真正地關注中國建築的本來面貌；同時，書中還對中國園林「移步換景」的設計理念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可以說，與之前的「離奇怪誕」相比，錢伯斯以降的「英中園林」才算真正步入了正軌。

錢伯斯爵士

錢伯斯筆下的中國建築

1760年，一生戎馬的英王喬治二世在如廁過程中意外地結束了他崢嶸的一生，王位旋即傳承給了他的孫子，也就是日後成功狙擊拿破崙外擴野心的國王喬治三世。出於對母親的孝順，喬治三世於登基後翌年，責成此時已小有名氣的建築師錢伯斯，在王室位於倫敦西南郊邱園的地產，為此時已是王太后的母親奧古斯塔打造一座不尋常的建築。由於擁有王室的資助，錢伯斯終於得以將內心對於中國建築的遐想付諸實踐，而此次建設的成果，便是「英中園林」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中國寶塔」。

建成之初的「中國寶塔」

整體建築時間耗時一年，完成高度達10層（50米），雄偉的「中國寶塔」自建成之日起便成為倫敦的一大地標。當時的作家不無幽默地寫道：「我本來只是打算在蒙彼利埃街（位於倫敦西南郊，距邱園約4公里）眺望這座寶塔的，但是估計在兩個星期後，你都能在約克郡（位於英格蘭北部，距倫敦約300公里）看到她了。」不過最令「中國寶塔」出名的還不是它的高聳入雲，而是它對於中國建築的真實描摹。錢伯斯不僅通過自身對中國寺院建築以及相關畫作的細緻觀察，完成了對中國式寶塔大體形制（例如迴廊、出檐）的完美還原，還注意到了例如「龍形脊飾」在內的諸多建築細節。凡此種種，均使得邱園「中國寶塔」成為當時整個西方世界之中對於中國建築詮釋得最為精準的一件作品，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對手能夠將之超越。

「中國寶塔」的立面設計圖

從驟興到瞬衰

自從「中國寶塔」橫空出世以後，歐陸各國王室與貴族紛紛投來了艷羨的目光，而依照錢伯斯「求真」原則設計的「英中園林」，也因之得到了各國王室與貴族的青睞。作為「英中園林」中的典範，「寶塔」成為了各國仿建大潮中的「保留曲目」。在接下來的近半個世紀中，一片又一片的「英中園林」在歐洲大陸上陸續興起，一座又一座的中式寶塔也在這些園林間拔地而起——比利時的布魯塞爾、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法國的安布瓦斯、德國的波茨坦與慕尼黑……在當時的歐洲各國，到處都能看到以邱園「中國寶塔」為模板的仿製品；甚至遠在歐洲最東端的沙俄，也在葉卡捷琳娜女皇對「英中園林」的無限仰慕之下，展開了皇村（Tsarskoe Selo）「中國城」與龍塔的建設計劃。所謂上行下效，對於那些無力建築巨大龍塔，但又想趕「中國熱」時髦的上流人士而言，在自己的居所之中增添「英中園林」的元素，無疑成為了他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選擇：「在屋頂花園內架設兩座迷你的中國拱橋、並建設一條直通餐廳的迷你小溪。」——18世紀80年代的一位巴黎上流人士的所作所為，足以體現那一時代的歐洲社會，對於源自於英國、尤其是邱園的 「英中園林」的集體瘋狂。

德國慕尼黑「英國花園」中的「中國寶塔」

俄國皇村的「中國城」

然而物極必反，正當「英中園林」在歐陸大放光彩的同時，這場「中國熱」的藝術運動卻在新的藝術潮流與批評家指責的雙重威脅下，逐漸走向危機。

這裡所說的「新的藝術潮流」，指的便是18世紀中葉興起於義大利的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它以重新喚醒人們對希臘羅馬時代崇高、肅穆之美的欣賞為主要表現形式。由於18世紀以來洛可可與「中國熱」的華麗之美實在過於普遍，人們產生了審美疲勞，因此，對於「古典」的回歸逐漸成為了貴族時尚的新寵，而一度紅火的「中國熱」則慢慢地變得不再時髦。這是「中國熱」退燒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上海外灘的滙豐銀行大樓便是一座典型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

