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的啟示：從妥協到潰敗

七七事變的啟示

從妥協到潰敗

作者：劉夢龍，本文轉載自「新潮沉思錄」

八十一年前的今天，1937年七月七日，爆發了七七事變。就在昨天，八十一年後的七月六日，隨著美國第一輪340億美元的關稅加征和中方的對等報復，中美貿易戰進入了新高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再來回顧一下八十一年前的往事是有些意義的。

七七事變不是一次孤立的衝突，它是長期鬥爭的一次激化，甚至他不是一次大爆炸，而且如同一條悠長的導火索，在各方力量的交織角力下經歷了一波三折，在世人看似已經平靜的時刻，突然無可挽回的大爆發。

當1937年到來時，可以說整個平津地區處於一種異常的空氣之下。由於長城抗戰的失敗，國民政府退出了華北地區，但這個權力真空被以對日作戰堅決而著名的29軍填補了。在日本侵華日甚一日的大背景下，西北系出身的29軍是當時抗日氣氛最激烈的部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北軍是當時中國最龐大卻也最貧窮的一支軍閥派系。西北系的領袖馮玉祥一直在尋找一種用來維繫他軍隊的精神力量來彌補物質力量的不足，這一點也被後來的西北軍將領繼承下來。這種嘗試隨時代變化，包括引入基督教，引入三民主義，而這時不可避免的要依靠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情。

這種堅決抗日的氛圍至少在西北軍系統的中下級軍官里是很有號召力的，從各種回憶里也能看到這一點。29軍日常的教育非常重視激發士兵的愛國人情，比如每周末有意識的餓上一頓，讓士兵在營房裡回想日本人的侵華行徑，又或者周末改善伙食買上一頭豬，讓士兵們喊著抗日口號進行刺殺，又或者組織抗日熱情最高的學生進入軍營做思想工作。

然而西北軍的高層這時已經發生了有意思的變化。雖然29軍無可置疑是以抗日脫穎而出的，他最有名的就是背著大刀專砍日本人腦袋的大刀隊。但37年前後，所有人都發現了一個很尷尬的事實，29軍正在和日本人走的很近。它的二當家張自忠率領龐大的代表團訪問日本，首領宋哲元因為輿論洶洶乾脆躲回了老家，秦德純代理北平市長對日軍多所忍讓。因為長城抗戰29軍脫穎而出，又因為長城抗戰的失敗，在中日雙方的角力下，以抗戰堅決著稱但裝備水平差的29軍成為雙方都能接受存在，得以獲得平津這塊富的冒油的地盤。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現在的29軍攢了不少瓶瓶罐罐，實力大增，一躍成為國內軍閥部隊里一流力量。

當年粵軍嘲笑29軍的大刀隊名不副實，一支其實靠手槍和手雷吃飯的精銳敢死隊夜襲還和敵人炮兵打了個殺傷相當，宋哲元也只能苦笑。除了這個他還能拿出什麼來，大刀隊其實就是西北軍的精銳手槍隊，好歹還有駁殼槍和木柄手雷，而西北軍普通士兵連槍都要配不齊了，彈藥奇缺，大刀也是情非得已。畢竟，即使冷兵器肉搏，除了製造簡單，大刀也絕不是一個非常合適的武器，比如紅軍當年實在缺乏步槍的時候寧可上短矛。

現在接收了中國華北最富裕的平津地區，29軍的輕武器已經可以和日軍一線聯隊相比，甚至還有富餘。自從馮玉祥下野，宋哲元等人苦心經營到處投靠，從一支沒爹沒娘，寄人籬下的孤軍部隊成長為步騎炮齊備的十萬之眾，這其中的心血和創業艱難可想而知。所以當七七事變爆發的第一時間，宋哲元的指示就是儘力穩住局勢，比起日軍，他更擔心的是中央軍的部隊。

1934年，中央軍利用紅軍長征尾隨進入貴州，結果導致黔系軍閥王家烈的垮台。29軍起家的長城抗戰，失敗的東北軍就是被中央軍藉機趕出了最後的熱河平津地盤，才便宜了29軍。就在上一年底，西安事變後利用張學良被扣，南京政府又鼓動東北軍余部自相殘殺，藉此把殘餘的力量以中央名義縮編，一網打盡。這些都是宋哲元眼睜睜的教訓，比起實力明顯弱於29軍的日本華北駐軍，29軍上層真正擔心的是中央軍的假途滅虢。

