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信被殺，都說是「兔死狗烹」，其實這才是真實的原因
韓信被殺，都說是「兔死狗烹」，其實這才是真實的原因
俗語云：「時勢造英雄。」對韓信的一生生來說這是最好的概括，其興在順乎時勢，其亡亦在於時移勢變而不自知。與秦末舞台上眾多風雲人物不同的是，青年韓信一登場便帶有幾分孤傲感與神秘感。他的一舉一動都似乎與身處的社會不相容，這些都源於他的特殊身份一一游士。
游士是春秋以後形成的以個人オ智為君主服務從而實現個人價值的社會階層。秦統一天下後，作為六國遺風的游士風氣也並沒有立刻消亡，韓信就是這一文化的產物，有好幾個特徵可以證明這一點。首先，韓信不事生產喜游食。在先秦，游士是脫離農業生產而以個人オ能服務於公門的階層，而豪門養士也是當時風氣，如魏公子無忌手下「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史記?魏公子列傳》）。第二，韓信喜歡佩劍。秦滅六國後收六國兵器於咸陽鑄成十二金人，私帶兵器在當時是非法的，而「仗劍」則是先秦游士遊俠普遍的身份標誌，即韓非子所說的「私劍之土」。第三，韓信熟知兵法。兵法的興盛是戰國爭霸的產物，秦統一後「以吏為師」，自然不會再提倡兵法的修習，但六國地區的私家教育中兵法仍占重要地位，韓國貴族後裔張良和楚國貴族後裔項羽都學習過兵法。游士是戰國時代的遺物，然而秦末大起義一夜間給了他們一次迴光返照的絕好機會，韓信的命運就此轉折。
韓信是以謀臣身份參與到秦末的大變局中的。他首先投入項梁、項羽軍中，這一段經歷在他看來顯然是不愉快的，表面似乎在於項羽的不能知人善任，事實果真如此么？在項羽軍中韓信的最終職位是「郎中」，這個職務戰國時代各國已有設置，原先只是君主的侍衛，後來逐漸發展為對軍國事務提供謀策的咨議之臣。由此可知，韓信實際上已經進入項羽集團的最高決策層了，對於重大決策是有資格發表意見的，可見項羽還是慧眼識才的。促使韓信離開項羽集團的真正原因在於韓信沒有獨當一面的機遇，項羽始終只把他視作一位謀臣，並未賦予他開疆闢土的大權；另一方面項羽軍中人才濟濟，論宏觀謀略，有范曾那樣的重量級人物坐鎮，論軍事，項羽本人就是軍事奇才，他的「破釜沉舟」與韓信的「背水一戰」在軍事史上都是經典案例，此外還有英布等一批名將效力，留給韓信的機會實在不多。在游士的價值觀中，成功的人生就是貢獻才智於君主以博取裂地封爵，曾經任俠的張良就為劉邦剖析過這一點，即所謂「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思咫尺之地」。在韓信看來，項羽「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刑敝，忍不能予」，故而韓信的去楚即漢也就不難理解了。
韓信在劉邦集團中雖被捧為大將，但亦不為重用，消滅三秦的作戰乃至於與楚在彭城的第一次戰略決戰中，韓信的作用都是模糊的。可以看出，劉邦封韓信一方面固然有通過登台拜將做出禮賢下士的姿態，用以招攬天下人才為己用的目的；另一方面，更主要體現出劉邦的馭人天才。正反兩手並用、互相牽制的技略是劉邦一生中最常用的用人手段。把一個沒有軍功還是從敵對陣營里投靠過來的無名之士提拔到諸將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能打擊部分將領自恃功高的心態。事實上，劉邦一直很善於運用楚的降將來牽制諸將，以鞏固自身地位。如陳平剛投靠劉邦就被任命為護軍去監督諸將，氣得周勃、灌嬰等老部下都跑來向劉邦告狀。可見，韓信雖被封為將軍但也並不為劉邦信任，只是用他來為自己的人事策略服務，而軍事大權仍由入漢中前的舊部控制。
