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史書中林則徐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並非後世所尊崇的「神話」

林則徐，因主張清末的禁煙運動而青史留名，被譽為「民族英雄」， 幾乎被後世尊為了「神話」。

可實際上，這位被後人尊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到達廣州時，其思想並未脫離當時一般士大夫的「華夷之辨」範疇，他對英國人的認識還停留在「夷兵除槍炮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緊，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力，是其強非不可制也」的可笑水平。所以，這就註定了他不可能採取平等的視角來對待，最終使得矛盾不斷激化，導致事變。

後來，道光皇帝等人指責他「輕啟邊釁」。說實話，也並非沒有道理。

關於鴉片戰爭中的林則徐，以上這些是被後人所忽略的。不僅如此，他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表現，還有不少被後人所誤讀的。

比如，1840年6月下旬，英國的六七千人遠征軍，先後抵達廣東海面後，並沒有直接攻擊禁煙運動的中心廣東沿海一帶，而是只留下了數艘戰艦對廣東海口進行封鎖，之後，剩餘的大部隊徑直捨棄廣東而北犯福建、浙江、上海和天津等地。

對此，我們的教科書一直以來都說是林則徐在廣東積極備戰的成果，這才讓英國人有所顧忌，不敢在廣州滋事，轉而避實擊虛，選擇準備不足的更北面的一些沿海地區。如此一來，既可以凸顯和強化林則徐固有的高大形象，又可以暗諷侵略者都是「紙老虎」，並非不可戰勝的邏輯，從而找到一種近似阿Q精神的快感。

還有在1841年5月，林則徐剛獲罪免職之後不久，廣東民眾就在一份充滿了口舌之快的檄文里，如此質問英軍：「爾自謂船炮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當時不少廣東民眾都一致認為：如果朝廷不撤換林則徐，則英國人是斷然不能取勝的，他們之所以能在中國境內攻城略地易如反掌，並非因為中國落後，而是因為清廷改用了諸如琦善之類的「奸臣」。

如此一來，林則徐就因為沒在任上和英軍直接對壘，幸運地成為了民間的一種精神寄託。

不但民間如此，就連朝堂之上也有一樣。同年，閩浙總督顏伯燾和新任浙江巡撫劉韻珂，就完全不顧道光皇帝的忌諱，上疏重新啟用獲罪革職的林則徐，理由之一正是「（英）夷所畏忌」。而鴉片戰爭之後的三部史著《中西紀事》、《夷氛聞記》、《道光洋艦征撫記》，也皆把後來廣東戰事的失敗，歸結於林則徐的去職，把各地戰事的受挫，歸結於當地沒有林則徐。

然而事實上，當時的英軍之所以沒有選擇進攻廣東，並非懼怕林則徐，而是他們的既定方針就是如此。在他們當時的首相帕麥斯頓給英國遠征軍的訓令中就有說到，這一訓令綜合其要點主要為：一是在珠江口建立封鎖；二是在佔領舟山群島後封鎖該島對面的海口，以及揚子江口和黃河口；三是在大沽口後，向北京投遞照會，如無滿意答覆，可決定進一步行動。

對照之後英國在中國沿海的一系列軍事行動，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是完全在遵照這個預案來的。同時，正是因為英軍的這一方針，剛好給了林則徐一個全身而退的好機會，也無意中成就了一個關於林則徐不可戰勝的神話。

如果說當時英國人的戰略目標確定在廣東一帶的話，那林則徐的失敗則是不可避免的，他的下場絕對不會比後來的琦善、耆英以及葉名琛等人好到哪裡去。

就單從廣東當時的軍事實力來說，雖然林則徐做了充分的備戰準備工作，但和英國人的堅船利炮相比，依舊不是同一個級別。這個結論可以由林則徐去職之後，虎門大角、沙角炮台的輕易失陷和廣州的被圍，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廣州的突然淪陷作為參考。

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廣東各海口的失陷可以歸結於琦善等人的妥協和無能的話，那第二次鴉片戰爭又怎麼說？那可是在1842年後將近20年時間內所發生的戰事，按理說，此時廣州等地的防務應該要比當年更為牢固、強大，可在英軍的進攻下又是如何呢？還不是一樣輕易就丟掉了省城廣州，甚至就連總督葉名琛都成了人家的俘虜嗎？

我們不得不承認，當時清廷的軍事實力，不管是廣東也好，浙江也罷，亦或是直隸地區，對於西方列強來說，都是不堪一擊。要想在西方列強虎視眈眈之下謀求國家的獨立和振興，那些傳統的老辦法是萬萬不可能的了，必須得痛下決斷，另尋新法不可。關於這點，慢慢覺醒過來的林則徐其實是最清楚的，於是，他成了最先放眼世界的人，認為只有向西方國家學習才能抵禦外國的侵略。

而與他相比較，當世和後世那些頑固地認為英國人害怕林則徐，只要朝廷不將其革職，不重用奸佞小人，那在鴉片戰爭中清廷必勝的論史者，當真是遠不如這位年近60歲的老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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