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之間：兩漢的隱逸與政治

原標題：朝野之間：兩漢的隱逸與政治

漢末的隱逸群體作為一種外在於國家與社會的「第三勢力」——這三者一定程度上構成權力均勢與消長的三角結構——對於保持漢魏歷史的穩定過渡，發揮了潛在卻不容低估的作用。

以遠離廟堂、隱居不仕的「不合作」態度為基本特徵的隱逸群體，在中國古代歷史進程中曾扮演重要的歷史角色。長期以來，有關隱逸群體的研究並不鮮見。然而，仔細檢視海內外研究成果可知，有關隱逸群體的歷史學研究，尤其是歷史上隱逸群體與社會互動關係的研究，尚有待基於材料或視野創新的逐層推進。

棄世·入世·反世：道、儒、法的隱逸認識

至少在戰國時，有關隱逸思想的認識已呈現出較為複雜的面貌，道、儒、法三家對隱逸的價值及社會影響等方面，均表現出不同傾向的理解。

莊子從強調個體生存意義的角度出發，認為「隱」的本質不在於任何外在的表現形式（如隱身何處，如何生活等），拒絕承認一切頂著外在形式或名頭的所謂隱者，如《大宗師》曰：「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余、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駢拇》亦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與莊子極端地強調「出世」的徹底性不同，孔子主張「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氏》），即將隱逸視為一種對抗「無道」現實的策略，顯示出的是相當積極的「入世」或現實關懷。

韓非主張法律對國家、社會的全面覆蓋，由此自然將對隱逸的認識推至另一個極端。「古有伯夷、叔齊，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隱逸者的恬淡，顛覆了君主權力和法律制度得以施行的「二柄」（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隱逸者及其行為也成為脫逸於法的管控的政治對立面，因而被認為是一種對法律制度和君主權威構成嚴重挑釁的反世行為。

道、儒、法三家所深刻論證的棄世、入世、反世三種價值傾向的隱逸觀，成為此後歷史中隱逸群體尋求身份定位時最重要的思想與價值資源。

走上朝堂：「商山四皓」登上漢初政治舞台

戰國時代的隱逸或是純粹的個人行為或價值選擇，或以徹底逃離政治為目的，且又基本停留在思想討論層面，所以對朝堂政治很難產生實際的影響。秦末漢初，隱逸群體開始對王朝的政治產生實際影響，朝廷也逐漸開啟尊隱、招隱的相關政策。

「商山四皓」介入劉邦廢立太子事件，是漢初隱逸群體對政治產生實際影響的典型事例。《史記·留侯世家》載：「上欲廢太子……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從《史記》所載劉邦見知四皓及其與四皓的對話看，劉邦頗以此四人為高，故有「大驚」之態與「求公數歲」之語，還有「目送」之行。在司馬遷看來，劉盈的太子名位得以保全，乃得益於「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

那麼四皓的影響力究竟來自哪裡？正如前述韓非所言，隱士是朝廷價值和秩序的對抗者，而其間代表者的「上朝」往往會被當作「天下歸心」的象徵——「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特別注意到四皓自稱「臣等」，表明其已放棄與政權的對峙，轉而認同並歸附王朝的政治秩序。故此，其言「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是相當有分量的：這種分量體現在頗具象徵意義的大隱、賢人極言其對太子權力合法性的認可以至歸附，對比劉邦自己求公數歲而不至的情況，尤其值得玩味。

仕與不仕：兩漢之際隱逸的價值與政治立場

兩漢之際出現了隱逸實踐的「第一個高潮期」。饒宗頤《西漢節義傳》搜集了78個在王莽執政期間選擇隱居不仕與26個寧死不屈於王莽權威的人的資料。文青雲《岩穴之士：中國早期隱逸傳統》加上了被饒氏忽略的孔奮和嚴光，並進一步根據不仕原因等情況將這些人分成四類。一是既拒絕為王莽效力，也拒絕為光武帝效力者，共計15人；二是不願在王莽時做官卻在光武帝時接受了官職者，共計25人；三是除了在王莽時期拒絕做官外其他情況一概不明者，共計3人；四是在光武帝掌握全國的控制權之前就已亡故者，共計37人。文青雲總結道：「儘管通過吸引賢人到朝廷上來，君主可以證明自己君位的合法性，這樣一種理念是古已有之，並曾被漢高祖等人運用；但恰恰是王莽，在其運用文職人員而不是軍事力量奪取君位的運動中，把這種理念發揮運用到淋漓盡致。他盡最大努力，以精心設計的禮儀和尊寵，把有賢德的隱士爭取到自己身邊，從而建立了他的政治合法性。然而，他卻並未能使所有的知識精英信服。那種瀰漫在他的許多舉措和他的改革想法中的士林風氣，同時也導致了對於他的篡奪行為的強烈抗議，其結果便是又有許多士人退隱了。在平常時期，由這種士林風氣造成的隱逸，可能會包含一些虛偽做作的成分；但是在發生危機的時期，它卻的的確確變得極端真誠。」

藉由以上統計數字，我們可以非常直觀地感覺到，當時隱逸群體對政治的「參與」（或言與政治的關聯）相較於漢初而言，程度明顯加深了，但基本還都屬於以不合作態度來抗拒政治的消極的「受動者」形象。即，不管是王莽時因義憤而不仕抑或光武時因受招、鼓舞而出仕，隱逸之士都缺少主動的「發聲」機會，也較少主動的社會參與，因而只能根據朝堂的政策趨向或皇帝個人的好惡決定或仕或隱，更難談及以聲望對峙王朝之權力了，儘管皇權還是會藉助其象徵意義來強調自己政權的合法性。

遠離政治的政治象徵：作為「第三勢力」的漢末隱逸群體

兩漢之際及東漢後期隱逸之風大興。范曄《後漢書》的《隱逸傳》是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有關隱逸群體的正史列傳。《隱逸傳》的增列，說明東漢的隱逸群體已經具備相當的社會影響力，所以史家才改變以往將隱逸人物散記於各傳的做法而單設《隱逸傳》。那麼，東漢隱逸興起究竟具有怎樣的歷史與思想背景？相較於此前的隱逸思想和行為，東漢隱逸群體具有怎樣的獨特性？在漢末詭譎多變的時代大潮中，隱逸群體的表現如何？他們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又有著怎樣的深層關係呢？

仔細研究可以發現，東漢的隱逸群體並非全然的社會受動者，他們以其特有的方式主動參與到漢末社會運動中，與其他社會群體前後相繼，共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抵抗運動」，並對漢末的歷史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漢末隱士徐稺曾言：「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這一頗具預言性質的言論即對黨人領袖郭林宗的思想與行為轉向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他隱逸之士亦憑藉其手握的知識（圖讖、星象、災異等），對漢末之地方秩序及整體的輿論轉向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可以說，漢末的隱逸群體作為一種外在於國家與社會的「第三勢力」——這三者一定程度上構成權力均勢與消長的三角結構——對於保持漢魏歷史的穩定過渡，發揮了潛在卻不容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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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2015年8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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