與之相較，批評家們的指責則是「中國熱」走向衰敗的直觀原因。對於17世紀的批評家們而言，他們之所以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巴洛克，是希望引導人們放棄對於裝飾美的享樂，回歸到淳樸的自然中去，當時追求率真自然的中式風格於是吸引到了他們的目光。然而，當時光走到18世紀中晚期時，「中國熱」也已成熟化、系統化，這時，錯愕的批評家們才忽然發現，與之前的巴洛克庭園藝術相比，「英中園林」非但沒有教會人們「道法自然」，反而在原先窮奢極欲的基礎上，又增添了一抹異域神秘主義的色彩。難怪詩人與批評家梅森在遊歷錢伯斯的「英中花園」時會如此慨嘆：「腳踩天鵝絨地毯，在亞洲迷夢中沉溺不醒。然而，歐洲的安寧卻在這中國風的浮光艷影里危若累卵。」

就這樣，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狂飆後，「中國熱」在18、19世紀之交逐漸歸於沒落。而作為整個成熟的「英中園林」運動的起點，邱園「中國寶塔」自然也難以擺脫被冷落的命運。在建成之後的近250餘年間，「中國寶塔」非但沒有隨著英帝國的起飛而備受尊榮，反而遭遇了未曾經歷過一次系統整修的悲慘命運；而「寶塔」引以為傲的金箔「龍形脊飾」，也在後來被拆除，據傳是為了償還聲色犬馬的太子喬治四世的賭債而變賣的。

鮮為人知的「戰鬥英雄」

1840年代起，王家地產邱園作為植物園逐步對公眾開放。然而從二戰之後起，曾經開放給遊人攀登的邱園「中國寶塔」卻從此閉門謝客。這其中的緣由，根據園方之前的解釋，是因為寶塔年久失修，容易產生危險。不過隨著後來相關檔案材料的解密，一段發生在不列顛空戰時期的歷史才漸漸浮現在人們的眼前。

1940年7月，希特勒正式批准對不列顛發起大規模的進攻行動，代號「海獅」。在經過了7-9月以攻擊軍事基地為主的前兩階段進攻之後，9月起，德軍將攻擊的重點改為城市，並在此後對倫敦展開了連續7日的進攻，史稱「倫敦大劫難」。

面對德軍的瘋狂進攻，英國舉國上下進入了備戰德國侵略的緊急狀態。數量並不佔優的戰鬥機駕駛員輪番升空迎擊德軍，英國國民們也紛紛響應，書寫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鬥爭史。

不過，僅靠熱情決然無法打贏一場艱苦的戰爭，面對強大的對手，戰備的升級也成為了重中之重。然而，在英國大多數的軍工基地為德軍所重創、各大城市也備受空襲摧殘的情勢下，常規的測試地點顯然無法逃脫德軍的火力。因此，在9月下旬，倫敦的皇家空軍研究院的軍官們匆匆叩響了邱園的大門，而他們此行的目的，便是為了古老的「中國寶塔」而來。

檔案材料為揭示二戰時期「中國寶塔」的獨特功勛提供了可能

根據研究院專家們的設想，少人問津又高聳入雲的「中國寶塔」無疑是測試新型炸彈降落軌跡的理想場所，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要對「中國寶塔」進行系統地「破壞」，即先在寶塔頂端鑿開一個洞，然後在其下的每層相應位置鑿開一個洞穴，最後在底層安裝相應的觀測設備與沙土著床，這樣就能在德軍無法察覺的情況下，在塔內秘密測試新發明炸彈的降落軌跡。儘管這種做法顯然不符合「文物保護」原則，但是由於身處戰爭的特殊時期，因此園方還是同意了這一做法。就這樣，在不列顛空戰的歲月中，外表看似尋常的「中國寶塔」實則充當了皇家空軍研究院炸彈測試基地的功能。儘管在戰後，有關部門填補了當時鑿開的洞穴，但是由於未經系統整修，脆弱的寶塔始終無法正式開門迎客。

對於塔頂洞穴的修補，至今仍然能夠從外部看見

正是由於「中國寶塔」在戰時發揮的重要作用，為盟軍最後的勝利貢獻了難以令人忘懷的力量。換言之，與其說「中國寶塔」是一座曾被人一度遺忘的「倫敦棄兒」，不如說它是一位「戰鬥英雄」；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中，它延續了自己曾在「中國熱」時期所扮演的「燈塔」作用，為二戰盟軍的最後勝利照亮了前路。

可喜的是，寶塔的「少人問津」也即將成為歷史——2016年，在一家中國企業的資助下，「中國寶塔」開啟了建塔以來首次大規模修繕。此次修繕不僅將使得寶塔煥然一新，還將使得之前「因故」拆除的龍形脊飾重返故塔。

復原後的龍形脊飾

250餘年前，一座寶塔因文化的交通而起，繼而成為了中國文化在歐洲傳播的一座高峰。250餘年後的今天，同一座寶塔又因文化的交通而復興，而她又將演繹出怎樣的美麗故事，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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