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教材編寫的大膽嘗試
杜書瀛同志是文藝理論界的常青樹，雖已年屆八十，每隔幾年總有新書問世，發表他的文論新見。當我拿到這本新書《文學是什麼——文學原理簡易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時，又為他在文論教材編寫方面的大膽嘗試感到驚訝。這本書名曰「文學原理簡易讀本」，但既不像「讀本」，也不「簡易」，走的全然不是一般教科書的套路，它不面面俱到，而是圍繞「文學是什麼」這個牛鼻子，抓住文學原理一系列重要理論問題，在與他人「對話」中展開深入思考和闡釋，力求在老問題上翻出新看法，全書具有鮮明的創新意識、問題意識和論辯意識，在文學理論研究中給人一種「老夫聊發少年狂」的感覺。
文學理論的生命在於創新，這本書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作者敢於說出自己的話，富有主體精神和創新精神。作者在一系列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上十分尊重前人見解，但又敢於根據現實生活的變化和文學本身的變化，提出自己新的看法，對基本文學理論問題做出新的闡釋。他在書中明確表示：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我重點說或大說特說；別人已經說過的，我盡量不說或少說；別人說過而我有疑義，則要花費筆墨和口舌說清道明，努力辯出青紅皂白。
作者在書中抓住文學可否定義、文學為何發生、文學能否「進步」、文學是否會「消亡」、文學怎樣「存在」、文學是否還需要「創造」以及中國文論有何獨特之處等一系列當前大家關注的重要問題，在同國內外學者對話中，做出自己新的闡釋，一掃一般教科書的枯燥和沉悶，顯示出理論生氣和活力。在文學起源問題上，他對傳統觀點進行反思，大膽引進「被忽視」的維謝洛夫斯基的觀點，「被遺忘」的陸侃如馮沅君的觀點和「最接近真理」的維柯的觀點，最後提出自己的「猜想和假說」。在「中國文論有何獨特之處」問題上，揭示中西文學理論的「似是而非」，展示中國特有的「詩文評」傳統深厚民族文化底蘊，體現文論研究的民族主體精神和創新努力。當然，這本新書不可能窮盡當前文學理論需要深入探討的一切問題。在「文學進步」問題上，我認為有關文學進步和社會進步的關係，文學進步和文學繼承革新的關係、文學進步概念和文學發展概念的關係、文學進步的指標、偉大文學家在文學進步中的作用等問題，尚需進一步探討。而對當前文學新現象、新問題，比如在傳統文學、精英文學中以審美為中心為主導，那麼在大眾文化、日常生活審美活動中是否以審美為中心為主導？如果是，那麼審美的形式有什麼變化？這些問題也尚待從理論上加以說明。
文學理論總是在各種學派和各種觀點對話中得到發展，該書另一個特點是它的對話性和論辯性。作者在書中明確指出，「它是一本『抬杠』（學術辯論）的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教學生如何『抬杠』的書。」我很欣賞作者這種思路和做法。作者論述每一個理論問題時都有明確的「抬杠」對象，作者善於抓住對方主要論點，揭示對方思想的來龍去脈，分清其價值和不足，給予中肯評價，同時提出自己新的看法，形成新思想。對話和辯論本身並不是目的，目的是通過不同思想的交鋒顯示雙方各自有價值的思想，使思想在對話中得到豐富和充實，這也是理論創新之道。在「文學是否會『消亡』」問題上，作者分別同德國的黑格爾、美國的丹托、美國的米勒展開對話，辨析其「終結論」和「消亡論」的實際內涵和「合理」之處，最後指出即使在信息技術時代文學也不會消亡，因為文學有內視性的特點，文學是語言藝術，只要語言在，文學就存在。從文學理論教學和文學理論教材編寫的角度看，作者倡導的對話性、論辯性也有重要意義。文學理論教材不僅傳播文學知識，而且要體現一個時代的文學觀念，啟迪學生思想，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傳統文論教材一大特點就是十分強調教材通用性，要求理論觀點全面和穩定，這固然有其道理，但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容易束縛學生的思想。早在上世紀60年代，周揚主持文科教材編寫時，就看出這個問題，他指出在給美下定義和給文學下定義時不能一根線，不能只講一種看法，要把各種看法擺出來，把矛盾分歧展開，進行比較。這種比較、辨析，不僅能增加學生的知識，擴大學生的眼界，更能培養學生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獨立思考能力。新時期一些受到師生歡迎的文論教材就在於克服以往的僵化，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大膽向中外各種文論開放，並同他們展開對話，使教材面目煥然一新。開放、對話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保持活力和生機的重要經驗。
杜書瀛同志是新時期我國文藝學界一位很有影響的學者，他幾十年來不趕時髦、不以權威自居、不固步自封，一直在文藝學領域辛勤耕耘、開拓創新。用魯迅的話說，就是「實地勞作，不尚叫囂」。他這本堅持創新精神、對話精神、論辯精神的「讀本」，為當前文論研究提供重要啟示，也給文論教學和文論教材編寫注入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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