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政府宏觀調控的思維模式

摘 要｜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行為主體，其選擇行為在受到動機、偏好、認知和效用期望等內生規定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受科技進步及其實施手段的影響。大數據、人工智慧和互聯網或物聯網等的發展，正在改變著政府思維模式及其選擇行為。如何結合政府選擇行為的內生規定來理解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的轉變，如何解釋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發展對政府宏觀調控手段所提供的技術支持，如何認識政府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進行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如何在理論上解說政府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實施計劃經濟的可行性。凡此種種，無疑是研究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對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將會發生轉變的前瞻性研究，是試圖揭示大數據和人工智慧對政府選擇行為的影響，並據此揭示新科技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外部誘導和外部強制。

關鍵詞｜大數據 人工智慧 宏觀調控 認知過程 大數據思維

作者何大安，浙江工商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教育部浙江工商大學現代商貿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楊益均，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 310018）。本文原載於《學術月刊》2018年第五期。

一、引 論

經濟學關於政府選擇行為的研究屬於宏觀經濟學範疇，但其理論基礎是微觀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長期以來，新古典經濟理論和以之為底蘊的傳統主流經濟理論在完全信息或完全理性假設上，一直將政府看成是與個體無本質差異的抽象行為主體，即把政府理解成既不涉及行為互動，也不涉及信息約束和認知約束的單純追求自身福利的「經濟人」。在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的分析框架中，政府被解說為「理性經濟人」，是經濟學家受信息約束和認知約束所得出的邏輯推論，是經濟學運用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分析結果。「理性經濟人」成為一種分析範式被廣泛運用，突出反映在行為主體能夠知曉選擇結果和能夠實現效用最大化兩方面。這種排除了信息和認知雙重約束的分析範式，在哲學上可歸因於經濟學家對建構理性的偏愛。建構理性將一切知識和制度都視為理性思維、推理和演繹的結果，它對經濟學分析方法的影響是深刻的，而經濟學家對政府選擇行為的解釋便是受這種影響的產物。

「理性經濟人」範式賦予個體選擇兩個具有內生規定的重要給定條件約束：一是個體具有「偏好內在一致性」，另一是個體具有知曉選擇結果的完全理性認知。這兩大給定條件約束是傳統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礎，它將偏好函數、認知函數和效用函數糅合於完全信息或完全理性的分析框架。傳統主流經濟學曾通過一系列參數設計和數理模型分析，論證了個體選擇行為的「偏好內在一致性」，論證了個體認知統一於偏好和效用等給定條件約束的可行性，並以此建立了期望效用函數理論。聯繫政府選擇行為考察，當政府被看成是抽象行為主體時，前一給定條件約束在規定政府選擇偏好之追求自利最大化的同時，也規定了政府在預設的兩大選擇子集中存在非此即彼的選擇偏好屬性；後一給定條件約束則意指政府選擇行為可繞避或跳越認知而展開。許多經濟學流派認為這兩大給定條件約束是一種追求理論邏輯的完美。

現代主流經濟學通過對利他等社會偏好的研究，對傳統理性選擇理論進行了批評，曾嘗試將「認知」作為內生變數，並圍繞最大化問題探討效用函數。現代非主流經濟學認為，「理性經濟人」與人們實際選擇之間存在系統性偏差，它們將「認知」作為內生變數，展開心理和行為實驗分析，運用認知心理學來研究偏好、認知和效用之間的現實關聯，討論效用期望的調整問題，並通過風險厭惡和風險偏好等概念論證了以相對財富變動為分析參照的價值函數。但是，無論是現代主流經濟學還是現代非主流經濟學，它們有關人類理性選擇所涉及的思維模式分析，都主張對影響選擇的信息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來解釋認知的形成。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學認為考察人類理性選擇的因果思維模式，應該以研究認知的形成為核心，就對象性而言，政府選擇的思維模式與個人和廠商一樣，也必須圍繞認知這一中心來展開。

經濟學解說人類認知形成過程所反映出來的因果思維模式，是與人類信息獲取途徑、信息獲取量大小以及對信息處理的方法和手段等相聯繫的。理性選擇理論產生於工業化時代，但依據大數據是數字化信息和非數據化信息之和的界定，在工業化時代，人類獲取信息的途徑只能對數字化信息進行挖掘和搜集，並不能對包括圖片、圖紙、圖書、影像、視頻、聲音、指紋等非數字化信息進行挖掘和搜集；同時，人類獲取信息量的大小基本上是限制於已發生事件所顯現的數據，或者說，只能從歷史數據而難以從正發生數據和未來發生數據中獲得；人類處理信息的方法和手段，充其量是運用單機電腦而不能利用雲計算、機器學習等人工智慧方法和手段。在大數據時代，人類獲取信息途徑、信息量大小以及對信息處理的方法和手段等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互聯網和物聯網無時無刻不在給我們提供讓「摩爾定律」大跌眼鏡的海量數據。因此，我們必須把工業化時代和大數據時代因信息獲取途徑和處理手段不同所決定的思維模式區別開來。

