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歷史、結構與族群政治—讀《另一個中國：瑤族和民族歸屬政治》
文章來源：《西南邊疆民族研究 》（CSSCI）2018年01期
摘要：一個族群或一個區域之所以具有族群或地域認同，共同的歷史記憶是維持這種邊界的重要內容。作為關於瑤族的人類學民族志，Other Chinas通過對瑤族的地方歷史記憶與建構過程的論證，描述了瑤族如何在中國乃至全球的空間語境中進行自我定位和自我表述。歷史記憶與族群政治實踐在多重社會性與文化性結構的影響下被賦予了更加複雜和難以把握的意義，這是未來族群研究的難點之所在。
關鍵詞：民族研究，族群歷史，族群政治，瑤族
一、歷史、結構與族群政治
列維·斯特勞斯曾指出，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是一種假設社會變遷是相似的、持續的和線性的意識方式。事實上，新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書寫背後的歷史邏輯也是類似的，以社會進化論為基調，將少數民族的社會發展形態定性為原始社會或封建社會「階段」；另一方面，又將少數民族的歷史作為「他者」的歷史，排除在「我們的」歷史之外，否認「我們的」和「他們的」歷史的同構性。當他們的歷史似乎確實牽連進了中國這個「較大的」進步歷史宏觀敘事中時，他們也仍然被認為生活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而且，他們的歷史時空是斷裂和不穩定的，以至於我們至今無法從時間的連貫性上和社會結構變遷的系統性上對很多少數民族的歷史進行還原。這種歷史觀不但反映在漢文字書寫的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所謂正史當中，也在今天的主流史學書寫風格中得到延續。事實上，「他們」 也在與漢民族的接觸中實踐和建構著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更應該有自己的歷史，一直以來與華夏並非完全相關的，自成邏輯體系的歷史。
社會人類學在以田野為方法處理「整體」的時候，往往忽視社區的歷史縱深。這在馬林諾夫斯基時代的島嶼或部落研究中或許可以理解，但在今天，尤其在當代中國這樣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字記錄而又處於急速變遷的社會中做整體研究時，與歷史學疏離的功能主義論調顯然無法給予一個滿意的解釋。與歷史學的結合不是簡單地在共時性研究中加入歷時性研究。當社會變遷成為人類學研究者無法迴避的事實的時候，一些學者「將現實一分為二，一邊適用穩定理論，一邊適用變遷理論」。然而，近來關於歷史的研究，已經充分說明結構與歷史、穩定與變遷的劃分完全是武斷的。所有的歷史都是根植於結構之中，只有通過歷史事件，才能顯示出偶發事件的系統化秩序-社會結構。
自上而下的國家視域下的一次重大社會變革，尤其是近現代國家產生以來，變革在地方社會的結構滲透之下會生產出不同的解讀，並融合在地方性的結構之中，成為地方性歷史記憶的組成部分。一個族群或一個區域之所以具有族群或地域認同，共同的歷史記憶是維持這種邊界的重要內容。這一點上，杜贊奇用「複線的歷史」（Bifurcated History）這一概念來回應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瑤族同樣是一個實體與建構並存的族群，而其族群歷史也在多元表述中得到呈現。
社會學取向的研究傾向於將一個族群作為一個已經客觀存在的實體社會進行社會結構與功能的解讀，而以往的人類學或民族學則多關注族群歸屬與民族特色文化。文化表徵和族源歷史一直被認為是族群歸屬界定的可操作工具。當今學者們主要運用史籍、地方志與民間文獻來表述族群演變史和考證族群族屬問題。事實上，有時「他們（我們）為什麼認為自己（他們）是什麼人」和這種認知背後的邏輯思維和意義可能比「他們是什麼人」或「他們應該是什麼人」的問題更重要。
