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晚清李嘉誠」, 比胡雪岩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原標題：他是「晚清李嘉誠」, 比胡雪岩更有錢，為何能全身而退？

每個人都有他的宿命，無論貧窮富貴。這一點，信佛的人想必更有體會。宿命到了，在歐洲的小鎮跳上一堵牆，拍個照，也會拍到人生的末路。

放眼歷史，各色各樣的富商，尤其是人中龍鳳的首富們，大抵都沿著兩條路走到人生的終點：

一條是激流勇退，賺夠了錢，要麼乘桴浮於海，要麼散財保平安。另一條是一往無前，被越滾越大的慾望裹挾著往前走，直到人財兩空夢一場。

馬雲說過，首富基本沒好下場。如果有，那麼，張弼士絕對算一個。

▲張弼士。

張弼士出身不好。他出生在不好的年代（1841年，晚清加速沒落，剎也剎不住），不好的地方（廣東潮州府大埔縣，現為梅州市大埔縣，落後山區），不好的家庭（父親是秀才，教書兼行醫，不過家境貧寒）。

很多人因此認命，也有人因此拚命，想要改寫命運。

據說，張弼士小時候放牛，自己就哼出這樣的山歌：

滿山竹子背蝦蝦，莫笑窮人戴笠麻，慢得幾年天地轉，洋布傘子有得擎。

滿山竹子筆筆直，莫笑窮人無飯食，慢得幾年天地轉，飯籮端出任你食。

這樣的人，貧窮並未限制他的想像力。

18歲那年，他和村裡幾個老鄉，到汕頭坐豬崽船（下南洋打工，俗稱「賣豬仔」）漂洋過海，下南洋謀生。

那個年代，閩粵兩省窮人下南洋謀生路，數以萬計，少一個張弼士不少，多一個張弼士不多。

沒有人會想到，這一去，這個粵東的窮山村就將走出一個華人首富。

話說回來，首富都起於卑微。這一點，倒是真的。

▲張弼士在大埔縣的故居。

歲月對年齡增長，從來都是公平的，但對財富增長，從來都不公平。

從唱著山歌放著牛的窮小子，到低調的華人首富，張弼士用了30年。他是怎麼做到的？

說起來，他的致富路徑，跟李嘉誠還蠻像的。當然，從本質上講，這兩個不同年代的華人首富，都是潮州人（張弼士是客家人，但他的家鄉大埔原屬潮州府），他們身上的基因和品性大抵是一致的。

為人勤奮踏實，值得信賴，這樣的人，遲早會得到上天的眷顧。張弼士在荷屬巴達維亞城（今印尼首都雅加達，當時為荷蘭殖民地）落腳後，在一家紙行打工。

有一次，一位歐洲來的海員找到張弼士，請他驗收一箱子東西。張弼士箱子都不打開，就堅決說，我在歐洲沒親戚，這東西不是我的。

海員則執意按照箱子上的姓名和地址，把箱子留下。

一年過去，箱子沒人來取，張弼士也從未打它的主意，甚至從未將它打開，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紙行老闆看在眼裡，先將店裡的財務交給張弼士管理，再將自己的獨生女嫁給了他。

這樣，岳父的家產，成了張弼士發家的第一桶金。很多年後，人在香港的李嘉誠，也是憑著岳父（也是他的舅舅）的資金，啟動了自己的創業項目。

▲年輕時期的李嘉誠，靠著岳父庄靜庵，才有了第一桶金。

之後的財富故事，反而沒有什麼神奇了。在今天的我們看來，首富們的成功無不來自於冒險精神+商機把握+跨界多元化經營，以及神秘莫測的政商聯動。

當時南洋土地肥沃，適宜墾殖，荷蘭殖民當局想做開發，卻時常遭到當地人和華人的抵制。張弼士看準機會，利用其自身優勢，僱傭華人開辦墾殖公司，先後創辦了5家墾殖公司，生意越滾越大。僅日里笠旺墾殖公司，就建有8個橡膠園，直徑百餘里，擁有數萬名僱工。

隨後，張弼士的商業版圖持續擴張，又開辦了礦務公司、遠洋輪船公司、日里銀行，組織過藥材批發。

此外，他還涉足房地產，在南洋購置了大量房產。「張字型大小」企業一時遍布南洋。

到1890年左右，全盛時期的張弼士，其全部資產摺合白銀達8000萬兩，比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還多，更比此前的江南首富胡雪岩的個人財產多出兩三倍。

