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漢奸史：從李陵到吳三桂

作者：李零

「漢奸」一詞起於何時，惜無考證，但它無疑是咱們漢民族但它無疑是咱們中國人「唯一指定，享有專利」的辭彙。據《辭海》定義，「漢奸」本指漢族的敗類，現在則指中國的叛徒。視點完全是以我們的「國族」（隨其不同的歷史內涵）為轉移。對漢奸大家都罵，但罵來罵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離現在也有幾十年光景。餘生也晚，就連抗日戰爭也沒趕上。在我印象里，漢奸形象的定位大概與宋以來的忠奸之辯有關。宋以來，「精忠報國」家喻戶曉，愛國主義高唱入雲。可是每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漢奸也就層出不窮。國難當頭，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於「氣節」二字。但這類講法之於男人就象貞操之於女人，其實是配套概念。道學家對女人失節，關注點一向不在原因（緣何失身，被誰強暴），而在後果（是否處女，可曾上吊）。同樣，他們對男人失節，也是只責個人，不問環境。其邏輯的如出一轍還影響到文學表現，典型手法是拿剛烈女子臊失節男子（比如李香君與侯方域），讓人覺得「俠谷剛腸剩女兒」，「幾個男兒非馬牛」。我們看歷史，只問個人的「有骨頭」、「沒骨頭」，往往失諸空洞抽象、虛假失真。

中國的漢奸史，漢以前沒法講，因為那時還沒有「漢」。早先與「胡漢」相當的概念是「夷夏」。可那時的「夷夏」，關係實在亂。二者不但領土是犬牙交錯，血緣是水乳交融，就連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後來秦並六國，統一者並非中原諸夏，而是他們視為夷翟的「秦戎」。再後來六國亡秦，陳涉、吳廣是楚人，項羽、劉邦也是楚人。「漢」者，不過是他們反秦復楚的結果，本來也是替「荊蠻」出氣。

不過在早期的中國歷史上，同我們關心的主題有關，有兩個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個例子是伍子胥滅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讒，慘遭殺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屍出氣。這要放在宋以來，那是漢奸沒跑。但也許是吳楚蠻荒，無關華夏，後來海內混一，也被咱們「共榮」，大家對子胥非但不恨，反覺其情可憫，有如「夜奔」的林沖。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齒，揚言「我必覆楚」。他說「子能覆楚，我必興楚」，竟如秦乞師，許願哀公，說只要秦肯出兵，楚雖裂地分土或傾國相送，亦甘心所願。不答應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絕聲，水米不進，達七天七夜。終於感動哀公，出兵救楚。此舉若擱到宋以來，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吳師既逐，秦師亦退，楚竟因此而復。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國英雄的代名詞。

另一個例子是夫差滅越和勾踐覆吳。吳越是報仇雪恥之鄉。夫差報仇，憋了三年的勁，已經不得了。勾踐更行，不惜「嘗大王之溲」、「嘗大王之糞」，卧薪嘗膽，終於滅吳。後人叫「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報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經識破而終於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風險太大，如果老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沒有下手之機，就得一輩子委曲當賣國賊。

我覺得這兩個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於「漢奸發生學」的原理已埋伏於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險也埋伏於此。

要講漢奸，照例得從漢朝講起，特別是從漢征匈奴講起。因為《滿江紅》的「飢餐」、「渴飲」，《蘇武牧羊》的「留胡節不辱」，都是出典於此。司馬遷為漢將軍立傳，《李將軍傳》和《衛將軍傳》是鮮明對照。衛青、霍去病、李廣利，凡出征主帥，都是一色的皇親國戚、寵愛嬖倖，其他人本事再高，也得甘當配角，任其擺布。這些人都很乖巧，專拿「奉法守職」、「少言不泄」取媚於上，即使指揮無能也數數益封，故地位雖高，而口碑極差，「天下賢大夫無稱焉」。相反，李廣地位雖卑，性格雖暴，「悛悛如鄙人，國不能道辭」，但「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

司馬遷是因「李陵之禍」才發憤著書，當然對李陵充滿同情，但《史記》作武帝之世，不免諱言陵冤，反不如《漢書》敢講話。據《史》、《漢》二書，隴西李氏本是有名的軍人世家，生於邊塞，長於邊塞，善騎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可他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慘：廣心高命奇，自結髮大小七十於戰，反無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衛青賭氣自殺。廣有三子：當戶、椒早死，敢被霍去病（衛青之侄）暗殺。及陵（當戶子）為將，但願一取單于，重振家聲，反而身敗名裂。天漢二年，陵自告奮勇，為貳師（李廣利）分兵，漢武帝惜騎不予，路博德羞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結果遇匈奴主力（八萬人），血戰浚稽山。雖威震匈奴，重創單于，然道窮矢盡，陷圍無救。不得已，遣余卒潰圍，己獨出降（當時所謂「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並非貪生怕死，乃思得其當，有以報漢。武帝不察其隱，只恨其敗（恨他不給李廣利長臉遮羞），竟把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馬遷處以腐刑。後來武帝雖悔陵無救，派公孫敖將兵迎陵，敖無功而還謊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誣，收陵母弟妻子盡誅之（古代軍人的家屬往往是人質），使陵絕望於漢終不歸。