人類從工業化時代進入大數據時代的顯著標志之一，是原先依據部分信息進行邏輯推理和判斷的因果思維模式，在未來將逐步轉變成依據不夾帶任何主觀判斷的大數據思維模式。近幾年來，未來學家大都傾向於認為未來社會是大數據社會，一切有機體和無機體都將成為一種「演算法」。仔細品味，不難發現，未來學家得出的這種展望性的分析結論，它實際上內含著未來人類將以「大數據思維模式」取代「因果思維模式」的觀點。但是，表達一種觀點和闡釋一種觀點畢竟不是一回事，我們怎樣理解大數據、雲平台、移動互聯網、物聯網、機器學習等人工智慧技術的融合對大數據思維模式的作用過程呢？如何解釋大數據思維模式在解析因果關係時的精準性呢？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可聯繫行為主體的選擇活動來展開。

在工業化時代，政府宏觀調控與個體選擇一樣，同樣是在因果思維模式支配下進行的。政府在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財政政策、金融政策時，通常要對影響選擇的信息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需要通過判斷和理清因果關係後做出政策選擇。但由於工業化時代的科技水平和技術手段只能搜集和提供不完全信息，作為選擇依據的信息是不完全和不準確的，政府在因果思維模式下的選擇將不可避免有主觀判斷的成分。在大數據時代，科技水平和技術手段存在著搜集和提供完全信息的可能性。具體地說，政府是通過對極大量、多維度和完備性的大數據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後獲得信息的，即政府經由大數據智能平台和機器學習，存在著獲得完全信息和準確信息的可能性。

理解因果思維模式和大數據思維模式的差別很重要，它是我們解釋大數據時代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將會發生轉變的樞紐。我們持這樣的觀點，並不是否定作為科學基礎的因果思維模式，而是強調不同技術支撐的信息獲取途徑和處理方式有不同的因果思維模式的規定性。誠然，大數據思維模式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因果思維模式，但政府以大數據思維進行宏觀調控，是以具備能夠對大數據加工和處理的雲端平台、智能開發平台、機器學習等人工智慧技術為前提的，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是以多維度和完備性的大數據的關聯來確定因果關係，而不是根據部分信息來推理和判斷。所以，對政府來講，大數據思維模式的科學性能否成立，取決於政府具不具備在雲端運用人工智慧手段來加工、處理和匹配大數據的能力。一個不可懷疑的事實是，隨著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等發展的日新月異，大數據會促使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的轉變。

二、大數據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刷新

這裡所說的大數據融合平台，是指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慧等的全面滲透和融合，從而導致一切與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相關的新經濟新技術都離不開運用大數據的情形。類似地，如果我們以互聯網、物聯網或人工智慧等作為問題研究的輻射平台，那麼，也可以有互聯網融合平台、物聯網融合平台、人工智慧融合平台等概念。這裡所說的政府認知過程刷新，是指外在因素對影響政府認知形成的依據、途徑和手段等的驅動所引起的認知變化，當我們將這種外在因素聚焦於大數據時，政府認知過程刷新便有了大數據時代的烙印。大數據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刷新之間存在相關性，當這種相關性達到一定高度時，我們對政府思維模式轉變就會有比較清晰的認識。

（一）大數據融合平台及其對人類思維模式轉變的影響

在「時空錯開、同步並聯和實時評價」相對成熟的互聯網和正在發展的物聯網經濟中，一方面，大數據來源於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等的廣泛運用，另一方面，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等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又不斷創造出新數據。在未來世界，人類周而復始地創造和運用大數據所催生的新經濟，正在誘導或驅動著追求最大化的個人、廠商和政府直接或間接利用雲端（雲計算）和運用人工智慧來處理和匹配大數據，以實現消費和投資的理性選擇，這可以理解為是大數據融合平台的表現形式。針對目前新經濟的發展狀況，如果說大數據是靈魂，互聯網和物聯網是載體，雲計算以及以機器學習為標誌的人工智慧是手段，那麼大數據融合平台則是這些靈魂、載體和手段的體現及其綜合。聯繫人們選擇行為看問題，大數據融合平台會與人類思維模式轉變一起共同影響人們選擇行為。