張弼士是富甲南洋的巨富，當之無愧的華人首富。

▲張弼士在南洋的故居，現在成了熱門打卡地。

張弼士值得尊敬，並不是因為他有錢。人生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追求，當年張弼士離開家鄉，只是為了追求溫飽，慢慢地，發現自己可以賺很多很多錢。

很難得，這時候，他並未成為金錢的奴隸，而是更加明確了，他可以用手中的錢做更多的事。

張弼士的成功，離不開荷蘭殖民當局的政策照顧，但他並未因此喪失自主性。荷蘭當局很早就認為張弼士是個人才，想給他封官許爵，張弼士均一一謝絕。

有人問他何故，他說：「吾華人當為祖國效力。」

1893年，清朝駐英公使龔照瑗經過檳榔嶼（馬來西亞檳城），與張弼士有過一次座談。

龔照瑗問，西方人到底有什麼本事能把南洋諸島的商業搞得如此繁盛？張弼士回答如何如何。龔照瑗再問，你又有什麼本事白手起家做到富可敵國？張弼士回答如何如何。

龔照瑗聽了十分佩服，慨嘆道：「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現在中國貧弱，盍歸救祖國乎？」張弼士立馬接話：「吾懷此志久矣！」

龔照瑗是李鴻章的親信。這次見面後，他向李鴻章極力推薦張弼士，說張才可大用。

很快，張弼士就接替黃遵憲代理新加坡總領事。緊接著，又在國內大量投資設廠，成為華僑回國投資建設的帶頭人。

從1894年開始，張弼士在國內投資的項目達十多個，涉及鐵路、礦產、農牧、銀行、保險等領域，以及大名鼎鼎的張裕釀酒公司。

據說，張裕釀酒公司是李鴻章親自批准成立的，並給予了十五年的專利保護期。張弼士的侄子張成卿，作為張裕第一任總經理，到天津謁見李鴻章，不必門前等候，青衣小帽，直入府中，談笑猶如家人。旁觀者無不咋舌艷羨。

▲張弼士。

通過李鴻章、盛宣懷等當朝紅人的關係網路，張弼士在「紅頂商人」的路上越走越遠。

他曾三次獲得慈禧、光緒召見，享受免行下跪應答的特權。1903年夏秋之間，獲賞頭品頂戴，補授太僕寺正卿。

這時候，張弼士享受一品大員的待遇。晚清最出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在世時不過是享受二品大員待遇。可見，要論在政商兩界的如魚得水，長期浸淫其中的胡雪岩，功力還不如常年人在國外的張弼士。

不過，張弼士從頭到尾清醒得很。他並未被突如其來的權力與榮耀砸暈。

在慈禧和光緒問到他為何能在南洋取到巨大成功時，年過六十的張弼士含淚訴說，為了謀生，都是不得已呀。

此時的張弼士，與他18歲時的身份、地位和財富，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始終記著當年的苦難，並未因為眼下的成功而忘了初心。

他也知道，清廷對他賞爵賜官，其實一大半是他用銀錢換來的，一小半是他半商半官期間業績的回饋。他之所以樂於如此，不過是與清廷各取所需。

晚清以來的帝國財政危機，逼得清廷想出來很多法子應對，比如捐官入仕、招商引資等。張弼士主要得益於清廷撈錢的這些政策，成功進入國內發展實業。

每逢清廷要賑災或開設新機構，張弼士總是積極掏錢的那個人，一次就捐出20萬兩，而且還利用自己在南洋的影響力開展募捐，為清廷解決了不少燃眉之急。

1900年，黃河決口成災。清廷召張弼士回國，張弼士視察了災區，目睹災民扶老攜幼或棄妻遺子四處奔命，深為祖國同胞遭此大難而憂慮，回南洋募銀百萬兩用於賑災，清廷賞建「急公好施」牌坊，豎在他的故鄉大埔。