或者說更讓宋哲元比較放心的是經過和日本人這段時間的接觸，他知道日本上層對華北的政策還保持著蠶食的態度，甚至有主張扶植他抗衡中央軍的意思。無論宋哲元還是張自忠應該說沒有做漢奸的打算，但如果能藉此左右逢源，保住這份家業那麼對他們來說是可以考慮的。

這時的日本正處於上一年新一波經濟危機的衝擊之下，國內經濟陡然困難起來，外部市場開始被關閉，歐洲人已經在中東，印度和東南亞的殖民地構建貿易壁壘，而對滿州的大量投資卻還無法收回成本。對外強硬進行軍事冒險和社會改革的呼聲在中下層軍官中越來越激烈，上一年爆發的226事變，把中央政府幾乎一網打盡，雖然懲處了涉案的基層軍官，卻不過是使軍內的派系鬥爭藉此一家獨大而已。

現在憤恨的民眾，激進的軍隊，困難的經濟，越來越使日本政府無力應對。龐大的關東軍已經成長為一個幾乎失控的怪物，為了防備這個怪物暴走，東京政府不得不以加強華北駐屯軍，使其擁有能獨立處理華北事務的能力，又反過來播下了更多的火種。隨著實力增強，華北駐屯軍更熱衷於推動華北獨立來實現關東軍一樣的特殊地位。其直接的成果就是漢奸殷汝耕的冀東偽政權，雖然其實這個偽政府並不得人心，完全依靠日本人的軍力而存在，但無疑，冀東偽政府，29軍，華北日軍之間形成了一種很微妙的關係，刺激著華北駐屯軍的軍官們繼續冒險下去。

29軍不是第一次遭遇這種事情了，36年，二十九軍在丰台遭遇了更大規模的挑釁，雙方劍拔弩張幾乎開戰，但宋哲元成功壓下了士兵的激烈情緒，使事態得以平息。但這一次事情有了變化，尚能壓制住局面的駐屯軍司令田代晥一郎不巧在六月底突發心臟病，這時已經逐漸失去了基本的事務能力，駐屯軍的權利下移。壞的一方面激進的日本中下層軍官等同於脫韁的野馬無人控制，小規模衝突已經無可避免，當然好的一面，起碼大規模的進攻不太可能組織起來。雖然宋哲元等人不清楚日軍的內情，但情勢有緩和餘地他們是可以察覺到的。

因此七七事變後，實際上29軍並不緊張，不斷試圖和談，而29軍和日軍接觸也越來越頻繁，很快就達成了初步協定，事情看上去很快就要過去了。無論如何，畢竟這時候29軍，還有周圍的晉綏軍有著十倍的兵力優勢，真動起手來，29軍上下士氣正盛，裝備也早已今非昔比，當年還能一戰，何況今日，在29軍領導人看來，恐怕需要擔心的是日本人才對。

比起日本人宋哲元要擔心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他的內部很不穩定，去年一起創業的老兄弟蕭振瀛剛剛被趕出了隊伍，另一個一起創業的老兄弟張自忠這時越來越不滿於二當家的地位，謀求分庭抗禮，他時刻都要防備張自忠自行和日本接觸，借勢而動，秦德純又和實力派的劉汝明，趙登禹不和，幾乎要打將起來了。

除了上層的矛盾，29軍中下層軍官對上層幾年來的妥協態度也累積了越來越多的不滿，這種不滿加劇了和日本人的衝突機會，但宋哲元雖然不喜歡日本人，更不喜歡他們自行其是，但壓制他們也同樣不現實，抗日主張更激烈的共產黨正在29軍中迅速發展，這導致了他越來越尷尬的位置，和日本人一樣29軍正在慢慢走向失控。

而當局者之外，南京國民政府和陝北的延安幾乎也在同時對這裡施加影響。自去年西安事變以來，抗日氣氛幾乎已經達到頂點，南京國民政府雖不願和日本直接衝突，這時通過打擊東北軍殘餘，控制陝西正力圖於回到剿共的正軌上。但壓力是如此之大，如果找到一個可能甚至是可控的突破口，如果是一次長城抗戰這樣的局部戰役國民政府又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而由於西安事變，延安方面西北聯合政府的設想實際上已經擱置了，西路軍雖然失敗了，但打通國際通道的打算並沒有完全消失。畢竟以陝西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很難維持三大主力會師後的紅軍生存，更不用說發展，擴展勢在必行。

