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我是紐約街頭的中國藝術家

最新 07-09

1991年8月18日凌晨一點多，格林威直村西四街臨近第六大道的性商店旁邊，幾個中國畫家在為路人畫像，旁邊聚集著一些圍觀者。燈光昏暗，時間漸晚，喧囂聲也靜了下來。在路邊畫像的畫家中有張澤平、我、張寶琦、倪軍、魏小峰、馮良鴻。性商店的旁邊是是一家半地下的店鋪，終年封著門，我們便在櫥窗一側的便道上毫無顧忌地將畫架支起來，招攬生意。

突然間，十數個警察荷槍實彈地把我們圍了起來，人群一陣愕然。詢問後才知道，中城的時代廣場發生了槍擊事件，有中國藝術家出事了。不多時，有人從時代廣場過來，說是上海來的畫家林琳被一個黑人槍殺了，警察局最直接的反映是派警力把幾處街頭藝術家聚集的地方保護起來。

時代廣場是我們不太情願去的地方，雖然那些年也常常出沒在那裡。廣場燈紅酒綠，嘈雜無比，各色人種混雜，擁擠的街道上充斥著一種特殊的味道。那些國際觀光客衣著光鮮，翩翩入時，出入百老匯劇院酒店的紳士淑女，夜空下無數霓虹燈廣告牌上巨幅的俊男美女袒露的肌膚，音樂劇中類似西部牛仔的英雄們，對面是凱文·克蘭的內褲廣告。一座座摩天大樓反射出的七彩的高光。旋轉門的背後閃出的勢利的看門人。永遠修不完的馬路上迎面橫著路障，一截粗大的煙囪將路面下供熱管道的縷縷白色蒸汽引出，這是曼哈頓特有的景觀。腳下的地鐵通風口在冬季的時候排出大量渾濁而溫暖的臭氣，無家可歸的人們、流浪漢、藝術家們藉此而取暖。街角橫流著小便，觀光馬車遺留的馬糞，這裡的空氣甜膩膩、臭烘烘，這裡的藝術家必須勇敢而頑強，同行之間、或與非同行之間的為生意爭奪地盤的爭鬥時有發生，大動干戈，甚至驚動警察。

這裡的男人幾乎清一色，腋下夾著薄薄的黑色皮箱，打開來滿滿的裝的是各種電子錶與進口名假表，生意特別好，街頭遊盪的黑人攔著過路人，從口袋裡掏出假金項鏈兜售。街邊賣電器與照相器材的商店幾乎都是中東人經營的，其中諱謨如深，本地人是從不踏進去的。而我們，通常是腋下夾兩把海灘摺疊椅，一隻手提畫具皮包，機動而又輕便，不少東歐、俄國的藝術家仍企圖維持他們「高貴」的歐洲血統，他們會把畫箱高高地支起，陽傘撐起，各種畫筆連畫帶刷。但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是畫不過中國大陸來的畫家的。當他們遭受警察騷擾的時候，躲避轉移速度頗慢，費事而笨拙，而中國人的短平快優勢盡顯。

那些波多黎哥的西班牙裔的窮人們通常集體行動。在街頭用紙箱摞起賭桌，用可樂瓶蓋、骰子為賭具，莊家魔術師般地挪動耍弄著幾隻可樂蓋，口中念念有詞，蠱惑圍觀者。周邊則埋伏了一些「托兒」不斷「贏錢」，而街角兩端都有望風的人。直到有遊客被騙後痛哭流涕，孤立無助。每晚這種把戲的上演都訓練有素，當望風的人報知警察來了，瞬時推倒紙箱，全部人馬便立即消失，混跡在路人中，毫無蹤影。

我們和這些人一樣，急切地掙錢，焦慮地等待，熱情地拉客，小心警察的光臨，唯一不同的是人們還稱這個行當為藝術，而我們是藝術家。你可以在如此嘈雜可怕的環境中十分鐘、二十分鐘地凝視那常常是如天人般端莊、美麗、寧靜不動的美人兒。揣摩那些造物的不同群種的骨骼結構，黑瞳之後那莫測的內心。被畫者的靜穆、畫者的專註，似乎能片刻抵消周遭的凡俗。

在我們身前身後游來盪去搖曳著妓女們那些粗大的、嬌小的、濃艷的、俗媚而裸露的身影。久而久之我們都認識了，見面會友好地點頭。從不會錯把對方當作獵物，就像不同戲份、不同場次的演員在幕後相遇那一刻，身在戲外的漫不經心，還原本真的嚴肅與心知肚明。