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在探索事物內部和事物之間因果關係的過程中起步和發展的，這種探索在歷史上創造了燦爛的農業和工業文明。但是，事物因果關係只有在完全信息背景下才能得到完全正確解讀，而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人類的因果思維模式在推動社會前進的同時，也有可能在方法論上成為一種桎梏。大數據融合平台是以數據思維為基礎的，廠商利用互聯網或物聯網進行投資經營，政府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進行宏觀調控，數據思維模式要求廠商和政府對海量數據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即要求廠商和政府運用大數據融合平台來確定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量和需求量及其比率。個人、廠商和政府運用大數據融合平台的長期結果，會導致數據思維取代因果思維，大數據思維模式的最大亮點，是以大數據及其比例關係作為甄別因果關係的依據，以克服因果思維模式存在的主觀推理和判斷。大數據思維模式如何影響個人、廠商和政府的選擇行為，這是一個需要在基礎理論層面給予說明的問題。

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有關個人、廠商和政府選擇行為的解說，主要是在建構理性基礎上圍繞個體應如何符合理性（最大化）的選擇以及個體如何選擇才符合理性兩大方面展開的。前者主要反映了新古典經濟學對個體選擇偏好、認知和效用等的定性分析，後者則主要反映了主流經濟學對個體的選擇偏好、認知和效用等的模型論證。儘管這兩大經濟學流派在假設前提、參照系和分析方法上有許多不同，但它們都是工業化時代的因果思維模式的產物。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大數據思維模式對個人、廠商和政府選擇行為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它要求人類根據極大量、多維度和完備性的大數據來篩選和甄別出接近精準的信息，力圖讓大數據成為因果關係分析的依據，並據此對個人、廠商和政府的選擇偏好、認知和效用等做出解釋。在現實中，大數據思維模式是以「大數據融合平台」作為背景和依託的，它符合從基礎理論角度對選擇主體思維模式轉變的解釋。

政府作為理性選擇者，其宏觀調控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有著特定的思維模式。在工業化時代，政府宏觀調控是特定因果思維模式的產物，該模式對應的認知形成過程，是政府對信息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的過程。隨著大數據融合平台覆蓋面的全面形成，大數據的廣泛運用會使政府宏觀調控的認知過程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可以把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的轉變過程，看成是對政府認知形成的刷新過程。

（二）政府認知過程刷新的概要分析

熟悉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的學者周知，「認知」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是一個被作為外生變數處理的黑箱，這個黑箱造成新古典經濟學的廠商理論成為由技術因素決定的生產函數。從因果思維模式來考察新古典經濟理論，認知過程黑箱之「果」，歸因為「選擇者知曉選擇結果」這個給定條件假設之「因」，從哲學分析層面上考察新古典經濟理論，新古典經濟學家是邏輯推理和演繹的因果思維模式的實踐者。現代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努力將「認知」作為內生變數，他們把選擇者認知過程解釋為對信息的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認為對信息之「因」的分析，會產生認知之「果」。然則，迄今為止的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都沒有走出「依據部分信息並夾帶主觀判斷」的因果思維模式，如果我們從因果思維模式框架內來考量，從新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發生了因果思維模式的層級轉變，這種轉變集中體現在對「認知」的學術處理上。

經濟學在基礎理論上把個體和政府解說為沒有本質差異的行為主體，是一個對經濟理論發展有著深刻影響的長期傳統。從寬泛的意義上理解，計劃經濟與新古典經濟學「選擇者知曉選擇結果」的論斷可謂有「神合」之處。當社會主義各國紛紛破冰計劃經濟而引入市場機制，政府認知過程實際上是在因果思維框架內得到了一次刷新，即「認知作為內生變數」的理念貫穿到了政府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過這次因果思維框架內的刷新，政府開始依據前期經濟運行的諸如總供給、總需求、國民生產總值、物價水平、就業率、財政收入、國際貿易等情況，在得出認知的基礎上對宏觀調控的政策和手段做出選擇。具體地講，政府開始注重對影響以上諸因素的信息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選擇宏觀調控的政策和手段。政府認知過程得到刷新後，確實解決了經濟實踐中的部分市場失靈問題，但由於工業化時代科技手段能夠提供給政府宏觀調控選擇的信息只是部分信息，並且經濟理論界和政府執行機構作為立論依據的實證分析數據只是樣本數據，因而政府認知過程經過這次刷新並不能完全解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問題。

