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現實比電影更殘酷
電影《我不是葯神》之外的話題似乎比電影本身還要多。當然，這也都是從電影里衍生出來的，更是現實中映現的。
電影以陸勇為原型，這本身就是現實，京都兒童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孫媛說：「如果你認為電影過於寫實的話，那麼你就錯了，因為現實遠比電影更加殘酷」。
確實如此，就觀感而言，任何小說、電影或電視劇，都不如眼前每天發生的或精彩紛呈，或殘酷無情。
2007年7月21日，第一次和幾名同伴走進北京兒童醫院血液病房，為看望一個網上求助的江西籍白血病孩子，也是為了核實其信息，血液病房是不讓外人進去的，僅僅是隔著玻璃看了一眼，出來之後孩子父親痛哭流涕跪在我們面前，求我們救救他的孩子。在這一瞬間，又有好幾個孩子父母圍住了我們，把我們當成了救星一樣，在孩子父親的勸說下，我們才得以脫身。回來後陸陸續續籌集了十多萬的捐款給孩子，一年以後孩子病情惡化離開人世。
2007年10月19日，我們聯合燕趙都市報為河北承德15歲白血病患孩子籌集捐款近10萬元，12月18日，孩子骨髓移植順利完成，然而，就在2008年5月4日9時55分，孩子因急性排異綜合症離開了我們。
不止這些，還有19歲的再障女孩。
因病致窮，因病致死，這已經屢見不鮮，一部分人得到了救治，延續了生命。 還有更多的人因為更加窮苦而放棄生的希望。
而今天的《我不是葯神》將我當時的情緒再度誘發出來。王硯輝飾演的假藥販子張長林說：「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病，窮病」。在物質極其充裕的時代，窮能限制你的想像力，窮能扼殺你的多種選擇，「窮」不再是一個形容詞，而是變成了一個名詞和一個標籤。窮，就是原罪。
不說電影，更想說現實，原型中的陸勇並不貧窮，他有自己的企業，家境殷實，但還是被瑞士生產用來控制「」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格列衛」壓垮。
後來他偶然從病友口中得知了印度「格列衛」的存在，印度「格列衛」與瑞士的「格列衛」藥性相似度99.9%，但兩者的價格卻是天壤之別，前者一瓶4000元，後者卻要2.4萬元， 而印度「格列衛」是通過印度政府啟用的「強制許可制度」為窮人所製造的仿製葯，直接繞過專利權這一環節被世界貿易組織所認可。
陸勇服用印度「格列衛」一兩個月、確認無副作用後，他在病友群內分享了關於自己服用印度「格列衛」仿製葯的經歷，並在其中詳細介紹自己如何買葯的過程。有不少患者因為不熟識英語而找上陸勇，尋求他的幫助，替人買葯便漸漸成了陸勇的副職，但他並沒有從中謀取利益。
在陸勇的幫助下，成百上千位「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而在這數年間他也慢慢積攢出名氣，被諸多病友尊稱為「葯神」。但在2013年，因曾向銀行卡販賣團伙購買銀行卡以便向印度製藥公司匯款，陸勇被警方一併抓獲。
一年多後， 陸勇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檢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銷售假藥罪」的罪名提起公訴，一度面臨數年甚至十幾年牢獄生活的他一直堅稱自己是無罪的。之後不久，一封有著1002名病友簽名的聯名求情信就在這時被遞交到了檢察院，就像電影最後那一排排護送程勇離開的病人一樣，點燃了生命之光。
最終，依據相關法律法規，檢察院認為其行為並不構成犯罪，對「撤回起訴」做出裁定，決定不起訴。陸勇避免了「牢獄之災」。從進去到出來，陸勇在冷冰冰的看守所里待了整整117天。
陸勇深信自己所作所為，能夠改變一些東西。事實上，他也真的做到了。如今，「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相關藥品納入醫保、仿製葯價格不斷下降，但我想說，這還遠遠不夠。
現實中我們需要像陸勇這樣的人，生活里，我們也需要像《我不是葯神》這樣的電影。 但我們更需要的是我們的老百姓能病有所醫，病有所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