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搞不下去，就殺幾個一品大員？戊戌年中，康有為真的如此狂妄嗎？

作者：金滿樓

清人蘇繼祖在《清廷戊戌朝變記》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說戊戌年四月康有為被光緒召見，當日在朝房候見的還有權臣榮祿，後者遂問康有為：

「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

康有為以非變法不可對。

榮祿說：「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

康有為忿然道：「殺幾個一品大員，法既變矣！」

事後，榮祿深怒其狂悖，已有必殺之心。其請訓出京時，即請太后注意，此亦變法失敗之初萌。

在電視劇《走向共和》里，康有為這一驚人之語被編入劇情，這影響面應該說不小了。那麼，康有為和榮祿的對話是否真的存在？康有為又是否真的說了這句話呢？

榮祿-劇照

《清廷戊戌朝變記》作者蘇繼祖系四川江油人，拔貢出身，後選任為甘肅敦煌縣教諭，其原配亡故後，續娶楊銳長女為妻，後者薦其至張之洞湖北督署幕府。楊銳遇難後，舉家返鄉閑居。

以蘇繼祖在戊戌年的身份關係，這一情節究竟從何處聽說，似乎亦非完全憑空杜撰，或有幾分可信之處？

查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軍機處《早事》記載：

內務府、國子監、廂紅旗值日。翁中堂開缺回籍謝恩。榮中堂謝署理直隸總督恩。山西知府崇祥謝恩。康有為、張元濟預備召見。召見崇祥、康有為、張元濟、榮中堂、軍機。

1941年，同日被召見的張元濟回憶當日情景時說：「長素與榮談，備言變法之要。榮意殊落寞，余已窺其志不在是矣。」

1949年，張元濟再次回憶當時情景，稱當日「榮祿架子十足，擺出很尊嚴的樣子。康有為在朝房裡和他大談變法，歷時甚久，榮祿只是唯唯諾諾，不置可否。」

兩次回憶，均未有榮祿與康有為當堂辯論的事件。

也許有人要說，此時離戊戌變法已經四十餘年過去，或許張元濟已經遺忘了當時的情景？（如張元濟堅稱接見地點在紫禁城，實際是頤和園）

事實上，在接見一個月後（第41天與第50天），張元濟在兩封寫給友人（汪康年與沈曾植）的書信中都談及接見之事，但均未提及榮祿與康有為衝突之事。

據考證，康有為與榮祿此前還見過一次面，那就是膠州灣事件後，經張蔭桓的策劃，康有為於戊戌年正月初三由總理衙門大臣接見談話。

在康有為晚年自編年譜《我史》中的記載，其尚未發表自己的變法主張，榮祿即稱「祖宗之法不能變」，兩人矛盾，一觸即發。

然而，康有為此人一貫作偽，《我史》中亦有諸多不實之處，其所謂的與榮祿衝突在同時在場人的日記中均為發現。

如翁同龢在這天的日記記載說：「傳康有為到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大端，狂甚。」

張蔭桓則在日記中稱：「約康長素來見。合肥、常熟、仲山見之，余與榮相續出，晤長素高論。榮相先散，余回西堂料理問答。」

由此可見，當天一同參與接見的還包括翁同龢、張蔭恆，但兩人均未言及康、榮二人有過爭論或言語衝突之類。

事實上，榮祿身為大學士、直隸總督，其與康有為這種六品主事發生交鋒的可能性極小，因為這太符合當時官場的習慣，如果真有辯駁，同時在場的各人也不可能完全隻字不提。

陳寅恪先生曾說：「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換言之，當時同樣主張變法並不止康梁諸人，其中亦有務實與空談之分。

細言之，如榮祿、張之洞、端方、袁世凱等屬於務實一派，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則多為毫無實政經驗的空想一派。

榮祿未與（不屑於）康有為爭論的原因，說白了就是瞧不上康有為。事實上，榮祿與同為廣東官員的許應騤的關係很好，而後者對康有為的各種底細十分清楚。

由此，康有為在被光緒皇帝接見的那天，因為前面接見的是外放的知府，康有為得以與榮祿接談，並大談特談其變法計劃，但榮祿卻並不願意答話，如張元濟記載的：

榮祿只是「唯唯諾諾，不置可否」，其實這已經說明所有問題了。

參考資料：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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