政府認知過程的第二次刷新，是大數據思維所引致的刷新。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在微觀經濟領域成功運用及其公認的經濟效益，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完全信息和精準信息有可能源於極大量、多維度和完備性的大數據以及人工智慧匹配數據技術。大數據的極大量和完備性特徵蘊含著提供完全信息的可能性，大數據的多維度特徵蘊含著通過數據相關性可甄別和獲取精準信息的可能性。政府對經濟運行進行宏觀調控要取得高成效，必須能夠把握宏觀經濟數據及其比例變動。換言之，政府必須擁有容納海量數據的雲平台，精通機器學習和運用人工智慧匹配數據等技術，這是政府在大數據思維模式下實現認知過程刷新的物質技術基礎。大數據思維模式下的政府認知過程刷新的標誌，是政策制定和手段實施都以數據智能化為依據，不夾帶任何主觀推論和判斷，在政府的認知中，宏觀經濟變數及其比例變動表現為一種「演算法」。

談及數據智能化這個突顯「演算法」且反映大數據時代烙印的問題，分析的進程要求我們研究政府認知過程刷新後的網路協同化問題。就政府宏觀調控的網路協同化而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複雜場景，要求的數據智能化能夠在互聯網和物聯網上取得協同，這種協同既是政府在大數據思維模式下認知過程刷新的基礎，也是政府認知過程得到刷新後的結果。

（三）大數據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刷新的相關性

現實中的經濟現象A與B之間的關聯，有直接、間接和迂迴三種形式。當我們分析它們的相關性時，通常強調它們的直接關聯，至於間接關聯和迂迴關聯，可以不列入相關性分析的視域。大數據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刷新有著明顯的相關性。從長期看，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等相互融合所導致的數據智能化和網路協同化，會彰顯信息精準性及投資和消費的高效用。為提高宏觀調控效率，政府將會搭建智能化平台以實現數據智能化和網路協同化；另一方面，政府會利用雲計算的集約化模式處理大數據，將過去那種對部分信息進行加工和處理而存在主觀判斷的認知過程，轉變為對大數據進行加工和處理而具有客觀性的認知過程。就這種轉變的外部驅動因素而論，數據智能化和網路協同化是這種轉變的催化劑。因而在長期內，大數據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刷新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但在短期內，大數據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刷新則呈現出弱的相關性，這可以從技術因素和時間緯度兩方面予以解釋。在大數據時代的初始階段，短期內的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等各技術因素是相對穩定的，大數據融合平台的發展水平也處於相對穩定狀態，以至於政府認知過程仍然是對部分信息進行加工和處理，並沒有排除主觀判斷，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時間維度中，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等的融合是不同的。時間越長，它們的融合就越深，反之則反是。這種融合的顯著標志是互聯網和物聯網所搜集的大數據，能夠通過機器學習得到人工智慧的匹配。但是，從大數據到機器學習需要智能平台支撐，智能平台建構需要深諳大數據的智慧大腦來設計參數和模型；同時，從智能平台建構到顯現精準和高效的人工智慧落地，需要機器深度學習和機器強化學習才能完成，這些在短期是難以實現的。因此，短期內的大數據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刷新是一種弱相關。

從理性選擇理論看政府選擇行為，撇開政府認知過程向前關聯於選擇偏好，向後關聯於實際選擇行為的一些性質規定，政府認知過程刷新所引發的問題之一，是政府思維模式的變化。前文曾概要談到大數據時代會出現政府數據思維取代因果思維的情形，曾梗概描述了政府宏觀調控選擇行為的內生規定與思維模式轉變的聯繫，但沒有專門對政府大數據思維模式的技術支持手段、思維過程以及對應的效用函數等問題展開討論。政府思維模式轉變對宏觀調控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這個問題需要討論。

三、大數據時代政府思維模式轉變分析

（一）大數據思維模式的物質技術基礎

依據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的相互融合，我們在理論上有以下理解：大數據思維模式是人們利用人工智慧等科技手段從大數據中獲取準確信息，從而揭示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由數據結構決定的因果關聯的思路和方法。這裡所說的人工智慧等科技手段，不僅指大數據挖掘技術和機器學習技術，而且包括一切以晶元為載體的諸如感測器、定位系統和社交媒體等技術。這裡所說的準確信息，指通過對大數據多維度之間相關性的機器學習，甄別和確定能揭示事物真實因果關係且不夾帶主觀判斷的信息。由此可見，人類運用大數據思維模式必須具備以下物質技術基礎：（1）以互聯網和物聯網運用為標誌的各種智能平台能夠搜集海量數據；（2）以5G技術為代表的信息輸入和輸出的覆蓋面無限擴展；（3）數據云端平台和雲計算集約化模式能夠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大數據；（4）機器學習的參數選取和模型設計，能夠將深度學習成果轉化為人工智慧；（5）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慧等的相互融合深度影響人類認知過程。