在對族群歷史進行表述時，我們不但要思考整體與局部、一般與特殊、宏觀與微觀的鏈接，而且事實上在民族地區的研究融入了對他者文化飽含的人文關懷。作為外來研究者的「民族志書寫者」，要時刻提醒自己將自身的世界當作眾多世界中的一個，再去尋找他者歷史與社會的獨特運行邏輯（薩林斯意義上的「土著宇宙論」），同時也要「追問流行於不同的地理單位中的宇宙觀在互相碰撞的過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不同』」。換句話說，瑤族社會一方面是一個具有獨特歷史與社會結構的「獨立世界」，另一方面又處於「帝國-邊陲」、「中央-地方」乃至「全球體系-邊緣區域」的不均衡政治經濟權力格局中。正是在自身社會展演與族群互動的雙重過程中，瑤族社會成其為今天的面貌。而李瑞福所要關注的認同問題，正是嵌合在這一雙重過程中的表現。一方面，瑤族地方知識體系支撐著「傳統」或「他者」意義上的民族文化實體，另一方面，地方的族群歸屬問題已經成為國家治理技術和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在地方社中實踐和權力展演的空間，而實踐背後正是知識與權力的分離所帶來的群體互動。
回歸到「瑤族的歷史」這一本土或瑤族中心主義的視角，我們仍然要保持一種警醒，即作為結構與過程混合體的歷史本身，是否真的具有某種結構式的「規律」可以被表述？撥開中央王朝表述的蠻夷論（在古代漢文典籍中瑤族被視為未開化的蠻夷之一）、社會進化論的歷史階段論（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類被作為瑤族他者的現代國家體系和漢人社會信奉）、社會傳播論的祖先遷徙論（被作為主體的瑤族人所傳誦和記憶的祖先英雄傳說和兄弟傳說等）的迷霧，我們需要「拋棄對統一標準的幻想，更集中於考察錯綜複雜的關係及歷史的多元敘事」。
二、海外西南中國少數民族研究路徑與《另一個中國》
西南中國少數民族的人類學研究有著輝煌的歷史傳統和學術積澱。這一研究傳統可以從本土研究和海外研究兩個路徑上展開梳理。本土研究的積累上，以20世紀30年代以來老一輩民族學家為開始，包括楊成志、袁家驊、李仕安、陶雲凱、林惠祥、芮逸夫、馬長壽、林耀華等，這一時期的研究以英國的功能主義和美國歷史學派的歷史分析為主要理論工具。建國後的民族學研究整體陷入低潮，以政治性的民族調查與識別為主要工作任務，理論上以蘇聯的民族發展階段論為指導。改革開放以來人類學學科的復辦，帶來西南民族研究的復興。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人類學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民族志成果。其中，海外人類學家自被允許進入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給中國的民族研究帶來新一輪的理論衝擊。
在這些成果之中，海外人類學家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郝瑞( Stevan Harrell )對四川涼山彝族、埃里克·繆格勒( Erik Mueggler )對雲南楚雄彝族、路易莎·謝恩( Louisa Schein )對貴州西江苗族、李瑞福( Ralph A. Litzinger )對廣西金秀瑤族、海倫·雷絲( Helen Rees )對雲南麗江納西族的研究等。[]以郝瑞及其同事和弟子為代表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甚至形成了一個日益強盛的「泛西雅圖學派」。廣義上的學派還應當包括杜磊（Gladney）的回族研究、密歇根大學戴瑙瑪（Norma Diamond）的苗族研究等。他們深受後現代批判主義思潮影響，運用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譜系學分析邏輯與話語體系，試圖解構並批判當代中國民族歷史與現實建構中「民族-國家」政治話語背後的權力結構與過程。
