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眉：民國學術版圖中的傅斯年
台灣大學為紀念傅斯年先生所鑄「傅鍾」，上面題寫著先生提出的校訓「敦品、力學、愛國、愛人」
作者|李揚眉，《文史哲》雜誌副主編，山東大學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07年11月9日第9版「史學」
自中國現代史學發端以來，與這一史學形態一同成長的人們就開始了「中國當代學術史」的書寫。這些歷史親歷者的敘述和觀察從某些角度再現了當時的真實情景，具有特殊的價值。然而在實際過程中，許多歷史人物和事件卻往往是棺已蓋而論難定，隨著時代變遷，他們一再被後人重新演繹和改寫。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中的傅斯年便經歷了這樣一個幅度較大的改寫過程。通覽有關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諸多文本，我們不難發現，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傅斯年的形象和學術地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其中隱約折射出某些時代變遷和學術演變的信息。
時人敘述與後起譜系
作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和領導人，傅斯年在當時的史學界乃至整個人文學界的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令人費解的是，地位如此顯赫的傅斯年卻似乎並沒有進入同時代學術史家的視野。時人所著的若干學術史名作，像周予同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1941年）、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1945年）、齊思和的《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1949年）以及鄧嗣禹的《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編纂學》（1949年）等，除了在具體專題上偶有涉及外，幾乎見不到傅斯年的身影。這一時期幾部通史性質的學術史或史學史著作，譬如楊東蒓的《中國學術史講話》（北新書局1932年出版）和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1941 年出版），都向下延伸到現代部分，對當時的學術研究進行了扼要論說，但傅斯年同樣沒有「拋頭露面」。和傅的備受「冷落」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顧頡剛所受到的普遍重視。在上述學術史家的筆下，顧頡剛在現代學術版圖中佔有至為關鍵的位置，不能不特別予以指出。
這種情形的出現，並非導源於時人對傅斯年研究成果的輕視甚至忽視，顧頡剛本人便在《當代中國史學》中對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一文給予了極高評價。他認為，此文面世之後，「古代民族有東西二系的說法幾乎成為定論了」。稍微晚出的鄧嗣禹《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編纂學》一文也為這一判斷提供了很好的佐證，該文直接以結論的形式引用了傅斯年的論點：「中國古代有兩大族系：東方的殷和西方的周。」同時還指出，「這種中國族系二分法已被公認為史實，儘管並沒有界定東西方的明確標準。」雖然對其研究成果推崇有加，但從總體上看，當時的學術史家顯然並未將傅斯年歸入現代史學歷程中靈魂人物的行列。
傅斯年（1935年）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這種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觀。一方面是重估「民國史」思潮的興起；另一方面，「機構」在當今社會日益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模式和組織，史語所作為唯一一個成立於民國時期而又延續至今的學術研究機構，理所當然地引起研究者的關注。也許正是這些因素，使傅斯年在現代史學脈絡中的重要性逐步凸顯出來，直至被推到現代史學的中心位置。《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及其中提出的「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主張，作為在20世紀前期佔據主流的史料考訂派最經典的文本之一和最鮮明的宣言，在相當大的範圍內被接受。早期學術史中幾乎「不見經傳」的傅斯年也贏得了「史學革命」倡導者的桂冠，一種談及民國學術必須論及傅斯年的風尚成為共識。
事業成就與學術建樹