90年代中曼哈頓夜景

911 當天在工作室樓頂拍攝

每當經過路邊演奏的音樂家的身旁，我總是滿懷敬意，恐有不妥地小心上前，躬身往琴盒兒里放上一枚硬幣或一兩張紙幣。我知道，我與他們一樣，我便是他們。

1988年我初到柏林時曾與一些「朋克」比鄰而居，他們居住的樓房後面便緊鄰柏林牆。這些朋克很多來自其它的國家和地區，他們的車往往拖著廂形拖車來到此地散落在樓前空地，吃住有時就在車裡。他們居住的樓房是一座戰前的老樓，盟軍轟炸柏林的時候它竟然倖存了下來，旁邊便是舊時馬莉安娜修道院和教堂的鐘樓，她們也都在戰爭中存活了下來。作為德國的一個重要藝術機構，許多藝術家的工作室、印刷作坊也自然在裡面，那些年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興起，這裡也常常上演一出出實驗藝術劇，大多與中世紀宗教桎酷、社會、政治、心理、與德國和歐洲的歷史相關，血淋淋，陰森森，怪異的。

柏林市政府一度企圖拆掉「朋克」們居住的那座老樓，這激怒了「朋克」，於是許多窗戶被磚頭封起來，「朋克」們踞守在樓里樓外，整座樓變成了堡壘。市政府說來也算仁慈，這樣一鬧便決定不拆了，且住在樓里的人多年來更沒有房租之虞。

樓的地下一層有低矮的窗戶在地面之上，那裡常常傳來喧鬧聲，我透過窗戶看到裡面燈光幽暗，人聲鼎沸，搖滾樂聲大作，男人女人肢體亂扭，五顏六色的頭髮刺向天空。黑色的摩托裝與閃亮的金屬配飾是驚世駭俗的宣言。有人熱情地向我招手，示意我進去，我雖滿懷好奇與敬意，卻不曾有勇氣參與其中。

白天陽光下又與他們遭遇，這些年青人友好地打招呼，他們庸懶的生活方式，吉普賽人似的漂泊與流浪，總使我暗暗嚮往。斯圖加特的街頭音樂家，一看就是受過良好音樂教育的年青人，無論長笛、黑管或小提琴，沉著流暢的演奏出古典室內樂的章節，曲曲珠聯璧合。斯圖加特皇宮附近的噴泉水池和卵石鋪就的步行街，安放著古代與現代的雕塑與塑像，古典與現代的交融渾然一體。

無論我在瑞典歌德堡的市中心，在斯圖加特皇宮周圍幾個世紀的建築中穿行，或是哥本哈根市內的運河碼頭，我都會駐足於這些街頭藝術家的面前，並為之迷戀。當我在海爾辛格棲憩的短短三個半月里，每逢周末，我便會乘火車去哥本哈根，倘佯在丹麥皇宮的護城河邊，在運河邊安徒生的故居外面流連，享受北歐的陽光，耳邊傳來街頭歌手粗啞的歌喉。

唯有紐約，唯有紐約不同於所有這些城市。當我動身前往這座城市前，是萬萬不可能理解的。

在丹麥的海爾辛格大學時，我的英文與文學藝術的老師是理查德，他是英國人，曾久居澳大利亞。他思想左傾，是澳大利亞土著人權利益的捍衛，對澳大利亞的白人政府有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青年人的憤怒。當澳大利亞慶祝建國二百周年時，在海爾辛格安祥寧靜的小鎮上，他組織了一批學生上街遊行，我仍記得那天他神情嚴肅，認真而詭秘。

他在文學課上教授講解鮑勃·迪倫的歌曲，其中一首長長的歌曲叫《朋友》，有詩體的歌詞，以我淺顯的英文水平，竟也被感動得無以復加，我記得他事後對我說「我知道你是懂他的，我感覺得到」。自此之後，他常常喚我去他的寓所喝酒，用不多的英語交談，用印製著代表他貴族家族姓氏的超大啤酒杯喝酒。他極為神經質，當得知在英格蘭的弟弟遇害身亡之後，沮喪悲哀，竟割腕自殺未遂。

