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關鍵點！斯蒂芬·哈爾西邀你一同探討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

本書展現的是全球史視角下19 世紀晚期至20 世紀早期中國的歷史。一般認為，中華帝國晚期在政治上衰敗無能，但我認為這並不全面，我將對軍事—財政國家在歐洲和中國的發展做出評價，並詳細論述亞非許多地區淪為殖民地的諸多誘因。第一章考察18—19世紀歐洲各帝國的發展，隨後各章分別從財富、官僚體制到槍炮和交通運輸等方面對中華帝國晚期國家建構展現出的另一種風貌進行探討。結語將敘述延伸至民國時期（1911—1949）和社會主義時期（20 世紀50 年代），強調1850 —1949 年中國治國之道的延續性一面。

第一章追溯了歐洲列強在近代對全球的征服之路，並尋找中國能免於完全淪為列強殖民地的原因。近代早期，莫卧兒、奧斯曼和薩法維等多民族帝國曾經支配著歐亞大陸，但是到1914 年，全世界大部分地區已經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亞非弱小的國家在西方的壓迫下土崩瓦解。1880 年以後，歐洲外交部門策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越來越多的國家淪為犧牲品。此外，某些地區的經濟千瘡百孔，這使歐洲人可以設立一種侵略性的商業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結果導致當地內部的騷亂，引發了戰爭，並最終致使這些地區被吞併。相比之下，中國在1850 年後的歷史發展情況，與歐洲列強在全球進行征服、吞併和政治控制的模式大相徑庭。1842 年以後，不平等的條約體系造成了「有限主權」（constrained sovereignty）的狀況，但中國還是免於正式淪為殖民地。

第二章認為，本地商業網路限制了外國對華經濟滲透的深度，在1900 年以前尤為如此。與孟加拉不同，中國商人將西方參與者整合到已有的商業交換模式中，將茶、絲、紡織品和鴉片生意委託給一個接一個的掮客進行居中運作。由於來自本地產品的競爭，以及大多數消費者捉襟見肘的購買力，中國人對毒品、煤油和煙草製品之外的歐洲進口商品的需求一直很低。此外，許多地方官員違背不平等條約，對洋貨加收「 厘金」，這就提高了洋貨的成本，並且影響了分銷的效率。儘管與中國總的經濟體量相比，中國的國際貿易成交量一直很低，但在1850 年後，大清帝國海關仍然為官府提供了重要的稅收來源。中國的對外貿易非但沒有為中國的正式殖民地化鋪就道路，還為國家建設工程帶來了額外的資金，由此鞏固了政府的地位。

第三章認為，19 世紀中期的安全危機使近代中國的公共財政發生了轉變。在60 余年中，內戰和中外衝突改變了稅收、資源分配以及政府開支的主要形式。國家在備戰的同時，汲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持續提升，1842—1911 年，去除通貨膨脹因素，國家整體稅收增長了3 倍。在帝國晚期，人均稅收也有所增長。歷史學家們估計，到20 世紀早期，中央、各省以及地方政府至少佔用了總經濟產出的5%~10%。這些新資源中，絕大部分是由間接商業稅，特別是厘金和國際關稅帶來的。同時，中國當局削減了外省對西部邊疆的支援，將資金投入沿海地區的軍事事業中，這一地區在戰略上非常重要。這些變動反映出中國對主權觀念越來越重視，也為這個軍事—財政國家奠定了物質基礎。

第四章考察了近代中國官僚體制權力的發展，認為在19 世紀晚期到20 世紀早期，國家將其觸角擴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財政和外交對捍衛中國主權尤為重要，因此早期的行政擴張發生在這兩個領域。與之相比，到朝廷實行一系列的新政時（1901—1910），地方政府才開始迅速擴張。本章的分析聚焦於厘金局和近代警察，這是鞏固國家力量的重要因素。二者與原有的中國治國方式之間還存在著重要的關聯，比如都要依靠士紳階層的協助。官員中的佼佼者們完成了軍事—財政國家的官僚機構基礎建設，中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平衡也隨之被永遠改變了。

第五章「槍炮」，對中國在1850 年後的幾十年間，為積蓄關鍵的軍事力量所做出的努力給出評價。在這一時期，西方的侵略引起中國戰略方針的轉變，從中亞的大草原逐步轉向中國的沿海邊疆。與此同時，當局改良了軍隊，組建了一支由20 艘鐵甲艦組成的海軍艦隊，並建立起近代軍工業。19 世紀60—70 年代，這些改革使政府能夠平定多次內亂，並重新確立了對整個帝國的控制權。國內重獲安定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使歐洲各國不再有借口介入中國，在中國建立正式的殖民管轄。這些軍隊還對外國的進攻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尤其是在20 世紀早期新軍創立之後。毫無疑問，這些軍事計劃沒能使中國在短時間內強大起來，但增強了中國的戰略能力，使中國保有一定程度的獨立，並倖存下來。軍事—財政國家固然是基於財富、官僚體制以及槍炮之上的，但在19 世紀晚期，當局也開始認識到財富與國家實力之間的關聯。有鑒於此，他們創辦國有企業以刺激近代工業的發展，擴大政府的稅收來源，還在各通商口岸與外國商行展開了競爭。

第六章、第七章具體到對這一籠統網路中的兩家企業進行評述，描述它們的商業運作、組織機構和地緣政治影響力。19 世紀70 年代早期，官府建立了近代輪船公司，這家商業性企業很快演變為中國交通運輸基礎設施中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在對「主權」「利權」等新理念的意義和實質內容進行提煉的過程中，公司的管理者們不得不在日常運作中的具體問題上使用這些概念。結果，他們的這些日常工作，無論是研究中國治國之道的知識基礎，還是研究國家實力的兩大要素，都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第七章仔細考察了中華帝國晚期引入的電報，這一革新使官方通信系統發生了轉變，並且重塑了中國的信息秩序。當局利用這種新技術來維護帝國的經濟主權，並且在與列強的戰略知識競爭中對電報進行了完善。總理衙門是作為接收、處理和發布政治信息的一個中心部門出現的，電報增強了總理衙門在帝國的官僚體制內的地位。中國商人還利用電報從洋行那裡收回「利權」，但1895 年後，新式媒介在傳遞新聞和散播政治觀點上所具有的潛力則出乎政府的意料。總而言之，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中，電報增強了中國的競爭力，使這個軍事—財政國家能以更好的洞察力和技巧進行外交、戰爭和貿易。

結語部分認為，從1850 年開始，追尋富強以捍衛主權一直是中國政治的重要目標之一。政權一直在為實現這一遠大政治目標思索具體方法。在此期間，中國面對不懷好意的外國對手，努力追求財富、官僚體制的完善和槍炮的力量。民國時期，國家構建的進程仍在繼續，但中國在國際上成為重要國家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軍事表現，以及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中、美、蘇三角外交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贏得了國際讚譽。我們可以看到，1850—1949 年軍事—財政國家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是有連續性的。

*圖片源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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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追尋富強：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1850—1949》

作者：[美]斯蒂芬 哈爾西 （Stphen R Hal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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