隨著西安事變的達成，延安的力量迅速在山西，華北擴展，無論在晉綏軍還是29軍中，影響力不斷擴大。但七七事變爆發的時候，延安正在進行一次政策檢討，華北地區的主要負責人劉少奇不得不在4月份趕回延安，並在5月份的全國代表會和之後的白區工作會上為他的工作主張而辯護。

作為全國最大的兩股勢力，無論延安還是南京在事件發生之時都處於幾乎猝不及防的狀態，但在事件發生之初都表示了積極的支持。這種支持可以說是爭先恐後，畢竟這是進入這個區域發展的大好機會，南京又看到了一次假途滅虢和釋放壓力的好機會，而延安則找到了發展的突破口。

處在漩渦之中的29軍是最危險的，四股力量正在壓向它。一股是它自身內部軍官的抗日主張，這是他當初得以維繫和壯大的動力。一股來自日本人，日本人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使29軍左右逢源的空間越來越小，畢竟29軍無論宋哲元還是張自忠都沒有打算當漢奸。延安和南京對29軍的支持，在29軍上層看來簡直是推向懸崖的助力，更不用說中央軍在後面的那張大口。

在這種大背景下，固然可以理解29軍往複的求和，希望保住珍貴的地盤。但現實是無情的，隨著日軍新指揮官香月清司的到任，這位以通曉華北事務著稱的少壯軍官追求的可是建功立業，於是29軍真誠的和談只能收到日本人的假意拖延，而時間迅速流失。

就在29軍高層奮力要抓住最後生存機會，不惜以放棄軍事準備主動求和的同時，以穩定局勢需要強大武力為名，日軍援軍在快速集結。應該說這時日軍的想法確實不是全面侵華，甚至一度確實是打算追求武力威懾下的和平，當然這不可避免的在現地軍官的推動下變成以武力推動華北自治，但不管如何，29軍的命運已經註定了。

雙方經歷了三輪和談，29軍簽署了一份更加被動的協議，似乎一切都結束了。然而當二十天後的7月28日到來，完成全部準備的日軍一口氣撲向直到最後一刻才不得不絕望的為求生而備戰以至於完全被動的29軍，戰事迅速土崩瓦解，平津轉眼失陷。就像宋哲元擔心的那樣，不久二十九軍就被蓄勢待發的中央軍吃下去了，在抗戰中力量損失殆盡，宋哲元鬱鬱而終，張自忠以死求見諒於國人，余部各奔前程，最後走向解體。

撫今追昔，七十一年的舊事，29軍的命運是怎麼從自己手上一點點溜走的。把29軍送上頂峰的力量也是讓29軍走向崩解的力量。面對一堆罈罈罐罐，試圖通過退讓妥協來求得生存，結果只能走向內外交迫，對內得不到諒解，對外被人利用，事到臨頭反而處於最差的態勢上。

內外交迫的情形在1951年的新中國同樣出現過，此時的毛澤東做了一個很形象的比方，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這種情形始終是似曾相識的，一個強大的敵人試圖通過外部衝突來緩解內部矛盾，一次次挑釁，如果沒有得到有力的回擊，只會引來變本加厲，並滋長敵人的力量而削弱自己的力量。要認清自己力量的來源，要看清敵人強大之後的虛弱，認為用自己的血肉能換來敵人仁慈是不現實的。

如今中美的局面，一方面是中國產業結構結構的升級和構建以一帶一路為基礎的新經貿體系，一方面是美國兩黨和政局的矛盾，都使得美國在各種力量的牽引下把中國當作了對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經濟的鼎盛時期，美國也把日本當作了對手，在比如今激烈得多的貿易戰攻勢下，日本政府最終選擇了徹底的妥協，換來了至今也無法挽回的後果。

如今中美的情況發展到這一步，雙方實際上都沒有完全準備好全面的衝突，因此矛盾也必然是逐步升級的。固然雙方都需要時間去準備，但怎樣去爭取這個準備的時間，是通過妥協去求拖延，還是通過抗爭去求震懾，兩者孰優孰劣，不妨看看歷史給我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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