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院·陳凌談傳承 | 人人要讀《保富法》（上）
原標題：企院·陳凌談傳承 | 人人要讀《保富法》（上）
編者按：
作者在上篇文章中通過東西方戲劇對同一情結的不同處理方式，深刻解讀了血緣忠誠的謎題，並從企業韌性中得出結論：應將企業交給最願意奉獻和能夠勝任的人手中。在本期專欄中，陳凌教授通過對《保富法》一書的解讀，尤其是書中對古代達官顯貴們案例的分析，揭示了家族財富傳承之道。
《保富法》與作者其人
《保富法》是聶雲台居士於1942至1943年為勸誡世道人心而寫，分為上中下三篇及兩個附錄，冊子不足百頁，微言大義，用佛學參透因果，通過比較清朝同治中興以來的數十個名門望族的興衰浮沉探究了顯赫家族的興衰之道，並對比曾國藩、左宗棠、林則徐等人例子，總結出了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相互關係——「保富的方法，必須要有智慧的眼光，也要有遼遠的見識與宏大的心量」，同時警醒世人「如何才能真正的保有財富」，避免重蹈貪財者的覆轍。該書一經上海《申報》連載，家傳戶誦，得到印光法師、凈空法師、柳亞子等佛學高士傾力推薦，民間自發印贈，一時洛陽紙貴，至今仍在港、台地區及東南亞商圈廣為流傳，不知感動教育了多少人。
《保富法》的作者聶雲台居士（1880-1953），號其傑，法名慧傑，湖南衡山人，清末權臣曾國藩的外孫，父聶緝規，歷官上海製造總局總辦、上海道台及蘇、浙、皖等省巡撫，母曾紀芬，曾國藩季女。3歲起隨父遷居上海，1893年中秀才，後赴美留學，學貫中西；學成歸國後，主張「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從實業著手開創事業，在上海、江蘇、湖南等地大展宏圖，成為當時工商界的風雲人物；1920年至解放前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曾在創辦的多家公司里擔任董事長及總經理等重要職位，成為中國民族實業家的突出代表。後因身體抱恙及企業經營不善引退，研習佛法而成為佛教居士，認真參佛，又由佛入世，在民國三十一、二年，也就是1942至1943年，用心良苦地將平生所見所聞融合以歷史經驗教訓著成《保富法》一書，在書中勘透財富本源，深刻闡明應如何獲得並保有財富。一經刊出，引起各界紛紛捐贈助學。
聶雲台
1941年，聶雲台一家在母親90壽辰合影（二排中間為聶雲台）
為什麼不同家族的長期命運迥異？
《保富法》一書開宗明義提出「發財不難，保財最難」，作者以50年親身見聞揭露了上海商人的財富沉浮：
我住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家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了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做官，有的從商，都是煊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產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商人雖聚財，但最短的不到五年，最長的四五十年，便會財富散盡，家道沒落。如此真實「富不過三代」的案例，著實讓人唏噓不已。另外，在聶雲台的家鄉湖南也出現了眾多這樣的案例，「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
難道那個時代就沒有例外么？答案是有的，例如曾氏家族（曾國藩）、左氏家族（左宗棠）、彭氏家族（彭玉麟）、李氏家族（李鴻章）這幾個家族。他們有個共同的特點，即家主雖居高位，但家資並不算十分富足。正因如此，其後人才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家族一直得以傳承，而其餘十分富足的十餘家文官與武官，家族反而衰落，作者從而得出結論——「凡是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幹」。這幾個家族中以曾國藩的曾氏家族最為典型。原書中如此描述：「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間房子，也未曾買過一畝田地。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兩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裡只要有一張鹽票的，就可稱為富家了。」
但事實上，曾國藩始終禁止家族之人觸碰鹽票。他雖未為後代積累物質財富，但留下了「治家八訣」、「八本家訓」和多封家書，應該說，其家族之所以兩百年不衰，子孫輩出，八代中沒有一個「敗家子」，顯然與上述內容密切相關。
曾國藩
《保富法》還列舉了宋朝范仲淹的例子。范文正公在做宰相之後，拿出全部俸祿購置義田，贍養一族貧寒。在聽知自己所買住宅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後，又將房子捐作學校，讓全蘇州的子弟在此受教學習。「他念念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都發達顯貴，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且繼承乃父思想，救濟眾人。」到現在，傳承了數十代800多年，范氏家族還時常出現優秀的後代。元朝的耶律楚材與清朝的林則徐也是如此，前者是盛極一時的權臣，卻不肯積蓄私錢，而其子孫後代做宰相的卻有13人之多。林則徐死時毫無積蓄，但其子孫數代書香不斷。而作者聶雲台在此對比了與林則徐同時期積累萬貫家財者的例子：
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場里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這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落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幹，才會發這樣的大財。當時的林文忠公，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廣東很多商人很聰明，從鴉片場里掙了不少不義之財，但僅維持了幾十年的短暫財富，最終家族衰落，曾經的財富也成過眼雲煙。反之，林則徐這種造福百姓而不願意從中謀私利，甚至寧願革職充軍致死者，其後代卻不斷有顯達者，家族也能得以持續。
家族歷史興衰的啟示
上述家族興衰的歷史，對中國現代家族依然有警示作用。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湧現出了大量的高凈值客戶，他們又能否跳出這一幕幕歷史循環的怪圈呢？這個問題發人深省，因此筆者以為《保富法》一書，值得大家仔細研讀。那麼該書作者在對比了這些家族興衰案例之後，得出了怎樣的結論呢？筆者將在下期專欄為大家揭曉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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