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瘋狂、反抗與創造

（約翰.惠勒）

心理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或者被業內人士視為一門科學。榮格的心理學被指責為不是科學，他曾經的老師弗洛伊德也這樣說。在科學主導的時代，這種指責對於一個學說幾乎是致命的，無可辯駁。腦科學至今還在起步階段，對意識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無意識以及集體無意識，如同霍金的黑洞理論，更未得到科學的充分證明。這大約需要生理學家在大腦中確認儲存無意識的部位，並把無意識的活動顯示在電腦屏幕上。現在還做不到這一點。科學需要科學的證明，而證明的出發點是已有的科學。在得到證明之前，一項新的科學發現是否值得證明，是否能夠得到證明，需要科學家依據現有的科學知識做出主觀判斷。可是，已經存在的科學就一定科學嗎？不一定，至少不完全是科學的。科學已經發生多次革命，舊的科學範式被大幅度修正，補充，甚至被推翻。今天的科學就是這個不斷發生的過程的結果。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對此有詳細論述。

數學家的瘋狂

突破現有的思維框架需要天才，他們因為創造性的破壞而被視為瘋狂，這在數學和科學不乏其例。先舉數學的例子。數學不屬於科學的範疇，卻是科學的基礎。

數學家格奧爾格·康托爾（Georg　Cantor，1845-1918）認識到在無窮之後還有無窮。他在1870年代初發表的論文中提出超窮論，即超越無窮的無窮，並由此建立新的數學體系。龐加萊說康托爾是數學感染的「嚴重疾病」。德國當時最好的數學家科羅內克曾經是康托爾的老師，也聲稱康托爾是「科學騙子」，他的集合論不是數學而是神秘主義。康托爾想從數學教授轉為哲學教授，以避開對他的指責，最後在一家精神病院死去。大衛·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支持遭到圍攻的康托爾。康托爾的集合論被後來者發展之後，部分地證明了算數系統的一致性。

希爾伯特的同情可能部分因為他有過與康托爾相似的遭遇。1890年代，希爾伯特的「終結不變數理論」論文遭到「不變數之王」保羅·哥爾丹（Paul　Gordan，1837-1912）退稿。哥爾丹的評論是：「這不是數學，這是神學。」——這句話與弗洛伊德對榮格的評價如出一轍。希爾伯特採用「存在性證明」，斷言存在某個數學現象，但不能具體指出。哥爾丹則堅守「結構性證明」，以計算為基礎，給出具體的結果。在方法上，希爾伯特與榮格有相似之處。哥爾丹後來也接受了希爾伯特的方法。哥爾丹說：「即使神學也有其存在價值。」這不是哥爾丹的自我開脫。他開始接受一種新的數學方法。

希爾伯特希望為數學建立一個堅實的基礎。他期望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所有真的陳述都能夠被證明；數學是一致的，不會推出自相矛盾的陳述。前者被稱為數學的完備性，後者被稱為數學的一致性。1931年，哥德爾的不完備性定理數學有著內在的缺陷，打破了希爾伯特的這個希望。

這些數學發展中的往事同樣適用於榮格，那些改變了數學的人，最初受到的指責也類似榮格的遭遇，榮格的理論可能還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證明。不過，在此之前，他能夠得到科學之外的承認，吸引了大批的「外行」。可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經驗（雖然經驗並不可靠），誰又完全是無意識的外行呢？最為敏銳的文學家們用他們的作品證明榮格，正如他們支持弗洛伊德那樣；榮格也在古代文化（有些延續至今）找到證據。

現在憑藉弗洛伊德或榮格理論提供心理治療的開業醫生已經不多，也不是主流。迅速發展的生理學戰勝了他們的心理學。在今天，弗洛伊德更多被當作20世紀的一位文化巨擘受到紀念，榮格也是如此。他們的影響的餘波主要不在心理學界，他們的心理學已經被業內人士認為是過時的。但是，他們超出科學範圍的那部分思想仍然吸引很多人，特別是榮格具有濃厚神秘主義色彩的心理學。