我們目前已經能夠看到不少將傅斯年列為中國現代史學的主幹人物的學術史作品，許冠三的《新史學九十年》可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書中系統總結了傅斯年的四大貢獻：理論上，揭櫫「近代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之大旨；方法上，先是發展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後以演進觀點融合中西語言歷史門徑，開創思想史研究的新方法；實踐方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規模的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著述方面，則有《性命古訓辨正》及《夷夏東西說》。細究起來，上述概括和表彰至少有一半建立在傅斯年學術事業的基礎之上，而這在通盤側重史學思想和著述的《新史學九十年》當中，是極為特異的。而其格外強調傅斯年學術管理和組織才能，在有關傅的研究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一些學者論述的筆觸還時常超出傅本人實際的研究工作而旁及其他領域，希望以此來全方位樹立傅斯年在學術史上的地位，殷墟發掘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
眾所周知，殷墟發掘是史語所創建初期最重要的學術活動之一，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而當時有關殷墟歷次發掘概況的學術史敘事通常將其視為史語所的集體性工作，或者直接標明由李濟、董作賓主持。只是到了晚近一些時候，殷墟和傅斯年的名字才開始有了更加密切的關聯，有學者藉助史語所「公文檔」等資料，鋪陳傅斯年的史料眼光和積極斡旋對殷墟發掘的決定性作用，從而把他推舉到和李濟並駕齊驅的位置，同時相應地否定了董作賓的工作方針。對於傅斯年在殷墟發掘中所付出的一系列努力，李濟的《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創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等文章已經給出了清晰的說明。事實上，遑論殷墟發掘一事，甚至早期史語所的種種作為都帶有傅斯年濃厚的個人色彩，這一點並沒有多少人會予以否認。問題在於，把這些工作直接與傅斯年勾連起來，無異於在「事業成就」和「學術建樹」之間划上等號。況且，史語所乃是民國時期人文學術研究的最高官方機構，倘若將它的威懾力和影響力化約為傅斯年的個人功績，也就絕不可能構成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敘述。
專門貢獻與全局意義
對比20世紀前後期的學術史著述，我們可以看出，傅斯年是一位被重新「發現」並被加以重新「建構」的人物。這些新的「建構」事實上是在試圖繪製一幅面貌全然不同的民國學術版圖，譬如「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就是一個明顯屬於學術史範疇的斷語。設若這個此前從未有過的「革命」能夠成立，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另外一種20世紀史學學術史，而上世紀30年代以來的學術史敘事的固有格局也將隨之被打破。
其實，學術史、思想史上向來不乏被重新「發現」的人物，類似的「發現」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洞見，但究竟何種意義、層面上的定位和論說才稱得上是允當合理的，依舊需要審慎定奪。以傅斯年而論，如果是某一有關中國現代學術機構，或是20世紀民族史研究的論著，其中沒有對其進行必要的敘述和評價，那當然是作者的失職和紕漏。換句話說，我們盡可以在某些專業領域之內，或者某些「點」上對傅斯年作出充分的衡估。但與之不同的是，學術史其實是一個相當逼仄的舞台。在規模有限的前提下，哪些人有機會粉墨登場，哪些人隱居幕後，都有著特定的尺度和標準；它所要展現的時間和空間跨度越大，就越是「偏愛」那些引領學術潮流、創立學術範式的人物或著作。因此，即便是某一領域內造詣精深的名家，也不見得一定會被寫入學術史。我們這裡所關注的20世紀前期，正值中國傳統學術邁入現代殿堂的轉型階段。從時間上來看，當1927至1928年間傅斯年開始籌建史語所這一「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規模的研究機構」時，中國歷史學的現代轉型已經基本結束，新的學術範式也已然確立。也就是說，史語所是中國現代史學的重要成果，而遠非它的締造者。說「史學革命」的號角直到此時方才吹響，顯然與事實不相符合。
我們都知道，「直接史料」，也就是通常所謂的「第一手材料」——當時當世的記載是整個歷史研究的基礎和前提。而學術史領域裡的「第一手材料」，不僅包括各個時代的學術論著等內容，「當代學術史」敘事也是其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正如其他「第一手材料」需要經過一系列嚴格的史學程序才能使用一樣，後人當然不必、也不應處處拘泥於「當代學術史」所提供的信息。但如果我們想要了解一個時代有哪些學術人物、著作、思想引發了怎樣的震撼或變動，或者把握當時的學界呈現出怎樣的基本面貌和形勢，在這些問題上，時人的感受和認知或許仍然是最真切和最權威的，有關傅斯年的學術史敘事變遷便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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