以上對大數據思維模式的物質技術基礎的分析，實際上是對「大數據融合平台」的另一種描述。依據人類思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關聯於認知過程的事實，個人、廠商和政府的因果思維模式向大數據思維模式轉變的前提條件，是必須能夠挖掘、甄別和處理蘊含在大數據中的準確信息，以完成與數據思維配套的認知過程和實現最大化願景的效用函數。

（二）政府宏觀調控的認知形成過程及其思維模式

政府宏觀調控主要是運用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國民經濟中的總供給和總需求、物價、匯率、就業率、投資與儲蓄、國際貿易等施行干預，其主旨是實現產業結構的動態平衡。政府作為選擇主體，同樣存在著偏好、認知和效用期望。撇開主流經濟學將政府等同於個體所展開的有關偏好、認知和效用的性質分析，僅就政府認知過程對其選擇行為的影響及由此反映的思維模式而論，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是到位的。概括來講，主流經濟學認為政府運用科技工具進行宏觀調控的認知形成過程，首先是中央政府根據各省市自治區匯總於國家統計局或上報政府職能機構有關不同產業的經濟統計數據，對宏觀經濟運行現狀進行分析和研究（信息搜集過程）；其次，是運用各種數量工具和模型來分析宏觀經濟結構及其動態分布，找出問題癥結（信息的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過程）；最後，做出干預經濟運行的各種政策選擇（認知決定選擇的過程）。

較之於前工業化時代，工業化時代的政府宏觀調控的理性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認知過程明顯反映了對信息不完全或有限理性約束的應對，選擇行為也明顯反映了與認知過程的因果關聯。但從政府認知形成的性質看，宏觀調控的選擇過程暗含著建構理性的哲學背景，這主要表現為政策選擇是對理論建構的規則遵循。在宏觀調控的實踐中，政府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依據，是通過對已發生事件的信息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而得出的，並沒有得到下一經濟周期的信息支持。但有趣的是，政府在制定宏觀調控時，總是可以找到為政策辯護的理論依據，這便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確，即政府的理論依據來自何處？答案顯然是來自經濟學家對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後得出的理論判斷和推論。然則，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實證分析的數據資料所反映的信息是不完全信息，或者說只是部分信息，它不足以支撐實證分析對未來經濟運行的預測。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它是我們理解經濟學家建構理性框架，從而解析政府思維模式及其轉變的重要內容。

在哲學層面上對經濟學家理性框架產生影響的，主要是建構理性和演化理性。建構理性將一切知識和制度都解說成由理性思維、推理和演繹使然；與此不同，演化理性認為一切知識和制度都是歷史和文化的產物。但無論是主張規則遵循的建構理性，還是主張自然法則的演化理性，它們都強調因果關係，都推崇因果思維模式。政府作為建構理性的選擇者，實際上貫徹著不折不扣的建構理性導引的因果思維模式；同時，政府對信息的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所產生的認知，對宏觀調控中因果思維模式的形成有著實證主義哲學的意義；政府這種以不完全信息為基礎並且存在主觀判斷的因果思維模式，很難準確判斷經濟運行中資源配置、總供給和總需求、產業組織、投資結構、產業結構等的內在機理；政府在得不到完全信息和不能繞避主觀判斷的情況下，只能自覺或不自覺地按建構理性的規則遵循來進行宏觀調控。這種情形可以看成是政府宏觀調控中因果思維模式的特點。

應當承認，自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問世到世界各國先後實行宏觀調控的半個多世紀以來，政府依據因果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在很大程度和範圍內解決了許多市場機制難以或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但由於依據不完全信息的因果思維模式具有局限性，政府宏觀調控會出現這樣或那樣被稱為政府失靈的問題，只是我們不能將其說成是因果思維模式的錯罷了。總之，政府採用因果思維模式的宏觀調控能否取得好的宏觀經濟效益，受制於科技發展能否提供完全信息，受制於能否掌控大數據融合平台，受制於能否實現數據智能化和網路協同化。在筆者看來，政府宏觀調控擺脫以上各種「受制因素」的關鍵，是因果思維模式的層級轉換，即因果思維模式要上升到大數據思維模式。

