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難治的小吏

原標題：文史｜難治的小吏

胥吏問題是晚清吏治的一大頑症。它嚴重危害百姓，影響政府行政效率，惡化官民關係，敗壞官府形象。對於胥吏之害，清朝有識之士多有論述，而且還提出了一些改革設想。

小小胥吏辦法多

清代的官和吏是有區別的。一般來講，官員是皇帝任命的，在地方上代表皇帝的權力。而吏則是官員任命的，是政府里的具體工作人員。吏員的地位很低，工資也極少，每年只有一份「工食銀」，一年才六兩，每個月才半兩。中央各部門的書吏收入主要靠「部費」，即各地來部里辦事時，付給中央各部的活動經費。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權力尋租。

清代中央很多部門權力很大，營私空間也很大。各地衙門找這些部門的書吏辦事，不得不給他們很多賄賂。同樣一個事，在官長要求參照以前的案例時，他們可以隨手拿出完全不同的案例。因為缺乏專業知識，六部官員很容易被書吏把持，他們經手的公文很少被那些弄不清「成例」的主管官員否定。所以書吏往往自擬定批文，直接呈送堂官，堂官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只好同意。朝廷很清楚，書吏之所以如此貪婪，起因是他們工資低微，還需自備辦公用具。但是朝廷為了省費省心，不願意從制度上承擔起龐大的書吏隊伍的薪俸開支，因此不得不默許他們通過「創收」實現「自給自足」。所以，很多衙門的書吏居然比官員的收入還要高。

小吏難倒曾國藩

曾國藩做官時，就遇到了書吏的刁難。做了禮部侍郎的曾國藩為家中長輩申請到朝廷的封誥，這是很大的榮耀，但是封誥文書要吏部書吏加蓋大印才能生效。曾國藩想早點蓋上印，但沒想到他這個堂堂二品大員居然遇到書吏的勒索。他由禮部行文吏部，以為辦起來很容易。豈不知不另託人不另給錢，書吏就頂著不辦。第一次用寶之期就這麼誤過去了，他不得不另外託人辦好。捻軍被消滅後，要報銷太平天國戰爭的軍費，這要看戶部的態度。曾國藩曾托李鴻章打聽戶部打算要多少部費，李鴻章回信說：戶部書吏每報銷一百兩就要一兩三錢銀子。太平天國戰爭用餉約三千萬，須銀近四十萬。曾國藩託人反覆公關，最後還是要給八萬兩銀子。後來念及他們平定太平天國、捻軍的功勛，皇帝（實際是太后）同意這次免於報銷。按理說這八萬兩銀子省下了，曾國藩也感激涕零，說比得了高爵顯官還要感激百倍。但曾國藩還是說這八萬兩銀子「部費」要照給，因為閻王好見小鬼難搪，以後他還要和戶部打交道呢。

曾國藩當了兩江總督後的一天，在衙署偏院一高亭小佇，遙見一官員正恭持名片，向門子做哀懇狀，門子則揮臂喝叱，神態倨傲；那人哀懇無果，怏怏而去。第二天，曾又復見昨日場景。第三天，但見那人從袖筒里摸出一物，向門子鞠躬敬獻，門子的臉色馬上由陰轉晴。不久門子向他通報，有新近補缺的某監司求見。曾國藩一見，正是剛才在門口鞠躬獻物之人。曾問監司，為何徘徊督門多日而不進見？監司閃爍支吾，竟不能答對。曾國藩素稱「御下嚴苛」，衙署的門子都如此張狂。

晚清治胥吏之法（一）

自唐以來，吏就是低賤的一類，唐朝規定如果擔任過州府小吏的，不得申送進士，這與不守禮教品德有虧者的待遇一樣。明太祖朱元璋更明確規定，胥吏心術已壞，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到了清代，吏的流品更賤，權勢更貴。馮桂芬認為，吏之流品如此低下，並不是自古皆然，而是有個演變過程。在西周時候，吏與士同列，並非賤役。漢武帝時，官署中的屬吏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其流品也還不差。唐代以後，吏中也有人通經，元代也有吏做到大官的。明代中葉以後，開始不用賤吏，吏的地位開始低下。

對於吏，既不能不用，其流品又那麼低賤，怎麼辦？馮桂芬主張，變革之法，可以減少吏務，現行案牘減去大半，有些事情併入幕僚工作，而名之曰幕職，同時給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閑之人為之，由郡縣學山長擇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學中平、歷三試不中試者，送郡縣充選，兼准應試。如果九年無過，敘丞簿官候選，始脫試籍。丞侔佐貳等官，於郡縣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縣擇其特別優秀者為之。對於改善胥吏結構、防止胥吏舞弊，鄭觀應認為需從兩方面入手，一是改善胥吏素質，二是提高司員業務能力。對於改善胥吏素質，應借鑒西方嚴格律師資格的做法，將律例專設一科，每年一考，列前茅者仍須察其品行，然後准充書吏，錫以虛銜，厚其薪資。倘有顢頇不堪任事者，立予斥革；若其辦事勤能，持躬廉謹，則期滿之日，本官加結保舉，然後錄用。對於提高司員業務能力，要嚴定章程，讓他們熟悉律例。

