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這條命，究竟值多少錢？

繪圖：Patrik Svensson

如果讓你為自己的生命標價，你的答案是多少？你是如何得出答案的？

生命沒有統一的標價，從拯救你生命的開銷到死後的「標價」，它可能有一百種不同的價格。

撰文 | 香農·費希爾（Shannon Fischer）

編譯 | 林志鵬

審校 | 吳非

我們可能會認為，給人標價這種事只會發生在歷史的黑暗時期，或是現代的人口販賣黑市中。讓我們帶上羞愧之心，回溯那些人口販賣合法化的黑暗年代。那時，他們的售價與可能帶來的產出緊密相連。在19世紀中葉，美國南部的州廢除奴隸制之前，一位「優質男性種植者」的標價大約是1100美元，按照購買力換算，相當於今天的30000美元。其他人的買賣價格則便宜得多。

在討論你的生命值多少錢之前，讓我們先來看另一個較為直接的問題：你的身體本身值多少錢？從用於醫學研究的遺體，到器官移植，再到體內所含的元素，我們有可能估算出每一項的數值。

（註：圖中各元素的價值，來自該元素的高水平補充劑的價格）

我們不只在道義上區分生命的價值，有時候也會用真金白銀來定價。取決於我們如何分配有限的資源，從決定投資錢修建更安全的道路，到設置戰爭中犧牲的士兵和平民家屬的補償金；也取決於由誰來定價、目的是什麼，不同方式的定價可能會有極大的差異。事實是，生命沒有統一的標價，它可能有一百種不同的價格。

生命統計價值

其中一個價格是為了維持個體的生命所要付出的代價。為了確定哪些可能拯救生命的干預行為值得我們去做，政府機關會關注一個叫作「生命統計價值」（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VSL）的數值。「這並不是說人們真的願意接受用這些錢來交換真正的死亡，」曾經向美國機構引入VSL概念的范德堡大學的W·基普·維斯庫斯（W. Kip Viscusi）說，「這只是反映了他們對微乎其微的死亡風險的態度。」

簡單地說，這種計算類似於我們在買車時考慮是否要花額外的錢來提高安全性。以計算沙門氏菌感染致死的風險為例，如果人們平均願意花7美元來減少百萬分之一的風險，那VSL就是700萬美元。這將會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用於計算防治沙門氏菌疫情所願意付出的代價。

一個國家採用的VSL往往隨其財富而變化（作為基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建議成員國使用150萬到450萬美元之間的數字）。

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確定人們為了降低死亡風險願意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在美國，VSL的平均值約為900萬美元，經濟學家主要是根據人們的工作進行估算，比如有些人願意為了工資而接受風險較高的工作。在英國，最好的方法是直接詢問人們願意付出多少，英國運輸部使用的數值是180萬英鎊（230萬美元）。2009的一份報告在加拿大比較了兩種途徑，發現基於工資和風險計算VSL時，結果大約比另一種方法高三分之一。

VSL還會隨死因發生變化。在美國，它的數值從20萬美元到1300萬美元不等：減少煤礦工人死亡的風險比減少可燃沙發造成室內火災的死亡風險更值得。

繪圖：Patrik Svensson

延長生命，花多少錢才值得？

當你考慮預防死亡的另一種形式——衛生保健時，事情變得更為複雜。為了判斷醫療干預是否值得，衛生保健企業和保險公司要考慮這些錢會給你的生活質量帶來怎樣的提高。他們所使用的指標稱作「質量調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 QALY）：如果1表示完全健康、0表示死亡，那麼中等健康狀況下的4年時間等價於2個質量調整生命年。

在英國，一年的優質生活大約價值20000~30000英鎊。這個範圍是由英國國家衛生醫療質量標準署（NICE）所設定的，它負責監督英國醫療服務體系提供的新葯和新療法。為了做到這點，它比較了新療法與現有療法每個質量調整生命年的花費。

這意味著，如果一種新葯增加一個質量調整生命年需要額外花費20000英鎊，這在預算上是可以接受的。約克大學的健康經濟學家，NICE 1999到2012年評價委員會的成員卡爾·克拉克斯頓（Karl Claxton）說：「NICE關注的是增加的部分。額外的花費有多少，額外的利益是什麼，它們是否值得？」

雖然NICE可以對革命性的新葯和臨終關懷網開一面，但如果成本超過30000英鎊，通過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肝炎的特效藥索非布韋（商品名Sovaldi）的預算就因此遭到了削減。而與化療藥物同時作用，以延長癌症患者3個月壽命的藥物貝伐珠單抗（商品名Avastin），每質量調整生命年的花費達到了82000英鎊。

加拿大、紐西蘭等國沒有給出明確的金額限制。但實際上，當你分析具體的資源分配時，每質量調整生命年的花費差不多等於15000美元。與美國的情況相比，如果一項干預是「合理且必要的」，政府的醫療保險計劃就不會考慮花費問題。

波士頓塔夫茨醫學中心的詹姆斯·錢伯斯（James Chambers）說，醫療保險也在一些方面試圖削減開銷，至少是最大化利益。比如，他們可能只為最嚴重的病人提供藥物和醫療器械。但在法律上，他們並不能直接這麼做。「有一種觀點認為你絕對不能給生命標價」，羅格斯大學的醫療保健政策專家路易斯·拉塞爾（Louise Russell）說，「雖然你不願意承認，但有時必須這麼做。」