可以說，在數學與科學中，無瘋狂則難有重大創新。即使創新者精神正常，也會因為他們的突破而一時不被接受，進而還可能被視為瘋狂。

人與物

瘋狂屬於心理學研究的範圍。心理學不應該只是生理學家的事情。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意識和無意識，還可能對物質有影響。在物理學這個似乎純粹的關於「物」的學科中也不能排除人的因素。這就是人擇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宇宙的演化是為了適應人的存在；觀察者在宇宙中的出現是必然的。毫無疑問，人之所以能夠觀察，是因為他們具有意識。人擇原理是天體物理學家布蘭登·卡特（Brandon　Carter）在1973年提出的。他提醒生物學家要考慮到天文學和宇宙學的因素。霍金的觀點有所不同，他稱之為人存原理：我們看到的宇宙之所以是這個樣子，那是因為我們的存在。

約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1911-2008）更進一步。他認為「萬物源自比特」（It　from　bit）。It包括從粒子到宇宙，從微觀到宏觀。比特是由「是-否」構成的二進位信息量單位，因此可以說物理世界源自信息，或宇宙由信息構成。既然宇宙是信息，也應當包括宇宙之中的意識，並受到意識的影響。惠勒猜測，現實是由觀察者創造的。惠勒從量子物理學的實驗結果推斷，宇宙是由觀察創造出來的，即現在的選擇能夠影響過去。萬物源自比特是惠勒提出的「參與的宇宙」（participatory　universe）的基礎。參與創造宇宙的是人。惠勒提出，可由「延遲選擇實驗」來證明他的判斷。這是從量子物理的雙縫實驗中推導出來的思想實驗。光子在已經通過雙縫之後，人的觀察使它選擇通過一條縫或者兩條縫。惠勒說：「沒有一個預先存在著的過去，除非它被現在記錄。」貝克萊認為，存在就是被感知；惠勒則相信，測量（觀察、記錄）能改變曾經的存在。

1943年，惠勒向費曼提出「單電子宇宙」的構想，即宇宙中只有一個電子，所有的電子都是這一個電子的運動，這個電子在時間上既能向前也能向後。這個設想使得他的這位天才學生大吃一驚。惠勒還認為，光子的湮滅，實際上是光子在時間上的反向運動。費曼後來發展了老師的想法，提出反電子是逆時間前行的電子。惠勒還創造了黑洞、蟲洞這兩個詞。他不是這兩個詞背後的理論的提出者，卻豐富了這些理論。他不僅善於起名字，還把理論推向極端。他說：「蟲洞作為理論上的實體，這種由魔法幻現出來的景象有著非常的活力。」榮格一定會贊同他。

如果惠勒是正確的，榮格也可能是正確的。他們在不同的領域內分別看到了魔法和幻象，在惠勒是比喻，在榮格是象徵，差別並不大。他們打破傳統思維框架建立的理論令人難以置信。惠勒可能為榮格心理學提供了物理學證明，但也須提出警告：對惠勒理論的任何發揮都可能偏離他的思想。

惠勒從來不是一位神秘主義者。他是一流的物理學家，長期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是愛因斯坦的同事，發展了廣義相對論。惠勒是尼爾斯·玻爾的學生、理查德·費曼的老師（這兩位在中國比他更有名），他與這兩位師生都發表過不少合作的論文。他和玻爾對核裂變理論有重大貢獻，惠勒參與美國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氫彈計劃。他提出的矩陣後來由維爾納·海森堡在1943年發展為描述粒子之間相互作用的散射矩陣。他在量子引力領域提出惠勒-得衛特方程。1934年，惠勒與另一位物理學家布賴特（Gregory　Breit）提出把光變成物質的設想：用伽馬射線對撞產生電子和正電子。這個過程被稱為布賴特-惠勒過程，把愛因斯坦的E=mc?方程式變為m=e/c?，在數學上是成立的，可以重現宇宙誕生100秒以內的景象。因為所需能力巨大，直到2014年，才由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想出用兩束高能激光對撞的方法。在本文寫作時，該實驗正在進行中。

從這個實驗的實施，可以看出惠勒的思維超前，以致證實或證偽他的一個想法至少要在數十年之後。在數學和科學的發展史中，這個時間距離不算長，還有困擾人們數百年甚至更久仍未得解決的問題。例如，意識是否對物質有作用？現在人們還不能作出科學的回答。數學和科學的突破中有難以解釋的天賦在發揮作用，但它們的確立必須經過理性的演算和實驗的證明。在完成這一步之前，人們應該保持開放的心態和足夠的耐心。