（三）政府宏觀調控的大數據思維模式

隨著大數據融合平台的日新月異，大數據時代將成為這個平台全面覆蓋的時代，將成為數據智能化和網路協同化的時代。政府在這個時代採用大數據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也就勢在必行。大數據思維模式的最主要特徵，是從大數據中提取信息，並通過對大數據的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來形成認知和做出選擇。在很多場合，信息與數據的區別甚微以至於被交叉或重疊使用，但從精準性角度來考察，信息與數據的區別反映了工業化時代與大數據時代的區別。以宏觀調控為例，政府要想得到前一時期國民經濟各部門產品和服務的精準信息，靠對各省市自治區上報的不完全信息（有限數據）進行加工和處理是不行的，它必須擁有國民經濟各部門產品和服務提供的海量數據，必須具有通過雲端運用雲計算和機器學習從這些海量數據獲取精準信息的科技能力，顯然，這是工業化時代不具備的。說到底，當政府將宏觀經濟的資源配置、總供給和總需求、產業組織、投資結構、產業結構等各自內部及相互之間的聯繫，全都看成是一種「演算法」時，政府宏觀調控便進入了大數據思維模式。

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慧等的相互融合正在持續打開大數據融合平台的空間，新科技已經具備讓政府採用大數據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的條件。如果政府能投入大量資金建立囊括國民經濟各行各業數據的雲平台，掌握雲計算集約化技術，並大力發展人工智慧來加工和處理國民經濟各行各業所彙集的大數據，那麼，政府在實現數據智能化和網路協同化的基礎上，便可以運用機器深度學習和強化機器，通過大數據的完備性和多維度的相關性來獲取精準信息，從而使大數據思維走向實際操作。當然，政府在宏觀調控實踐中真正做到採用大數據思維模式，除了大數據融合平台的許多技術規定外，還要看政府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有沒有完全排除主觀判斷。我們可以將以上情形看成是對大數據思維模式的條件約束，很明顯，這些約束對於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都是適用的。在未來，政府採用大數據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將是政府干預經濟的主導形式，因果思維模式一定會讓位於大數據思維模式。

（四）政府採用大數據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

宏觀調控的效率問題涉及政府選擇的動機、偏好和效用，在理論上對這個問題做出解說，則可歸結為對效用函數的分析。經濟學對選擇行為的效用函數的基礎解釋，是認為個人、廠商和政府的選擇行為對應於特定的效用函數。關於效用函數與選擇行為直接關聯這一永恆主題，經濟學家最關注的是效用函數的變數構成。新古典經濟學通過對「偏好一致性、認知確定」等給定條件的約束，把「最大化」作為效用函數的核心變數，以對應於選擇主體唯一追求自利之選擇偏好的理論假設。主流經濟學質疑和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給定條件約束，通過偏好影響認知、認知影響選擇和效用的分析，開始嘗試將偏好和認知作為效用函數的變數。總而言之，西方經濟學標準的效用函數是以利潤最大化和消費最大化來解說的，這種只考慮正效用而不考慮負效用的效用函數顯得有些狹窄。

關於效用函數變數構成的不同學術觀點與研究者的思維模式密切相關。經濟學家在信息不完全假設下的因果思維模式，很難把一些得不到充分信息支持但卻與效用有著因果聯繫的變數納入效用函數。在大數據時代，這種狀況將會因大數據有可能提供完全信息而得到改變。聯繫政府在大數據思維模式下的宏觀調控，我們如何理解政府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呢？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際意義的問題。

政府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最大化，是產業結構平衡、物價和匯率穩定、就業充分、投資和儲蓄結構合理、GDP穩健而持續增長等。在「市場總是正確」的理念受到懷疑的情況下，如果最大化的實現需要政府宏觀調控，則政府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便有著重要的學理地位。就現階段難以納入效用函數的反映偏好和認知的「行為準則」和「效用損失」等變數而論，從大數據運用的趨勢看，政府可以通過大數據融合平台提供的互聯網、物聯網、社交媒體、感測器、定位設備、在線體驗和實時評價等確定這些變數的數據構成，從而將這些變數納入效用函數之中，但政府要重塑效用函數只有在大數據思維模式下才能完成。從現象上看，政府宏觀調控出現效用損失的最直接原因，是各省市自治區向中央政府提供失真信息造成的，但從實質性原因分析，則是政府在工業化時代還不具有大數據思維模式以及與此關聯的大數據融合平台。