我們一起去哥本哈根，他說要帶我去看看資本主義的另外一面。我們去了博物館，那裡正好有文森特、梵谷、保羅和高庚的展覽，我們沿著哥本哈根古老的市區散步，一起瀏覽那些波西米亞聚集的地方。他說哥本哈根有個自由城，那裡人們可以自由地使用毒品，大麻是完全合法的。光顧那裡的癮君子多是教授、工程師、大學生、知識分子，當然還有朋克。

我們在火車站附近選擇了一家小小的上空酒吧，一進門，他便向櫃檯邊的兩位女侍者介紹「他叫Ma kelu，是從紅色中國來的。」我上他課的第一天，他曾對全班的各國同學說：「這裡是丹麥，在這裡人們永遠隨身攜帶的一件東西是這個。」說著便發給全班每人一個精巧的啤酒開瓶器。

此時我眼前出現一個怪異的場景，理查德還是一派的英國紳士，我傻呵呵地著一身牛仔服，而吧台後面的兩位女侍者下身穿著短裙，上身則完全袒露，兩人的乳房在我們的眼皮底下晃來晃去。我稍覺怪異，卻也無甚不適。理查德逢人就會說到我要到美國去，似乎是他要到美國去。兩位女侍者都是在讀的大學生，他們的話題充滿了對歐洲與新大陸之間的社會、文化的比較，理查德總會說到文學、藝術與詩歌，而兩位女侍者，對這些話題也有著深刻的見解。

丹麥的啤酒很濃，我們都喝了很多，由於談話語言的漸漸艱澀，我聽他們的談話頗感吃力。緊靠裡面的一間房沒人，光線暗暗的，卻傳來一聲聲鞭撻的聲音，我踱步過去，進到那間屋裡，牆角一隻黑白電視機正放著兩個女人施虐與受虐的場景。兩人都穿著深色比基尼，一女執鞭一女匍匐，似乎享受著被鞭撻的快感。我生平第一次見此場景，除去不解與好奇，一陣生理厭惡。幾分鐘後我回到吧台前。兩位女侍者很自然地保持著自己的尊嚴，並無輕佻，與理查德嚴肅而悄聲地交談著。

離開丹麥之前，一群日本同學為我單獨舉辦了一場晚會。理查德又在和平學的課堂上，向全班同學宣布：「Ma kelu要去紐約了！」他反覆強調「紐約」，似乎是要送我去前線作戰。他割腕未遂那天，我和幾位同學老師攔阻、簇擁著他，他臉上露出我從未見過的沮喪，交給我一件純羊毛毛衣，語重心長一語雙關地說：「Take it with you, the NewYork is cold！」（帶著它，紐約很冷！）一件很漂亮的毛衣，他說毛衣的圖案是英國的勞工畫家勞瑞的一幅油畫，接過毛衣那一刻，我心中一片茫然。

當年的布魯克林街景

我、魏小峰、艾未未一同乘坐地鐵，來到了紐約哈陵區。未未幾乎從不會來到這裡的，他聲稱：「曼哈頓的十七街一下可以找到全世界的服務，足以處理生活中所有的事務。」當我們剛剛從地鐵站鑽出地面，未未警覺地提醒我們說「你看，這就是哈陵區。」眼前一位年青人跑過的身影，緊跟著，一個黑人男子追趕著、叫喊著、手中揮著一把「Box Night」，一種割紙箱用的刀子，二人飛似地跑過，消失在黑暗中。

我們來到131街，林琳的寓所。這是一套幾家合用的公寓。房子極其便宜，才百多元一套，一分攤每家月租不過幾十元。這一帶的居民多為黑人，也有許多其它少數族裔的窮人。樓房牆皮油漆剝落，污跡班班，樓道燈光昏暗，當我們走進他們居住的房間，才意識到這裡人們生存狀況的擁擠、狹窄。

林琳夫婦的房間僅能容身，僅能放一張單人床，床頭上方的書架堆滿了書，很有一些重量極的書，最大的客廳是合用的工作室，地板隆起，裂開縫隙。林琳面目清朗，來自上海，從他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從我們僅有的一兩次短暫的會面，我對他充滿敬意，且有好感。他與他的好友、同是來自上海的藝術家趙穗康和張建軍一起就讀於位於曼哈頓二十三街的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在美國學藝術很奢侈，學費不便宜，他們需要用街頭畫像或打工的錢來支付學費，完成學業，我能想像其中的艱難。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通常代表著紐約藝術動向的最新的潮流與趨勢，而那個年代，正好是新表現主義的尾聲，紐約新繪畫的領軍人物是朱利安·施納貝爾、巴斯奎特、大衛·薩利、羅伯特·朗戈、辛迪·沙曼等一批八十年代起來的年輕人。後現代主義思潮方興未艾。