Ralph A. Litzinger的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另一個中國：瑤族和民族歸屬政治》）是西方學者關於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研究的重要著作，也是剖析泛西雅圖學派研究路徑的典型作品。Ralph A. Litzinger中文名李瑞福，在華盛頓大學師從斯蒂文·郝瑞拿到碩士學位（1990）和博士學位（1994），畢業後即任教於美國杜克大學人類學系，現為副教授。在郝瑞的指導下，李瑞福選擇瑤族作為他的研究對象。李瑞福研究專長在於全球化、民族主義、族群研究、跨文化研究和亞洲研究。他原來是做中國研究，後來則專註於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和政治研究。Other Chinas是他第一部重要的人類學研究成果，這是一部關於瑤族的人類學民族志，全書通過對瑤族的地方歷史記憶與建構過程的論證，描述了瑤族如何在中國乃至全球的空間語境中進行自我定位和自我表述的。本書重點分析了瑤族精英們如何通過歷史建構來與國家話語中對瑤族的「落後」表述進行抗爭，並在民族-國家進程與「現代化」的宏大敘事中尋求自我位置；展示了瑤族知識分子與地方文化精英在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國家話語中族群歷史的建構和後社會主義時期的族群互動與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
該書首先關注到瑤族知識分子在歷史書寫中的作用，即他們如何在民族國家的語境中重述族群歷史。他不是對瑤族進行結構功能式的描述，而是分析瑤族的歷史結構與形塑過程。
作者研究的興趣點是在廣西的金秀大瑤山。但事實上，李瑞福在寫該書時並未做傳統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研究。他利用與瑤族知識分子共事的機會，觀察他們如何通過國家所提供的歷史表述方式（如《瑤族簡史》）來重新建構族群歷史，從而發現國家/社會、中心/邊緣的互動，他認為這更貼近社會真實。
最後，在研究模式上他採用了民族志的方法，材料來自對研究對象的訪談，包括那些在北京與作者關係密切的瑤族知識分子。但與傳統以社區為基點的田野民族志不同的是，本書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多點民族志寫作嘗試。
三、國家、精英與族群記憶：歷史的建構與實踐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與許多對中國少數民族政治感興趣的其他外國學者一樣，李瑞福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開始了他的研究。這時，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建設進程中的重要任務的民族識別已經基本結束，斯大林關於民族的定義是解決民族識別的問題的重要標準。50年代末54個民族已經被政府識別，瑤族便是其中之一。在我國南部和西南部，瑤族是一個在山區分散居住的民族。瑤族的支系太多，現在已知的就有50多個。當少數民族研究者到達這些地區並開始收集社會的歷史，他們往往被這裡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所淹沒。民族內部的多樣性使得瑤族很難用一個「族系」來界定。瑤族內部有近三十種不通的自稱。因此研究瑤族很有必要先劃定譜系圖再做研究。
族群精英與國家政治權力的互動對族群歷史表述的影響是作者研究的重要切入點。他使用精英這個詞，涉及了少數知識分子，學者，政府官員，共產黨的幹部，和當地導遊。這些人來自不同的社會和階級背景，他們在少數民族的研究上有著不同的權力和影響力。通過對精英（包括瑤族精英和國家知識分子等）在社會主義革命與改革時期以及現代化建設時期在國家與社會互動中的作用，展現了瑤族群體在傳統與現代、族群性與國民性間的兩難境遇與揚棄實踐。
遷徙的歷史：在對瑤族文獻和口述傳說的分析中，李瑞福試圖發現瑤族的歷史記憶結構，即什麼是被記憶的，什麼是被遺忘的。他特彆強調了瑤族族群歷史建構中的重要地理坐標千家峒。這一地名被大多數瑤族人認為是族群的發祥地，它鮮活地存在於每個瑤族人關於族群的記憶中，並在瑤族精英的表述中成為英雄祖先遷徙之路的始點。在祖輩的傳說中，或在族譜中，都說瑤族早先住在千家峒里，後被官府圍剿，才開始了漫長的遷徙之路，甚至從中國遷徙到東南亞，從東南亞遷徙到美洲、歐洲……瑤民嚮往千家峒，崇拜千家峒，將千家峒視為聖地。族群歷史的真實與記憶在表述中結構化為族群認同的情感根基，並在現代民族-國家話語的推動下成為自我族群意識覺醒的象徵符號。