繪圖：Patrik Svensson

意外死亡的生命價值

在人死亡後，為其生命估值就更加困難了。高風險的工作存在一些賠償規範，但依然有很大的變數。美國軍隊的軍人因任務殉職時，其家屬可獲得10萬美元的「死亡撫恤金」，人壽保險的支出則可能高達40萬美元，此外從葬禮開銷到子女的醫療、教育，還有額外的補償。根據一些估計，總額從25萬美元到80萬美元不等。

在責任之外，意外死亡更向我們展示了生命價值的不一致。如果在意外致死訴訟中得到賠償，我們可以基於純粹的經濟因素，即受害者損失的終生收入、醫療費用、喪葬費用等來估計。但是考慮到親人的悲痛，這一切都沒有意義。英國法院提出的喪親補償限額為12980英鎊，這遠低於NICE對一年健康生活所需花費的估計。這是根據1982年議會所定下的3500英鎊得出的。「這樣太過武斷」，牛津大學人權法專家勞拉·霍亞納（Laura Hoyano）說： 「補償的水平如此之低，簡直就是侮辱。」

紐約大學法學院的馬克·蓋斯菲爾德（Mark Geistfeld）認為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我過早死去，你怎麼計算我的配偶因失去伴侶所遭受的痛苦？」他問道：「那該是10萬美元還是1億？」

他說，法官告訴陪審團沒有固定的方法來估算，所以陪審員們傾向於尋找一些參照數字。「如果有人花費10萬美元的醫療費用，那也許我們會增加3倍，會用它來做一個基準，我們會說痛苦和忍受的價值是30萬美元。」

地方法律也有很大區別。2013年，6歲的新澤西州男孩布蘭登·霍爾特（Brandon Holt）被另一名孩子射殺後，他的父母得到了572588美元的補償。在新澤西州，意外死亡發生時法規不允許陪審團考慮家庭的情緒困擾。

相比之下，12歲的塔米爾·賴斯（Tamir Rice）因手持玩具槍而被警察射殺，賠償達到了600萬美元。這個案件發生在俄亥俄州，在那裡陪審團會考慮精神上的痛苦。社會背景也很重要：萊斯的死涉及到更廣泛的關於黑人生活和警察的爭論。

儘管如此，這些案件並沒有對失去的生命本身進行估價，法律也沒有這樣的要求。安東尼·希伯克（Anthony Sebkk）正在研究這類訴訟：「你在死前會因痛苦和受苦遭受損失，死後你的家人會因失去你的收入遭受損失。但對於失去的生命本身來說，它毫無價值。」

不同環境下的巨大差異

這就是環境帶來如此大差異的原因。在911事件、2007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和2013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後，檢察官肯尼思·范伯格（Kenneth Feinberg）負責向倖存者和遇難者家屬分發補償金。

911事件之後，美國政府為受傷者和近3000名死者的家屬創建了一項基金。根據國會的指令，范伯格必須遵循意外死亡法的一些規定，因此他所分發的基金部分是基於受害者的收入。也就是說，CEO的親屬就能比門衛的親屬拿到更多錢。但也有一個非經濟的因素：在25萬美元的基礎上，每多一名倖存的配偶和受贍養者，補償就加10萬美元。最終，給單個受害者家屬的補償從25萬美元到710萬美元不等。

而在後兩起案例中，補償金是由個人和企業捐贈的，正如范伯格所言，這是「公民同情心的證明」。因此，處理這兩個事件的原則是，每個生命都要公平對待。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遇難者家屬每人獲得20.8萬美元，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中遇難者家屬各獲得220萬美元。

在英國，犯罪受害人賠償協會負責支付暴力犯罪受害者的款項。他們的標準是一位家庭成員或受贍養者可獲得11000英鎊；如果有多人，則每人獲得5500英鎊，此外還有額外的安葬費用、收入損失和家長教育的空缺。賠償的上限是50萬英鎊，但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對2005年倫敦爆炸案受害者的調查，迄今為止最高的補償金只有14.1萬英鎊，遠沒有達到上限。

另一個場景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西方國家政府對殺害的平民家屬進行類似的補償。英國國防部向一名阿富汗男子補償了5600英鎊，他在一次迫擊炮襲擊中失去了妻子兒；德國政府在炸彈襲擊後向102個喪失親人的阿富汗家庭各自支付了3800歐元；美國向一個家庭支付了10000美元，因為他的一個兄弟和一個姐妹在伊拉克的一座檢查站被槍殺。美國退休陸軍准將阿諾德·戈登-布雷（Arnold Gordon-Bray）在2013接受採訪時說：「很難理解人類生命的價值只有幾千美元，但你知道，考慮到他們的經濟條件下，這已經很多了，這樣你會感覺好點。」

如果我們把人的價值建立在政治地位、國家和社會背景之上，也許會讓你感到不安。但難以用公平的價值觀看待每個個體的價值，並不代表這些嘗試本身不值得。

參考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道德代數」。大約250年前，富蘭克林給他的一位面臨困難抉擇的朋友寫信。他建議將每個選擇的優缺點列一個列表，再將重要性差不多的優缺點一起劃掉。這種早期的成本收益分析並不代表對決策的輕視，恰恰相反，富蘭克林寫到：「當一切都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想我可以更好地判斷，而不是輕率地決定。」

同樣的想法也適用於今天的情況。如果我們不願意考慮這些困難的計算，意味著我們遇到不得不面對的情況時，將會不知所措。羅素（Russell）說：「當你面對需要付出代價的選擇時，不能簡單地認為什麼事是絕對的。你可以睜大眼睛仔細選擇，總好過閉上眼盲目地做。」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3230960-700-what-are-you-worth-how-we-calculate-the-value-of-a-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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