李陵由降而叛亦屬「逼叛」。如果只從「叛」字著眼，你只能說李陵是「漢奸」。因為他畢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畢竟死在胡地沒回來。但是如果能體諒他的「叛」出於「逼」，你還不如說他背後的那隻手，即由用人唯親的漢武帝，指揮無能的李廣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為謠言的公孫敖，以及牆倒眾人推，「隨而媒孽其短」的滿朝大臣，他們匯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漢奸」。

讀《史》、《漢》二書，你會發現，那時的軍人太苦。文帝時馮唐有言：「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軍人「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賞可不行，罰則必用。武帝時，地方吏治雖號稱「破觚為圜，斫雕為樸，網漏於吞舟之魚」，但在軍隊中卻依然是「法若凝脂」，密不透風。漢《軍法》規定：「畏懦當斬」，「逗橈當斬」，「失期當斬」，「失道當斬」，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廣就因生俘逃歸，坐法當斬，贖為庶人，打發回家。後經啟用，亦不得志。最後竟因期會失道，不堪再受刀筆吏之辱，引刀自剄。陵若生還，可想而知。所以若從「組織」的觀點看問題，李陵倒也並不冤枉。

不過，在李陵故事的結尾有一戲劇性場面。李陵不是鐵板釘釘的漢奸嗎（而且即使是在「民族大團結」的今天也還沒有得到歷史學家的原諒？）〖注２〗可是漢武帝死後你猜怎麼著？漢政府卻特意差他的老鄉到匈奴去看他，告之「漢已大赦，中國安樂」，請他「來歸故鄉，無憂富貴」。而李陵也真倔，居然說「歸易耳，恐再辱」，「大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漢政府的良心。在他看來，大丈夫貴在從一，忌在反覆。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

陵自尊如此，仍有廣之風。

中國的南北之爭或「胡漢之爭」一直貫穿於民元以前的歷史。但它的高潮是宋元，特別是明清之際。中國的漢奸史重頭戲正在這一段。最近，讀李治亭著《吳三桂大傳》，我發現吳三桂真是關鍵時刻的關鍵人物。他既不是尋常所見貪生怕死、寡廉鮮恥的末流漢奸，也不是如詩人所想像，「衝冠一怒為紅顏」，全是為了一個女人才叛變。

吳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一六七八年）幾乎全都是在馬背上度過。前半生（從一歲到三十二歲）在明末，是「舊朝之重鎮」；後半生（三十三到六十七歲）在清初，是「新朝之勛臣」。這個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連本階級視為寇讎的李自成，他也考慮過投降。以氣節論，似一無足取，從過程看，則震撼人心。榮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吳三桂的一生他分為三段：「明末悍將」、「清初藩王」和獨樹一幟，正好是三部曲。其變形之跡耐人尋味。

作為「明末悍將」，三桂有點像漢隴西李氏。他出身遼東豪族、武功世家，不但弓馬嫻熟，以力戰名；還世受皇恩，幼承庭訓，滿腦子全是忠孝節義（他十六歲時曾闖圍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軍中的王牌，戰鬥力最強。可是當明清鼎革之際，官軍同流寇交攻，外患與內憂俱來，他所處環境太微妙。當時明、闖、滿成三角之勢，螳螂捕蟬，雀在其後，他非聯闖不足以抗清，非聯清不足以平闖。況以兵力計，闖兵號稱百萬，滿兵也有十萬，三桂之兵則僅四萬，無論與誰聯合，都勢必受制於人。三桂置身其間，實無兩全之策。再者，從名節講，他投闖則背主，降清則負明，也是橫豎當不成好人。這樣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張學良、馬占山一類人才能體會得到。

在歷史是緊要關頭，三桂別無選擇又必須選擇。事實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試過。最初，闖圍京師，崇禎決定棄寧遠而召吳入衛（「先安內而後攘外」），他卷甲赴關，事已後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著，他也考慮過投降李自成，但農民軍窮瘋恨極，入城後到處抓捕拷打明降官，專以搶掠金帛女人為事，令他望而卻步。當他得知老父遭刑訊，愛妾被霸佔，親屬備受凌辱之後，只好斷息此念。然後，死他也想過，但被眾將吏勸阻。對道學家來講，自殺不但是保存名節之上策，還兼有正氣浩然的美感，但對一個統率三軍的將帥來說，卻往往是最不負責的表現。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並且面臨李自成大軍叩關的千鈞一髮之際，他才決定接引清兵。