意識與物質

惠勒是一位嚴肅的科學家，反對濫用他的理論。1979年，惠勒要求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把他稱為偽科學的parapsychology（超心理學、通靈學）驅逐出去。這一「學科」是在十年前由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介紹入會的。惠勒反對超心理學對他的誤用。他指出，量子觀察中的核心不是意識，而是探測與被探測的區別。這是對那些輕率地把物理學引入意識的警告。但不可否認，探測者是因為有意識才去探測的。惠勒也說，他不反對超心理學的探索，只是在得到令人信服的證明之前應該對此有所保留。這是科學的態度，可是AAAS沒有接受他的要求。

提出「超心理學」這個詞的是約瑟夫·萊茵（Joseph　Banks　Rhine，1895-1980）。他在母校杜克大學建立實驗室（後來脫離），試圖用實驗證明超感覺感知（ESP，如傳心術、預知）的存在。萊茵的工作是認真的，他曾揭露一位接受實驗者作弊。即使如此，在他的實驗室，另外一些聲稱具有超感覺感知能力者的實驗結果仍高於概率近一倍。但其他心理學家沒有能夠重複出萊茵的實驗結果，否認了他的工作。榮格了解萊茵的工作並信任他。

意識與物質的關係至今仍然無解。2017年8月，美國《科學》雜誌慶祝創刊125周年，為此發布125個世界最前沿的科學問題。前兩個是：宇宙由什麼構成？意識的生物學基礎是什麼？科學界還沒有能夠提出答案。如果意識的存在得到實證，無意識的存在也將同時得到間接證實。第二個問題被謹慎地限定在生物學範圍之內。「意識的生物學基礎」之說顯然把意識當作物質的產物。在生物學基礎之外，意識還有別的基礎嗎？

在生物學之前，哲學和心理學已經對意識做了研究，而無意識的概念在西方哲學中也有久遠的源頭。這些探索的結果都沒有被科學界接受。

數學和科學的天才與文學和藝術的天才可能受到同一種力量的驅動，雖然前者是被「誤診」，後者才是符合醫學標準的病人。這種力量包括還沒有被科學實驗證明的無意識。受無意識驅動的「瘋子」在反抗常規中獲得突破。

大多數瘋子並不比常人擁有更多創造力，這一事實不能否認他們中的少數天賦異稟。至少在近兩百年來，這些「瘋子」對於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更多地分擔了這個世界的痛苦。福柯說：「因為充滿鬥爭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據尼采、梵高、阿爾托這樣的人的作品大量湧現這一事實來評估自身的。」

天才的「瘋子」還會繼續出現，他們將改變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從而改變世界。福柯在《瘋癲與文明》的結束部分說：「瘋癲的策略及其獲得的新勝利就在於，世界通過心理學來評估瘋癲和辯明它的合理性。」但是，世界必須首先在瘋癲面前證明自身的合理性，而不是依據「正常人」的標準來判定「瘋子」，因為科學的世界也在變得瘋狂，這種瘋狂可能會成為衡量「什麼是正常」的新標準。

阿爾托和梵高

福柯說到的三個人中的安托南·阿 爾 托 （Antonin Artaud，1896-1948），是法國演員、詩人和畫家。荒誕派戲劇深受他的影響，暴露了理性時代人生意義的缺失，從一個側面揭示精神病的成因。阿爾托在五歲時患腦膜炎，1919年染上鴉片癮，1937年患精神分裂症。1947年，在巴黎舉行的一場梵高畫展之前數天，畫廊主人請阿爾托為畫家寫點什麼。阿爾托寫下了《梵高：被社會自殺的人》——是的，他在80多年前已經提出「被自殺」概念。這也是對他自己結局的預言：阿爾託孤獨地死在一家精神病院，被認為是自殺。阿爾托在這篇文章中說，梵高說出了「不可忍受的事實」，那些受到驚擾的人們逼迫他自殺。阿爾托對精神病的評論出自他本人的經驗，而不是當時流行的心理學。這位精神病人說的一切都證實了弗洛伊德和榮格的心理學，有些地方比他們更深刻。

阿爾托這樣評價梵高的《自畫像》：「我知道，沒有一個精神病專家懂得如何用這樣無法抗拒的力量仔細地注視一個人的面孔，如一把小刀，剖析其不可否認的心理。」這是梵高《自畫像》能夠打動人的原因。作為精神病人的阿爾托能夠理解梵高的畫，因為他們生活在相似的世界。