翻身的歷史：李瑞福一直在思考歷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他接著討論了瑤族民族學家和社會歷史學家在毛澤東時期後是如何描述作為「人民」的族群歷史的。作者探索了1980年代「民族-國家」話語中民族史寫作的實踐過程以及少數民族學者是如何尋找、定義並寫作自我族群文化的現代性並將其納入中華民族整體歷史表述當中的，知識與權力的關係始終是他關注的焦點。
人類學家費孝通的研究首次向世界介紹了金秀大瑤山瑤族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瑤族歷史上的封閉被表述為封建統治階級封鎖、壓迫、歧視造成的。瑤族的歷史經驗使他們認識到離開壓迫他們的民族越遠越安全。因而，對族外的人和事抱著疏遠和懷疑的態度。民族隔閡是長期歷史的產物。新中國成立以後，「舊社會的封鎖壓迫政策已摧毀，民族互助成為黨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內容。」
通過在金秀大瑤山的田野調查作者發現，在國家話語下的民族政策中整個瑤族歷史就是「瑤族人民翻身做主人，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歷史。李瑞福的目標則是尋找表述歷史的其他方式，他堅持認為，這裡一定有一個地方性的歷史認識論。這種歷史觀不是對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黨的話語」的重複。他嘗試揭示類似道教在當地儀式中所體現的地方性時間觀等社會結構，並解構過去在國家話語中「進步」，「變革」，「運動」，「發展」等語言對於當地人們生活的影響。過去的社會規範在革命中被大量毀壞，像道教這樣的活動因為年長的從業者（端公）的過世而被很快的遺忘掉了。總體來說，新的革命政權需要規範的行動。少數民族地區被動員用一種新的語言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去認識世界。這種認識世界的方式要代替舊的「封建主義」的認識。
造反/革命的歷史：在歷史上，瑤族有許多次對抗封建統治者的武裝鬥爭，這個鬥爭時一直持續到國民黨執政時期的1940年代。對於金秀的很多人的記憶來說，有關革命的歷史是從大藤峽起義開始的，文中講述了大藤峽瑤民起義的發生原因、發生過程。接著是新民主主義時期的革命鬥爭 ，這就是共產黨工作隊在1940年代進山組織瑤民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時候聽到的是抗爭故事，也是1950年代民族學家和社會史學者到大瑤山所記錄的故事。1949年底整個廣西地區解放，但是在大瑤山地區仍然有國民黨殘餘部隊不肯放棄抵抗，共產黨中的民族幹部對支持國民黨的瑤寨進行遊說，宣傳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最後國民黨潰散，大瑤山地區「解放」了。之後在大瑤山開展了土改，當地村級以及鎮區級的統一戰線的建立為整個大瑤山地區統一戰線的建立打下了意識和管理層面上的基礎。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國家話語中的瑤族具有不同的面貌：封建時期的「叛亂之民」、國民政府時期的「保甲邊民」、民主革命時期的「被壓迫的少數民族」構成了多元的族群歷史身份表達。有趣的是，瑤族對國家事件也有多元的歷史記憶。1940年代關於國共鬥爭的記憶是「國民黨剿匪」，而在1950年代國民黨退敗台灣後，大瑤山的記憶則變成了「共產黨剿匪」。
革命來到了大瑤山，但是大瑤山的革命工作要一直進行下去，因為，「封建制度的死亡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共產黨的話語中，「封建意識」使得瑤族對地方性意識的認同超過對新中國的認同；封建的標籤說明國民黨仍然是瑤山地區的一個力量，而且歷史上瑤族中的很多人都曾參加和擁護國民黨。大瑤山地區的意識形態變遷是首位的，社會政治結構的改變倒在後面。革命的話語要繼續深刻地 「改造」大瑤山的歷史記憶與社會結構，權力的影響將持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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