晚清治胥吏之法（二）

馮桂芬指出，在當時官場中，存在著許多完全不合情理的規章制度，極大地影響行政效率，亟應廢除。以吏部而言，對於官員丁憂服闋，按理說，只需稽核月日，看其何時丁憂即知其何時應當服闋，現在呢，不相信朝廷命官自己的說法，而要丁憂之人的里鄰出具證明；對於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驛之文。

他舉例說，他熟悉的一位官員劉文清服闋到京，命署缺，吏部竟以原籍文未到而駁之，這是典型的只信條文不信事實，真是豈有此理、竟有此事！一個人丁憂三年，回來複職，按理說，三年時間，一般不會驟然變老，一看就知，不會辨認不出來，何需驗看，但是現在竟要驗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怪事，就在於吏治腐敗，胥吏以例治事，不看實情，「例之大綱，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於條目，愈勘愈細，其始若離若合，其繼風馬牛不相及，其終則鄭聲譫語，不知所云，遂於宗旨大相背謬，偶一道破，無不啞然失笑者」。

晚清治胥吏之法（三）

官員任官迴避本省，對於減少官員徇私機會或行政障礙，本有一定積極意義，但是，對於官員熟悉地方民情風俗，則構成很大障礙，這給胥吏蒙蔽官員、營私舞弊留下很大空間。對此，馮桂芬提出免迴避的主張。他說，漢代、唐代、宋代，官員沒有迴避本省的規定，漢之朱買臣、元魏之畢安敬、唐之張漢周、宋之范仲淹，都在本郡擔任行政長官。明代始有南北選之例，後遂定為迴避本省，一直延續下來。對於官員迴避本省的一些理由，馮桂芬作了批駁。迴避論說：「官於本地，關說之徑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橐之取攜便而已。」馮桂芬認為，這一說法是片面的，「不知營私固易，舉發亦倍易。阿比固多，責備亦倍多。祖宗邱墓之所在，子孫室家之所託，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非一官傳舍之比，鄉評之可畏甚於輿論。愚則以為官於本地，較之他鄉倍宜自愛自重，亦人情也」。馮桂芬指出，迴避的結果，增加了為官成本，加大了行政的難度。

馮桂芬批評官員迴避本省之例，「顯背三代聖人之制，釀民生無形之害，開胥吏無窮之利」。他主張，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特簡者不論外，府廳州縣各官，用宋朝官僚「無過三十驛之法」。一驛為三十里，即無論有親無親，皆選近省，縣丞以下不出省，這樣，於國於民，均有益處。馮桂芬是官場過來人，他的這一主張，自有其合情合理之處，趙烈文、陳鼎等都認為此議可行。

晚清治胥吏之法（四）

陳熾對於胥吏從同情與理解的角度出發，指出胥吏也是人，飢欲食，寒欲衣，父母妻孥，仰事俯畜，養家糊口，而他們待遇太低，歲給工費，不足供數日之餐，要他們不舞弊，那豈不凍餒而死？他主張，「宜籌閑款，優給工食，務足以養其身家，而後嚴定新章，禁絕需索，續有犯者，處以極刑，則法令行而生命重矣」。同時，陳熾主張，對胥吏社會地位、政治出路都要酌情考慮，「宜令公正者得保鄉官，酌量才能，授以散職。惟差役賤隸，人所不齒，故虐民最甚而積弊最深，宜擇安分練事者，或賞給頂帶榮身，或咨送勇營補給糧餉，著有勞績，一律保升，則上進有途，而人思自奮矣」。

總之，減其額，恤其家，重其賞，嚴其罰，這些胥吏，素知國法，亦具人心，也就會改邪歸正，不至於像以前那樣索賄營私、殃民害政了。對於如此嚴重的胥吏問題，還有一些敢作敢為的官員也曾提出一些救治之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加以改善。曾國藩在直隸總督任上，就頒布過《直隸清訟事宜十條》與《直隸清訟限期功過章程》，並儘力付諸實施。他規定，手下官員必須勤政、廉政，不準受賄，不準勒索，審案必須儘速，不得拖延；必須嚴格約束胥吏；州縣官員必須親自接案審案。左宗棠、彭玉麟、丁日昌、張樹聲等地方官員，也曾在約束胥吏方面做過一些努力，但效果均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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