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全國小青年瘋狂迷戀上了一位「三流詩人」

文 | 諶旭彬

1990年，汪國真的詩集，成就了中國手抄本文學最後的傳奇。

多年後，他如此講述自己當年的輝煌：

「從1990年到現在，盜版和正版的數量加起來應該有兩千萬本以上，其中大概六百萬左右是正版。……兩千多萬冊的數字，代表的是讀者的認可。……我成名後沒聽說過有哪位國內詩人超越我的影響力的，起碼現在還沒有。」

這番自述不算誇張。

1990年5月，北京學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年輕的潮》。書還在運送途中，讀者的詢問已經讓王府井新華書店的售貨員不勝其擾，「誰知道這汪國真是誰啊！問的人太多了，麻煩，乾脆就貼一個條子」，條子上寫著「汪國真詩集未到，何時到貨不詳」。此後一年左右的時間裡，他的正版詩集賣出了200餘萬冊。1997年，北京零點公司公布「人們欣賞的當代中國詩人」調查結果，汪國真在所有1949年後出生的詩人當中，排名第一。

圖：青年時代的汪國真（1956~2015）。

這一切，都始於汪的詩集手抄本被發現。

學苑出版社編輯部主任孟光的妻子，是北京太平橋中學的英語教師。1990年早春，她發現常有學生不認真聽課，偷偷在傳抄什麼東西。詢問之下，得知抄的是「汪國真的詩」，而且「每個學校的學生都在抄」。從妻子口中獲悉此事的孟光，產生了做一本暢銷書的念頭，儘管他此前從來沒有聽過「汪國真」這個名字。

雖有著暢銷的期待，《年輕的潮》這本詩集，還是把孟光嚇了一大跳。詩集在書店甫一上架，即被銷售一空，不甘失望而歸的讀者，湧向了學苑出版社：

「人多得超出所有人的想像，幾乎把出版社包圍了。出版社的工作人員並不知道這些讀者是來買書的，還以為是出了什麼大事，慌慌張張地報告了社領導。社領導帶著編輯部主任孟光急忙跑出來應對，一了解才知道，這些讀者都是來購買《年輕的潮》的。」

圖：汪國真1990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封面。

1990年，成了中國出版史上的「汪國真年」。

據說，有超過1萬名讀者，給汪國真寫來了熱情洋溢的書信，汪所在單位的傳達室，為了處理這些書信，不得不將編製從1人增加至3人。相當多的來信，提到了「手抄本」。比如：

「記得86年起，讀到你第一首詩起，我就愛上了你的詩和文章……見到汪國真的文章，我就工工整整地抄在筆記本上，你的詩我整整抄了一大本子。」（新疆奇鄉縣，盧遠照）

「自從讀了你在《遼寧青年》上發表的哲思短語後，被你那極富有吸引力的語言、辯證的思想感染了。以後每期必先看、必抄、必背，我們同學之間互相比賽，看誰背得最多……」（河南許昌，田素莉）

「我從中學時就很喜歡寫東西，尤其是詩歌，您的詩集《年輕的潮》我到處買不到，最後花了三天時間抄了一本。」（西安，鄭百林）

「我這兒有一本自編的《汪國真詩選》，不過都是從一些報紙、雜誌上剪貼而成的。」（張家謀）

「在為你自抄的詩集中，我很認真，在本子方面，我不是買封面很漂亮的畫面，我將買封面為同一色（黑色），由自己裝飾一番，在扉頁上我寫上了『汪國真簡介』，當然只是我了解的一些。在設計方面嘛，以後會更進一步的，相信它將是一本很好（從各方面）的集子。會相信我嗎？」（成都華陽，廖永莉）

「聽說，有您的詩集出版，我就跑遍了本市的大小書店也都沒買到。實際上，我真希望買不到，因為我那手抄本要比詩集重得多，您說呢？」（長春，史麗輝）

「每當從報刊上看到您的作品，我總要精心地摘抄到筆記本上，……您的每一首詩都令人回味無窮。」（山東蒲縣，張愛國）

圖：汪國真的第二本詩集，內容和編輯體例完全取自一位叫王萍的山東讀者的手抄本。

在中國當代史上，每一種手抄本的風行，都意味著存在某種未被滿足的精神饑渴。「汪國真詩集手抄本」自然也不例外。

可惜的是，1990年的中國文學界並不能理解這一點。他們無法接受——「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 / 既然選擇了遠方 / 便只顧風雨兼程 / 我不去想能否贏得愛情 / 既然鍾情於玫瑰 / 就勇敢地吐露真誠」——這樣的作品被稱之為詩。他們花了相當多的精力，想要將汪國真從「詩歌圈」驅逐出去。他們公開撰文，嘲笑汪國真是「詩歌麻將的專家」，「將近三分之一詩作是填字遊戲」，說他是三流詩人，不該叫汪國真而該叫「汪國假」，說他的作品是「文化病毒」……

站在文學的角度，這些批評與嘲笑，自然有它的道理。但青年男女們手抄「汪國真詩集」的動力，與文學並沒有多少關係。

在給汪國真的書信里，他們如此解釋自己為什麼喜歡汪國真，為什麼要手抄他的「詩」：

「我尋找了好久好久沒有尋找到的東西，從你文章中得到了，我想說卻又說不出來的，你替我說了，而且說得那樣好，那樣深刻，那樣透徹。」（安徽巢湖市，姜楊）

「（我）常常感嘆於它就是我們的所思所想，但卻表達不出，是您寫出了我的心聲。」（秦皇島，劉曉梅）

「您不愧為我們心中最喜愛的詩人，您真做到可謂『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筆下卻無』的與大眾心靈共鳴的最高境界。」（廣東，伍碧群）