林琳的作品能使我想起巴斯奎牙與朱利安·施納貝爾，我能窺見他的熱情與野心，畫面上嵌著一塊塊一尺左右長的橡膠輪胎，每幅畫成為厚重的立體畫面，似乎毫不透明的工業油漆，淋淋洒洒地覆蓋了整個畫面，從中我能感覺到哈陵區、布魯克林區、布朗克斯區那些到處廢墟般的街道，街道上到處尋得到廢棄的汽車殘骸與車輪輪胎。寂廖的街道上行走的一臉冷漠的黝黑人體散發出的濃濃的非洲香料與熏衣草的混合氣味，一些失業無助的人們聚集在街頭。不遠處一家修車行的隔壁上，滿是描繪黑人生活的顏色濃郁線條粗獷的塗鴉與壁畫，車行門板洞開，空蕩而幽深，庫房的盡頭傳出黑人男性的爵士，與布魯斯音樂，嘶啞而哀怨的吼叫，我聽不出那是BB·King還是Miles Davis。

90年代布魯克林街景

布魯克林街頭藝術家合影

我把家裡的電視機、錄像機搬到了街上，在西四街與第六大道的夾角處的便道上，反覆播放過去幾天各大電視台關於林琳遇害的新聞。我們分頭向路人募捐，來幫助他的家人，投入為林琳伸張正義的活動中去。9月18日，我們與亞裔反暴力聯盟聯手組織了遊行示威，長長一隊警察摩托車開道守護，從東四十六街第八大道的梅爾福德酒店門前出發，一路手執橫幅標語，來到位於曼哈頓中城最東側的市警察局門口對面。在場的中國畫家中有許多我親近的朋友：郝兵，張宏圖，艾未未，錢大經，林聖元，魏小峰等。倪軍用英語向公眾做了演講，許多美國藝術家與亞裔、西班牙裔、黑人藝術家也都參加了這次亞裔反暴力大遊行。

這種抗爭、呼喊的方式在我居住紐約的十八年中，時有發生，日有所聞。而藝術家反對暴力、反對歧視、爭取言論自由、生存自由、反對警察騷擾街頭藝術家畫像與賣畫謀生的訴求與抗爭，在90年代中以及後幾年更為激烈。1993年反對紐約警察騷擾、拘捕街頭藝術家謀生自由和90年代中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以及紐約警察局侵犯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法律訴訟，在漫長的訴訟過程中一直鬧到最高法院，幾年之後終於藝術家獲勝，獲得了言論自由、創作自由以及在紐約街頭展示與謀生的權力。

我們繼續在西四街有街邊籃球場的街邊畫像。那幾年藝術家越來越多，幾乎排滿了從西四街到西三街的東面便道，最臨近馬路的都是本地黑人與非洲的新移民，他們販賣非洲香料、香水及首飾，最可愛的是幾個黑人流浪漢，每晚天色將暗，他們便會身著各色西服，提著手杖來到街邊（反正他們有的是不知從哪裡撿到的舊西服供他們穿），地上的手提錄音機播著黑人爵士樂或者加勒比地區的節奏，隨著Bon Marly的樂曲，挑逗性地與圍觀的路人互動。

但他們的營生是賣舊書與撿來的雜誌，主要是那些成人雜誌，花花公子或是其他性愛的雜誌。他們迅速地將它們攤在地上，一兩美元一本，但他們的心思似乎從來沒在生意上，掙到幾塊錢了，就早早把雜誌收進啤酒框里，藏到不遠處的靠牆的樹叢後面，一人分得幾塊錢各自分開。不難想像，他們會轉身來到四街的華盛頓廣場的街角，把全部掙到的錢換來一小塑料袋大麻，或者去了第二大道二街西南把腳那家狹小簡陋的、噴滿塗鴉的工人階級與朋克光顧的酒吧。那裡啤酒兩塊錢便能買一杯。可能，可能……太多的可能，使我羨慕與慚愧的是，我們這些黃面孔的傢伙們都是貪婪而又要面子的，即便已經來到街頭，什麼時候我們敢載歌載舞？什麼時候我們也引吭高歌？什麼時候又捨得喝得大醉，享受周末村中的夜生活？又可曾慷慨解囊、散財接濟那些已喪失生存能力的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們……每個人都焦急地等待，熱情地拉客，忍辱似地低頭作畫，碰到挑釁者沒事般地一臉堆笑。我常常為此而難為情。