阿爾托繼續說：「或許，在梵高之前惟一一個擁有這隻眼睛的人是不幸的尼采：他擁有同樣的力量，可以暴露靈魂，將身體從靈魂中扯出，讓身體赤裸無蔽，讓身體脫離心靈的詭計。那是一種滲透的、洞穿的注視，在一張被粗糙劈砍、如一棵方形樹木的臉上。這虛無中的一瞥，如一顆隕石的炸彈投向我們，染上了填滿它那空虛惰性的無調色彩。這便是梵高如何診斷他自己的疾病的，勝於世上的任何精神病專家。」

阿爾托在梵高那裡發現藝術是精神病症的診斷，以及治療。《加歇醫生》是梵高在自殺前一個月為他的醫生畫的肖像，時間在1890年6月。他們之間的醫患關係一度很緊張。梵高告訴弟弟，加歇也是精神病人。這是病人對醫生的反向觀察而得出的結論。久病成良醫，梵高的「診斷」很可能是對的。阿爾托這樣評論《加歇醫生》：「梵高不是出於自己或自己的精神疾病才放棄生命的，而是在一個名叫加歇醫生的惡靈的壓力下才促成的。」同病相憐也相知。作為一位精神病患者，阿爾托比心理醫生更懂得梵高的痛苦，這種痛苦很大程度上來自醫生的治療，而不是疾病。

可是，阿爾托有時也期待「治療」。他說：「我也像可憐的梵高，我不再思考，但我每天臨近內心巨大的混亂，我願看著某個醫療機構指責我讓自己疲憊。」他期待的不是治療，而是指責、折磨，用一種痛苦壓倒另一種痛苦，用疲憊消耗他的過剩的精力。

榮格論瘋狂

榮格的無意識有強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種心理病症。但他作為心理醫生看到的世界仍不同於精神病人。在評論喬伊斯小說的《〈尤利西斯〉：一篇獨白》（1932）文章中，榮格說，他始終沒有把《尤利西斯》看作精神分裂的產品。但他又說，喬伊斯與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相似的癥狀：推開現實，或把自己抽離現實。確實，傑出的藝術家、文學家（文學就是一種藝術）都是超越他們時代的，他們不在現實的泥潭裡打滾。

喬伊斯「推開現實」，進入無意識領域。他在那個時代不是獨特的。集體無意識在整個現代藝術中強烈發作。榮格在這篇文章中說：「在現代藝術家那裡，這種表象不是個體的某種疾病引發的，它是我們時代的集體症候群。藝術家並非按個人的靈感活動，而是受限於集體的生活意志。這種意志不是直接來自意識，而是發自現代心理的集體無意識。正因為它是一種廣泛的現象，它才會在完全不同的領域中得出了相同的結果，在美術與文學中，在雕刻與建築中比比皆是。」

集體無意識是沉積在心理深處的遠古以來積累的人類經驗，但這個過程一直在持續中，因此有些部分並不古老，也有近現代人類經驗的沉積。集體無意識是現代文學與藝術中靈感的源泉，當它赤裸裸地暴露出來的時候，就會產生精神分裂症。榮格接著上引說：「另外，現代主義運動精神的鼻祖之一——梵高——事實上是一位精神分裂症病患，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他大概是說，集體無意識產生兩個作用：精神分裂和藝術創造。

梵高是一位有傳染性的精神病患者，使得現代藝術染上精神分裂症，而「病毒」就是梵高激活的集體無意識。天才而瘋狂的藝術家不是一個人在行動，在他們的個體無意識之下還有集體無意識。瘋子是天生的反抗者。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夠創造歷史，無論是好還是壞，不僅在文學和藝術之中，也在政治之中。所以，蘇聯把不滿者送入精神病院不是完全沒有醫學理由的——消極或積極反抗似乎不可戰勝的權力，很難不被想像為瘋子的行為。那些「理智的」人往往選擇沉默，甚至還想治療他們眼中的「瘋子」。

阿爾托說：「精神病專家誕生於這樣一個粗俗的土地：他們渴望在疾病的根源處維持邪惡，並因此從自身的虛無中發掘出一列衛隊，以便削弱一切天才的反叛原驅力。」這句話對精神病專家也許有點不公平。但他仍忽略了一點：這樣的精神病專家不限於精神病院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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