「讀了您的詩之後， 便覺得那正是心之所想卻又不能表達的東西。」（遼寧錦州，霍靜書）

圖：汪國真詩歌手抄本

有統計數據顯示，汪國真的讀者，約80%是高中生與大學生。

這些生於1970年代的青年男女，沒有能夠從80年代由宏大辭彙構建起來的學校教育當中學會如何自我表達，是汪國真的「詩」，給了他們一種「替我表達」、「替我說出心聲」的快感。

這種快感，與文學無關，但與人性有關，與抒情表達這一人的基本需求有關。

事實上，整個1980年代，不但學校教育是由宏大辭彙構築而成，整個文學界也大體是相似的光景。傷痕文學與朦朧詩，大多致力於控訴與反思時代悲劇。《苦戀》的遭遇，徐敬亞的《關於＜崛起的詩群＞的自我批評》，都是當時文學與體制之間緊張關係的產物。西川曾回憶：

「那時的詩人都跟英雄似的，北島、顧城等詩人有一次去成都，最後的觀眾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沒辦法，北島和顧城他們只能從廁所的窗戶跳出來，才算完事。」

「英雄」二字，準確概括了80年代讀者對朦朧詩群體的身份定位，也點破了他們與體制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是之故，視北島為方向標的詩人王家新，目睹北島從體制（中國作協）手中領走2000元「優秀詩集獎」時，竟有一種英雄繳械的幻滅之感：

「（我）像挨了重重一擊似地坐在那裡發楞。北島離去時，我也沒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喪和悲哀。」

不但文學界如此，80年代的國產流行音樂領域，也同樣還屬於「理想飄揚的年代」。

儘管歌唱的內容不再帶有濃厚的政治氣息，但諸如《讓世界充滿愛》《黃土高坡》《少年壯志不言愁》《我熱戀的故鄉》《囚歌》《悔恨的淚》這類歌曲，仍屬於「公共表達」，而非「個人心聲」。崔健的《一無所有》大概算個例外，公共表達（在當時喊出自己「一無所有」並不容易）與個人心聲（情歌）兼具，於是大紅大紫。

圖：80年代，在歌詞里唱出「一無所有」並不容易。

相對於上面這些公共表達，那些生於70年代、人生經歷相對平緩、簡單的青年男女，在1990年，顯然更願意沉浸在汪國真的「詩句」里，並把它們抄寫下來：

「要輸就輸給追求 / 要嫁就嫁給幸福」

「我不知道 / 是否 / 還在愛你 / 如果愛著 / 為什麼 / 會有那樣一次分離」

「是否 / 你已把我遺忘 / 不然為何 / 杳無音信 / 天各一方」……

他們未必需要文學，但他們必定需要一些載體，用來抒發個人情緒。

這一類的詞句，在1990年前後的流行音樂里，是找不到的。上一年，有人在《音樂研究》雜誌上撰文《流行音樂批判》，已將問題說得非常明白：

「我們反對禁欲主義，但也不主張青年人沉溺於愛情，整天哼著『緊緊地抱在懷』、『深深的一個吻』。這種青年是不可能有出息的，依靠這種青年是搞不成四個現代化的。……它（流行音樂）已在我國造成危害，還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1990年前後，汪國真的那些「詩」，實際上充當了流行音樂的替代品。

時代的變遷很快。1992年「南巡講話」公開發表，「在《人民音樂》《音樂研究》《文藝理論與批評》《音樂周報》等報刊上鋪天蓋地的批判文章，就像泄了氣的皮球，突然丟卻了咄咄逼人的霸氣」，流行音樂再度煥發生機。

1993年，經文化部審批的港台歌星演出，較上一年多了幾乎1倍；大陸流行樂壇發行專輯達上百張，算上盜版，李春波的《小芳》共賣出200萬盒之多。

也是在這一年，汪國真熱開始冷卻，汪詩手抄本漸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手抄的流行歌曲「歌詞本」。在抒發個人情感方面，後者無疑是更合格的產品。

圖：90年代流行的手抄「歌詞本」

注釋

《汪國真：時間給了我含金量最高的獎章》，山東商報，2010年5月31日。

參見：竇欣平，《遇見·汪國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讀者談汪國真》，收錄於：李穆/編，《年輕的風采：專訪汪國真》，人民日報出版社，1991。

參見：朱大可，《口紅與真理》；韓國強，《文化病毒與癲狂症》；崔衛平，《諾貝爾獎：不幸的進軍》。收錄於：袁幼鳴、李小非/編，《「汪國真現象」備忘錄：文化熱點大反思》，學林出版社，1992，第119-212頁。

《讀者談汪國真》，收錄於：李穆/編，《年輕的風采：專訪汪國真》，人民日報出版社，1991。

西川，《海子「他被簡單化了」》。

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

參見：張燚，《中國當代流行歌曲的人文解讀》，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5，第03~21頁。

陳志昂，《流行音樂批判》，《音樂研究》，1989年第4期。

居其宏，《音樂界實用本本主義思潮在新時期的命運——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而作》，收錄於：居其宏/主編，《改革開放與當代中國音樂學高層論壇論文集》，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第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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