在工業化時代，政府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是一個難以通過實證做出定量分析的抽象問題。長期以來，經濟學界只是在定性分析上泛泛談及這個問題。在大數據時代，隨著政府從因果思維模式轉變為大數據思維模式，如果這一抽象問題得到了定量分析和處理，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是否可以實現最大化呢？另一方面，當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在政府大數據思維模式下能夠實現最大化，不禁使人們思念甚或眷念起已被理論和實踐棄之為歷史陳跡的計劃經濟。大數據時代能實行計劃經濟嗎？我們有必要對這個問題展開評說。

四、大數據思維與計劃經濟之評說

精英人士普遍認為，計劃經濟是政府當局依據完全信息假設而設立的一種經濟體制，但從嚴格的基礎理論角度評說，這種說法或認識是不準確的。準確地講，計劃經濟是政府當局無限放大調控能力，把有限信息作為完全信息，把最大化期望當成能實現最大化的願景，從而在因果思維模式下建構的一種經濟體制。撇開信息的不完全，僅就信息的不精準而言，政府當局規定廠商投資什麼、投資多少、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所產生的效用函數也是十分糟糕的。但從基礎理論邏輯對大數據時代有可能提供完全信息來看，計劃經濟又似乎存在實行的可能性。對於這樣一個在基礎理論框架內有著悖論的問題，我們如何理解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從工業化時代與從大數據時代的區別來理解計劃經濟，以及從因果思維模式與大數據思維模式的區別來理解計劃經濟，對於能不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答案是不同的。據筆者所掌握的文獻資料，目前從基礎理論角度從而依據大數據思維模式，對能否實行計劃經濟的分析是不多見的。國內一些經濟學者或是側重經濟發展史對曾實行計劃經濟的經驗教訓進行分析，認為即便在大數據時代實行計劃經濟，也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或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前經濟運行的分析，斷言實行計劃經濟的不可行性；以馬云為代表的深諳新科技人士，則是從目前大數據和人工智慧實踐以及遠景預期，而不是從基礎理論角度對大數據時代能夠實行計劃經濟做出解釋的。其實，這場爭論是在大數據這一新科技靈魂周圍打轉，並沒有全然切入對大數據時代能否實行計劃經濟的關鍵點進行討論。

大數據之所以成為新科技的靈魂，根據是它滲透於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慧以至於形成大數據融合平台。這個平台的功能和作用以及發展潛力是巨大的。不過，人類能不能以此來實行計劃經濟是需要討論的。因為，實行計劃經濟的關鍵，在於人類能不能做到精準配置社會資源，而不是僅僅做到合理配置社會資源。合理配置資源與精準配置資源屬於不同的層級。人類能不能做到精準配置社會資源，關鍵在於能不能精準預測下一時期產品和服務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數量，包括產品和服務結構變動的數量。當我們將能不能實行計劃經濟與如何實行計劃經濟的討論，轉換為具備不具備大數據思維以及具備不具備大數據融合平台的討論時，問題便轉換成對以大數據為靈魂的科技能力的研究，而不是經濟體制或模式的研究。從國內有關大數據和人工智慧與計劃經濟的爭論來看，反對者主要是對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否定，對市場經濟體制的捍衛；贊成者則是基於對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科技能量的頂禮膜拜。如果爭論雙方圍繞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未來發展所能達到的科技層級來討論，爭論的焦點會集中在科技發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和範圍內精準配置社會資源這個問題上來。

不言而喻，筆者對這些爭論的調和性評說，暗含著對人類在大數據思維模式下可實行計劃經濟的某種程度的肯定，這種肯定明顯以人類能夠精準配置社會資源為前提。經典理論告訴我們，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無時無刻不在否定資源能夠精準配置，但科技發展卻震撼人心地讓人們相信資源有可能得到精準配置。資源配置達到「精準」有著極其苛刻的實現條件，它要求社會產品和服務的總供給在總量和結構上等同於總需求，顯然，這一苛刻條件實際上是宣判了計劃經濟的「死刑」，儘管它還存留「科技發展到極致有可能實行計劃經濟」的餘味。市場經濟推崇者的理論假設，是價格和供求關係等市場機制可以合理配置資源；計劃經濟推崇者的理論假設，是掌握全國人力、物力和財力的中央當局能夠合理配置社會資源，但全世界的經濟實踐表明它們都不能合理更談不上精準配置資源。計劃經濟的破壞性實踐主要發生在工業化時代，這個時代的科技水平根本達不到精準配置資源的要求。因此，當馬雲等人高喊回到計劃經濟中去時，「怒髮衝冠」式的指責和批評也就可以理解了。