但我很驕傲我身邊的這幾個哥們兒，不屈服命運的血性。孫思翰是上海戲劇學院畢業的，是上戲一撥撥學子裡面的英俊小生，個子高高，儀錶堂堂，招致他的攤位常有許多女士就坐。他父母都是繪畫的教師，八十年代初便來到美國，那時也以此為生。他的技藝顯然沒有任何專業可言，也沒有任何專業造型的基礎的痕迹，卻總能畫得很像。他每每正襟危坐，畫具攤開，畫樣、價格表一應俱全，他從不主動拉客，有人砍價，他總是搖頭拒絕。即便這樣，他的座位上永遠不斷有女孩坐下，與其說他得以凝視端詳這些美妙女子的花容，不如說這些好色女子如願地在飽餐他的秀色。

那時我們都傍成一團，一字排開，一個個酷得要命。寶琦來自西安美院，由於長期健身，體格壯碩，肩膀寬厚，他深知自己的優勢，站立時兩臂有意地稍稍向外自然下垂，他總是身穿皮夾克，更增加了雙肩的寬度（那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身著黑色皮夾克，登一雙長筒馬靴或高跟的翻毛牛皮工作靴）。他之前從宏都拉斯去到加州，在種植園工作過，後又在飯店炸魚，顯然深受加州拉美人的影響，留著一頭捲曲的長髮。他下筆中規中矩，造型準確而結構又結實，但致命的是他畫中所有的人都是一種表情，嚴肅木然。不過，寶琦本人卻是個活寶，很好玩兒，能吃苦且本性善良。他有時還常常穿一件米色卡其布四隻口袋雙肩佩帶的夾克，領子又尖又大，不知是因為捲曲的背頭髮型還是著裝的緣由，常常被人誤認為南美人或哥倫比亞的毒梟，或來自墨西哥城……

而師哥是真正不明國籍的人。師哥叫李組明，上海人，性情儒雅個子瘦小，面目非常清秀，五官的骨骼非常有型。他蓄鬚蓄髮，頭髮出其的柔軟，炭一樣漆黑。和我一樣，師哥也是自學非科班出身的畫家（我從他畫像的手法技巧就能揣度出來）。

師哥那時是個異常嚴肅的滿懷宗教感的畫家，他在九十年代初期的畫作常常使用綜合材料，用筆用色都很重，冷冷的，是一個崇尚藝術的神性的使徒。一度與幾個美國藝術家合用一個畫室，畫室位於布魯克林百老匯大道的一座廠房內，隔出一小間便是睡房，窗外便是轟轟作響的地鐵高架路。他的寢室充滿神秘感，床高高地架起，一隻小沙發，極其簡單的傢具，他在那隻老舊的電視屏幕上用膠帶滿滿地貼了一個十字，瘦小的身體埋在沙發里，兩隻手臂幾乎要高舉平放在沙發兩側扶手，說話時緩慢而又肯定。師哥那時喜歡穿一身黑，黑色緊瘦筒靴永遠綁腿，襯衫掖進褲子里，你可以想像那副場景，再加上長發黑須，你能得到的便是一個不明國籍的人。

你無法得知他的文化背景，他的宗教信仰，他是否有功力，甚至年齡……無數黑人對他恭敬有加，都稱他為「Master」（師父），認為他功夫高深，不是凡人。他刻意擺姿站樁，調整呼吸，聲稱在「吐出俗氣」。我常見他們和他握手寒暄，他也就愈加向對方傾倒而笑容可掬，殊不知他只是勉強有縛雞之力。

小峰和方子都是中央工藝美院畢業的，而功心是首師大美術系的，出國前已是教師，我常常看到他在西村的路邊迅速地用彩色粉筆造型。他標準學院式的素描功底使我為之側目，雖然多年來不屑於這種技巧與與訓練。功心很敏感，常常在有無生意之間注意著周圍發生著什麼。當初我剛剛從緬因州到紐約，荷包空空，坐到街上開始掙錢的時候，還不認識他，也不懂規矩，但能感覺到他警覺的目光。我把肖像價格壓低，連續以十美元的價格搞定三十塊錢之後，便從一個黑人手裡買下一件韓國出產的舊皮夾克，之後我又掙得幾十元，立即買了一部電話座機。功心頻頻往我這邊張望，怏怏地欲言又止。當然是我嚴重違規，犯了忌；這要遭萬人捶的。很快我意識到了。