與其說清廷看中張弼士這個人，不如說看中了他的錢包。

而張弼士得到的回報，是他實踐自己理想與情懷的空間。有了清廷的賞爵賜官，在官本位制的帝國里，他才能施展實業興邦的才能。

他向商部提出，富裕而善於經營的僑商很多，但華僑十有八九祖籍福建和廣東，因此，振興商務非自閩、粵入手不可。他建議由商部選派聲望素孚的官員，去主持福建、廣東的農工路礦等經濟建設，重點是做好招商引資工作。

這一項建議，跟我們改革開放後實施的經濟特區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堪稱經濟特區政策的先聲。由此，可以看出張弼士的高瞻遠矚。

能者多勞。不出意外，張弼士很快被商部任命為考察外埠商務大臣，督辦閩廣農工路礦事宜。而這未嘗不是張弼士所期望的，在閩廣「經濟特區」內，他大展拳腳，設航運，開鐵路，辦現代企業，「所費總共數百萬，誠有功於國」。

▲孫中山為張裕葡萄酒題的字。

一紅就死，這幾乎是「紅頂商人」的必然命運。

胡雪岩盛極而衰，終遭革職查抄家產，鬱鬱而終。表面上看，是因為他捲入了湘、淮兩大政治勢力的爭權奪利，但從本質而言，則是因為他的主戰場一直在官場，而不是商場——他與政治貼得太近，太緊了。

對最高統治者來說，鉅賈如豬，養肥了是要宰的。

張弼士比胡雪岩成功，能夠免於被宰殺的命運，主要原因無非兩點：一、他把海外作為其商業帝國布局的重心；二、他自始至終對政治保持了相對清醒而遊離的狀態。

商人離不開政治，但應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

張弼士深知，在當時的政治情境下，他一個僑商，必須藉助政府之力，才能在實業救國的路上有所作為。什麼是手段，什麼是目的，他分得清清楚楚，從不含糊。

他堅持手段為目的服務，有一個高尚的目的打底，所以使用手段也有底線。

許多盛極一時的首富，卻在政商的雙頭誘惑中迷失了方向，最終把手段當成目的，認定手段即是正義。這樣，一遭遇政治的風吹草動，往往自身難保。

1911年，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政策，經營鐵路的商人一夜之間血本無歸。張弼士猛然從清政府宰殺商人的舉動中逃離，轉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

最終，不是清政府收拾了張弼士，而是張弼士把那個腐敗無能，而又曾經不得不倚賴的清政府，給拋棄了。

▲張弼士訪美。

與張弼士同時代的鄭觀應最早提出商戰論。他把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分為「兵戰」（軍事侵略） 和「商戰」（經濟侵略），主張以兵戰對兵戰，以商戰對商戰，並認為商戰比兵戰更為重要。

張弼士是商戰論的擁躉。這決定了，他的商業版圖，不是為了求取個人財富，而是為了實現救國抱負。

他必須背靠一個政權，去實施他的理想。所以他始終要維持與政治若即若離的關係，如同腳踩鋼絲，十分不易。

民國時期，他出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美經濟合作與交流上，得到中美雙方的讚許。美國人稱他為「中國的洛克菲勒」。

商戰論的發明者鄭觀應對張弼士也尊崇備至，譽其為「商務中偉人」，稱讚說：「所最難者， 擁厚資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憚焦勞，無非欲提倡實業，遂其救國救民之志。」

晚年的張弼士聲名煊赫、實力巨大，卻沒有狂妄自大、窮奢極欲，而是仍然勤勉，用自己的成就和實力報效國家和社會，實現他的「取之於社會，應用之於社會」的儒商抱負。

在南洋和國內，無論是社會福利還是教育事業，都可以看到張弼士的身影。他逝世後，他的親屬遵照他的遺囑，在嶺南大學捐建了「張弼士堂」（現中山大學校園內）。

人們最先是通過慈善，認識了這個低調的華人首富。

1916年，張弼士病逝，享年76歲。他的靈柩從南洋返回大埔的過程中，所經過荷蘭、英國等國的殖民地政府均下半旗致哀。

鄭觀應說，「生榮死哀，至君極矣！」

翌年5月，廣東省省長朱慶瀾受民國政府總統黎元洪囑託，赴大埔為張弼士致祭。朱慶瀾的輓聯寫的是：

念粵中實業蕭條，惜彼蒼不留此老！

比漢代輸邊踴躍，問當世更有何人？

是啊，如此首富，問當世更有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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