計劃經濟是徹底否定市場從而對經濟進行全面宏觀調控的中央集權制。假如以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為代表的科技水平發展到極致，我們能否實行計劃經濟呢？從目前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的發展來看，雖然大數據融合平台已使政府從因果思維模式逐步轉向大數據思維模式，政府宏觀調控也開始逐步數據智能化和網路協同化，但這些發展距離資源精準配置還相去甚遠。易言之，現代社會根本就不具備實行計劃經濟的技術物質基礎。即便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高速發展，在某些產品和服務領域出現資源精準配置的可能性，那也只是意味著在局部領域可以實行計劃經濟，而不是可以全面實行計劃經濟。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如果可以在局部領域實行計劃經濟，則很可能會在結構上打亂其他產品和服務的市場秩序，以至於實行計劃經濟的部分領域受市場體系的擠壓又重新回到價格和供求關係配置資源這個「大家庭」中來。在筆者看來，某些產品和服務領域出現資源精準配置是一種有可能發生的前景，但發展到全社會產品和服務都能夠實現資源精準配置，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顯然，這個觀點明確顯現了對現階段能不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看法。

政府在宏觀調控中運用大數據思維模式與實行計劃經濟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總的說來，大數據時代人們運用新科技手段精準配置資源，有著不存在任何空間限制的頂級要求，這一點是毋容置疑的。列舉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落地來說明，這種頂級要求就是人類能夠在生物和生命領域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來精準解決一切問題，具體地說，就是人類能夠將生命領域中的神經系統、各生理器官互動系統、細胞構成系統等變動都歸結為一種「演算法」，可以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來解決生命領域的所有預定方案。當未來學家和經濟學家對此都充滿信心時，理論界主張計劃經濟的觀點或許就不會那麼孤立和沒有市場了。但人類究竟能不能實行計劃經濟，未來學家和經濟學家都不能說了算，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未來發展才是最後的裁判。

五、幾點理論感悟

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新科技催生了人類的大數據思維模式，甄別因果關係的途徑和手段發生了很大變化，大數據思維模式試圖從具有極大量、多維度和完備性特徵的大數據中獲取無主觀推理和判斷的精準信息，它對於人類選擇行為的影響是革命性的，可稱之為大數據革命。這場革命在影響和改變個人、廠商和政府選擇行為的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計劃經濟的遐想。

工業化文明揭示因果關係的主要方法和路徑，是通過掌握的信息並運用抽象分析方法來建立複雜模型，在實驗室運用試錯法設置反映因果關係的參數和模型進行具體操作，實踐證明經濟學家依據樣本數據而不是依據大數據的因果思維模式，很難使政府宏觀調控得到高收益的效用函數。長期以來，政府在這種因果思維模式下的宏觀調控導致很多經濟問題得不到解決。按照未來學家對獲取和處理精準數據的理論見解，我們可以把大數據思維模式解釋為在雲端運用雲計算集約化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大數據，並通過無數台計算機伺服器對接許多簡單模型來優化相應參數的思維分析模式。理論研究留給經濟學家的任務是，如果我們將這種以許多簡單模型取代單一複雜模型的分析模式運用於宏觀調控，政府能否取得高收益的效用函數呢？這個問題的研究有待於深入。

政府採取大數據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的物質技術載體，是本文描述的大數據融合平台。這個融合了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等的平台，對政府宏觀調控的認知形成發生了深刻影響。大數據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形成的相關性及其作用過程，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大數據思維模式發揮作用的過程。這些相關性和作用過程有著極其複雜的內容，它不僅涉及以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為代表的許多新技術功能及其運用，而且涉及政府採取大數據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的一些具體選擇行為。當我們進入這樣的分析框架來解說政府宏觀調控時，實際上是進入了大數據時代理性選擇理論的研究框架。

本文關於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的分析，是針對未來政府在宏觀調控中的選擇行為的研究。當前，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轉變正在發生，大數據思維模式在今後很可能會成為一種常態。這個轉變過程的快慢取決於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的發展及其與實體經濟結合的速度和覆蓋面。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這一轉變過程的推進，政府宏觀調控的方法、手段和路徑等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它將以雲平台、互聯網、物聯網等為平台，以機器學習等人工智慧為方法和手段，以大數據的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為路徑，從而使政府對經濟運行中的產業結構、物價和匯率、就業結構、投資和儲蓄、GDP增長、國際貿易等問題形成以大數據為依據的認知，並根據這些認知制定各種政策及其與之相對應的規則和執行規則的手段，以至於使政府宏觀調控的大數據思維模式能夠在很大程度和範圍內消除政府失靈現象。

〔本文為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學應用經濟學）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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