當我們日後都做了朋友，功心告訴我這一切時，已經是付諸笑談了。

小峰極其聰明，他英語流利，衣裝入時，思維跳躍，聯想能力遠超出常人，是我們這幫人里被認為最能融入美國主流價值觀和主流社會的。他那時的女友是現在的前妻，台灣出生美國長大，思想前衛，是個多媒體實驗藝術家。可憐的小峰也得朝那方面靠攏。之前他也混跡於街頭，和我們一樣，沒大出息，我曾親眼得見他畫像時的非常獨特而有趣的故事。現在他在一家設計公司任職，收入良好。

左一長發肌肉男張寶琦，右後仰者畫家張澤平

馬可魯在街頭創作，SOHO 90年代後期

中央公園，90年代初

當年一起的街頭藝術家們（左三嚴力，下方左四為馬可魯）

夜間昏黃的路燈下，西四街的性商店門外，寶琦即將畫完一個女孩子，她的父親正在畫家身後，他注意到寶琦旁邊的另一位中國畫家更不同凡響；小峰畫像不用畫架，只是一本畫夾上一本雪白細膩的素描冊，他手中一把削得尖尖的炭筆，一上手便利索地將兩隻眼睛畫得晶瑩剔透，通常他會在黑色瞳孔上面兩點高光。他的身邊聚集了很多圍觀者，隨後見他逐漸往四周擴展，往下推由眉弓，鼻樑至鼻翼，人中再到嘴唇、下顎，最後才勾出臉的外輪廓……那位父親注意到小峰身後越來越多的圍觀者，開始對寶琦即將完成的肖像提出異議，說寶琦畫得不像，不用再畫下去了。這時寶琦已接近結束，其實畫得很像。幾經交涉無效，女孩的父親要求先讓小峰再為他的女兒畫一幅。而小峰畫畫的有趣之處才剛剛開始。

人們逐漸發現透明白皙的臉，開始有了挺直的鼻樑，豐滿的鼻翼，但接下來是稍長的人中和嘴唇，再接下來是明顯被再度拉長的方方的下巴，由此整張臉的輪廓被再度擴大，而且還是那樣的白皙。頭髮烏黑，晶瑩剔透的眼睛。一張清秀的面孔由此而變得古怪。這使得圍攏過來的人群漸漸散去，女孩的父親失望之餘漸漸冷靜下來，近乎難為情地懇求寶琦再讓他看看他女兒的那幅肖像。

小峰在工作室里的想像力是要遠勝過寶琦的，他在九十年代有一系列的作品，將書籍切割交叉後做成的雕塑，再不同碼放，與數碼科技的電腦合成的大幅合成噴繪圖片，想像宇宙爆炸、人類遷徙月球等場景，充滿了實驗性和想像力，是小峰特有的聰慧。

艾未未在任何地方都是傳奇式的人物。我沒到紐約之前，張偉在來信中反覆提起，我便印象深刻。在我們奮戰在格林威治村的那幾年，未未始終是最淡定的，他每天工作的時間是固定的，他每天拉著拖著他的載著畫具的行李車，從東村的七街一直走到西四街，往往九點便到，這時大多數中國畫家經過通宵的工作還在夢鄉，格林威治村街頭行人稀疏，他和幾位美國畫家便已經擺起畫具，在靠近四街口的最前端，他通常一邊用彩色粉筆畫著，一邊悠閑地和被畫的顧客聊天。當天色剛剛暗下來，不管生意多好，他總是準時收拾家什，安然地往東村回去。記得有一次他對我說：「可魯，早來，早來能畫彩色的。」那時畫一幅黑白素描是15美元，而畫一幅彩色粉筆肖像是30美元，當你面對第一個客人的時候把價格降到25美元，通常客人便坐了下來。

幾位美國藝術家永遠是架子十足，氣定神閑，每個人都是一幅專業畫師的風度，但功夫卻遠遠不如中國藝術家們。兩方倒也相安無事，但時而會聽到他們抱怨中國畫家們把價格壓得太低。