漢二年（公元前205年），楚漢彭城決戰以漢的失敗告終，這給了韓信新的轉機，開啟了其人生的新階段。彭城決戰後，漢在兵力上捉襟見肘，而此時魏王豹反漢，從側翼對劉邦集團構成重大威脅。酈食其的遊說又無功而返，韓信終於有了獨立用兵的機會，乃至最後獲封齊王。這一時期可以說是韓信一生中最精彩的時期，聯繫其以後的悲慘結局，更讓人惋惜不已。後世論者往往以韓信不用武涉、蒯通之計為憾，然而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便可看出韓信的這種選擇是必然的。
首先，裂地封爵是韓信的人生理想，既然已經位至齊王，在他看來個人價值已經得到了最大的實現，進一步覬覦天下之主的權位對其吸引力並不大。第二，楚漢相爭並非徒依軍事力量，他們各有自己深厚的大後方作支撐，楚有舊楚之地，漢有秦之關中，在財賦、兵員上都有保障。韓信雖然襲取了齊地，然而齊國民心尚未歸附，甚至還有許多未平者。軍事上都尚未完全征服，政治經濟上的整合更談不上。故而，表面上韓信佔據齊地，實質上這並不能立刻就為他提供作為獨立國家而需要的後方支撐。第三要獨立稱霸就必須要有自己的軍事力量。韓信雖然號為擁兵數十萬，但實際上他麾下的軍隊並不都完全受他控制。劉邦在韓信軍中安插了許多自己的舊部，他們控制著相當部分韓信名下的軍隊。比如曹參作為劉邦的同鄉和老部下，從滅魏王豹開始就始終在韓信軍中，直到韓信率兵南下與劉邦會合與楚決戰，曹參還留在齊地，實際上已經替劉邦控制了齊國。正因為韓信軍中多有手握重兵的劉邦舊部，使得劉邦幾次人韓信軍營毫無阻攔，可以從容收回韓信的兵權。當軍事權力都掌握在別人手裡時，韓信又怎麼敢輕易自立呢！因此，韓信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作出繼續與劉邦合作的決定的，在當時的情形下，這麼做顯然是正確的。
漢立國伊始，劉邦集團與異姓諸侯集團還處在擁戴與分封的並存狀態，諸侯擁立劉邦稱帝時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而位列擁立諸侯之首的正是楚王韓信。這種平衡的局面註定不會長久，劉氏集團的目標是要建立以秦帝國為藍本的大一統模式，對諸侯勢力的消滅勢在必然，韓信又首當其衝。韓信對裂地分王的政治格局是篤信不疑的，直到被擒之前他都沒有意識到這是必然的結局。韓信的被擒起於謀反之罪，這一手段成為日後漢中央政府打壓諸侯的常用武器，這也很可能是劉邦一手策劃的。至此，韓信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他最後的死亡結局僅僅是他孤傲敏感的性格所致。
作為一位深受游士意識觀念浸濡的士人，韓信的一生既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說其幸運，在於他身逢秦末大起義的巨變，使他得以有機會從無名之輩一躍而位至王侯；說其不幸，在於他的政治理念與歷史的發展不相合拍，最終導致了悲慘的結局。秦末的起義使得戰國時代的社會形態與思想意識有了一個短暫的回潮，使得游士階層又有了活躍的舞台。游士的個人價值理想在於裂地封爵，其現實背景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諸侯爭霸，其政治實踐淵源是歷史久遠的「封建」政治傳統。秦帝國的建立開啟了大一統的新政治傳統，秦吏出身的劉邦正是以秦帝國作為國家模式的母體來構建漢帝國的。從漢帝國建立之始，劉邦的政治目標就是要變「天下共主」為獨主天下，抱持舊有政治理念的韓信成為了第一個犧牲品，他與劉邦的衝突表面看是「兔死狗烹」的邏輯結果，實質上是新舊兩種政治傳統的衝突。從這個角度看，韓信的悲劇命運實屬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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