情況更複雜的是，據學者考證，即使吳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並不是降清而只是聯清。現在我們知道，他在威遠台與滿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實際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區換取清出兵平闖，達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這與南明弘光政權的立場其實完全一致，也是「階級仇」超過「民族恨」，「安內」勝於「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統觀念來看，非但無可指責，還受到普遍讚揚，以為「克複神京，功在唐郭（子儀）、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國大英雄。

吳三桂作出其最後選擇，內心一定痛苦。因為我們知道，吳三桂早就是滿人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將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人早已降清，皇太極本人和他的親友曾去信勸降，許以高官厚祿，他都沒有降。後來闖陷京師，他寧肯考慮降闖，也沒有打算降清。我推測，這中間固有利害之權衡，但也不乏名節的考慮。因為他的家屬，包括老父、繼母、弟妹共三十餘人，俱困北京，於明於闖都是人質，如果當初棄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還落個「不忠不孝」。而現在情況有所不同。它的代價仍然很大，為此他不惜揮淚作書，與父訣別，忍看全家被殺，但至少名節無虧（為明平闖是「忠」，舍父討賊是「義」）。然而三桂的悲劇在於，雖然從願望上講，他本人想作申包胥，南明也把他視為申包胥，但多爾袞卻不是秦哀公。滿人奪取北京後並沒有打算就此罷手，而是長驅直入，席捲天下。多爾袞的主意很清楚：你吳三桂不是想報「君父大仇」嗎？好，我就讓你去報。正好讓他「為王前驅」。三桂既然選定了這條險道，「馬行在夾道內我難以回馬」，當然也就身不由己，越滑越遠，從剃髮為號到拒見南使，從追殺李闖到進軍西南，終於一步步變成最大的漢族降臣。闖是平了，仇是報了，但明也滅了，節也毀了。實際上當了個伍子胥。

對明朝的滅亡，吳三桂當然起了關鍵作用。但我們與其說它亡於清，不如說它亡於闖；與其說它亡於闖，不如說它亡於己。明朝上下，從廷吏到邊將，從流寇到遺臣叛服無定，內訌不已，乃自取滅亡。三桂本想救明卻導致覆明，正說明了它的不可救藥。

吳三桂的後半生約有三十年是屬於「清初藩王」，只有最後六年是屬於「獨樹一幟」，死後並有兩年是屬於「三藩之亂」的尾聲。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漢高祖誅韓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換代的例行節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們可以不去管。問題是吳三桂替清朝賣了三十年的命，現在起兵造反，何以號召天下？在吳三桂的討清檄文中，我們可以讀到：

…本鎮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乾有血，心痛無聲，不得已歃血定盟，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為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親擒賊帥，斬首太廟，以謝先帝之靈。幸而賊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謝夷人。不意狡虜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踞燕都，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誤。本鎮刺心嘔血，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掃蕩腥氣，適值周、田二皇親，密會太監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歲，刺股為記，寄命託孤，宗社是賴。姑飲泣隱忍，未敢輕舉，以幫避居窮壤，養晦待時，選將練兵，密圖恢復，枕戈聽漏，束馬瞻星，磨礪競惕者，蓋三十年矣。……

這段話，前半是真後半是假。吳三桂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璧全圓滿，不惜編造離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釋卻有個時間的麻煩：三十年的委屈心酸，三十年的卧薪嘗膽，現在還有人相信嗎？

當吳三桂舉事時，有個叫謝四新的人寫過一首詩，表示拒絕合作。詩云：

李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來詎卧薪？復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為紅顏改，青史難寬白髮人。永夜角聲應不寐，那堪思子又思親。

這首詩除過於強調「紅顏」，余皆平實之論。它不僅概括了吳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別是詩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種歷史角色，還濃縮了「漢奸發生學」的曲折微妙。

吳三桂為他的後半生付出的代價也很慘重，不僅自己的兒孫妻妾被凌遲處死，還使多年追隨的部下，副將以上幾乎都被殺頭。他一生兩叛，兼取其辱，並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環境所迫。這在漢奸史上是又一種典型。

現在，因「胡漢之爭」的消亡，「漢奸」的內涵已發生變化。儘管伴隨現代化的席捲全球，人們正在向新一輪的「車書一統」步步逼近，但是種族、民族間的仇殺仍不知何時是了。特別是那些後發類型的國家，因被動適應，往往不免有遭受強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經古老而輝煌，如果其對手又是前仇或夙敵，即使沒有戰爭，哪怕一場球賽，也照樣縈系著此類脆弱和敏感。比如近來人們大罵何智麗為「吳三桂」便是明顯的一例。

現在的「漢奸」是什麼標準？我不知道。不過歷史的教訓很清楚：正像俗話說「時勢造英雄」，其實「漢奸」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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