在街頭畫像，你會遭遇到各種各樣的突發情況，面對的顧客更是五光十色，街頭混跡的，尋釁鬧事的，同行及附近店家，同是街頭謀生的，同命不同行的……我剛才提到的這幾個哥們兒個個酷得要命，如果有人因為什麼事遭遇刁難、非禮，或有鬧場者，就會立即應聲而起，抄起傢伙一擁而上。這種自發的保護在紐約街頭險惡的環境下是絕對必要的。

那時曼哈頓幾處地方街頭的藝術家已超過百人，各色人種，柏林牆倒塌後不久蜂擁而至的，多是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東歐各國的，還有阿爾巴尼亞和前蘇聯的功勛藝術家，像馬克西莫夫這樣的藝術家大有人在。其中那位阿爾巴尼亞的官方功勛藝術家的寫實技巧非常了得。可能都是來自共產主義國度，一樣的背景經歷，一樣受過意識形態的藝術教育，一樣的對事物的感同身受，一樣的自卑與人窮志短的宿命，一樣的經歷著巨大的心理落差……他與中國藝術家朝夕相處，生活上相濡以沫，生意上相互合作，二十年來成為佳話。

被警察騷擾、拘捕、沒收畫具，幾乎是街頭藝術家每個人的惡夢，大家都被公園局的保安驅趕，被制服或便衣的警察盤問拘捕、驅逐。每天時代廣場上演著貓捉老鼠的把戲，頻頻地換地方，藝術家一直要等到入夜11點以後，才可以在百老匯的人行道上擺攤兒。其他各種營生的小販們也同時出動，讓時代廣場成為喧囂的羅馬集市，這樣我們要在這裡工作到凌晨兩三點種才算掙到了錢。

每到深秋，天氣轉冷。高樓颶風吹透衣服鑽入骨頭，瑟瑟縮縮的我們幾乎入春以來從未歇過周末，是的，我們只有在夏天的周末才容易掙到錢，我們不放過每一個周末掙錢的機會，這樣，冬天才可以在工作室冬眠。

至今記得最初在街頭工作的日子，人海之中的茫然，不情願的吆喝，廉價地為幾美元討價還價，路人最常見的避閃的神情。你卑微地工作，卑微地等待顧客的一聲認可，凌晨你收好畫具，拖著疲憊的身軀走下地鐵，夜間的地鐵已班車稀疏，滿是黑灰，骯髒破舊的紐約地鐵，從隧道一頭傳來音樂聲，一支凄涼的薩克斯悠揚哀怨，一個孤獨的黑人老樂手，整個車站空空蕩蕩……猛然間，隧道一陣風起夾雜著灰塵，列車轟然鑽出隧道，呼嘯著將一切其他聲音淹沒。待到列車遠去，昏暗的站台又只留下了孤獨哀婉的音樂聲……你蜷縮在車廂的一頭，警覺地注視著車廂里的人們，當車廂空蕩下來，從前面車廂流竄過來一個黑人流浪漢或幾個西班牙裔或一個喝得大醉的白人，都會增加你的恐懼。你慢慢剋制不住困意……迷糊中列車死一般地一動不動，你抄起家什走出車外卻不知身在何處，這時天色已微明，你被通知列車夜間改道。你被迫來到了布朗克斯或是曼哈頓東河上的羅斯福島……那麼再往回走，繼續等待，然後再換乘列車。當你再次鑽出地面，拖著沉重的步履走向住處，天色早已大亮。初陽的光芒，鋪滿你疲憊而又慘黃的臉上。這不是浪漫的描述，這是我們每個人都熟悉的日常。

平心而論，街頭的藝術生涯，幫助了無數在外遊盪的我們。畫肖像使我們在異國他鄉能獨立生活，供養我們的生計、畫室與畫夢。我曾在柏林看到同行的年輕人的無奈與焦急，走投無路時極度的沮喪。我以僅有的能力幫助他們度過難關。我也曾鼓勵同車的國內來的長號手，走下柏林的地鐵吹奏，當他第一次賺到四十馬克後，我聽到他興奮地與他國內的妻子聲淚俱下的通話。這使他從灰心絕望中恢復生存的勇氣。

不是每個人出國都會得到貴客的禮遇，不是每個人出國能夠拿到全額獎學金，或得到各種機構的邀請，不是每個人出國都功成名就，也並非每個人可以輕易進入名校的大門。但每個人都應該自立，養活自己，並能夠兼顧他人，這是真實的人生，之後我們才會有內心的自尊與自由。每當我回望那些曾在街頭日日夜夜為生計毫無畏懼地掙扎的人們，對他們都充滿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