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中唯一出現的這個中國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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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王茂蔭的人並不多，但他是馬克思《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資本論》於1867年問世，在這本舉世聞名的著作中，全世界有680多人榜上有名，王茂蔭是其中之一。出於對王茂蔭的敬重，我在同學姚君的陪同下，參觀了王茂蔭的舊居。

王茂蔭，安徽歙縣人，字椿年，號子懷。道光十二年（1832年）進士，曾任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是清朝貨幣理論家、經濟學家，後被吳晗譽為「清代貨幣改革家」。

從徽杭古道徽州段起點昱嶺關，沿九曲十八彎的老徽杭公路西行40餘里，就是王茂蔭的故居、徽州東門重鎮——杞梓里。由於杞梓里早已在外圍興建了新鎮，所以那條穿村而過的近千米青石古街，尤顯歲月滄桑。王茂蔭出生的老宅，毀於太平軍的戰火，只有一口被柴草遮蓋的古井，還在見證著歲月的流痕。與王茂蔭故居一牆之隔的致遠堂，大都還保留完好，房子主人、清華大學教授王經瑾，前兩年斥資重修，讓致遠堂成為了杞梓里古鎮上的一大亮點。

按下王茂蔭故居的事暫且不提，我們再看看王茂蔭為什麼會進入《資本論》，又是怎樣進入《資本論》的。要說這些，還要從王茂蔭在咸豐年間任戶部右侍郎說起。

咸豐元年（1851年），王茂蔭為給清政府籌措軍費，曾上書《條議鈔法折》，建議發行紙幣。咸豐三年（1853年）又上《論行大錢折》，對肅順等人提出的通貨膨脹政策予以反擊。咸豐四年（1854年），三上《再議鈔法折》，主張原來的不兌現紙幣改為兌換紙幣。結果觸怒咸豐皇帝，被調離戶部。

這些奏摺被當時俄國駐北京佈道團的巴拉第收錄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駐北京佈道團人員論著集刊》里。1858年，德國人卡爾·阿伯爾和弗·阿·梅克倫堡將巴拉第的《帝俄駐北京佈道團人員論著集刊》翻譯成德文出版，並更名為《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於中國的著述》。馬克思正是看了這本書，注意到了王茂蔭及其貨幣觀點，並把這些寫進了《資本論》。這就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中編號為83的附註里出現「王茂蔭」三個字的原因。

在這個編號為83的附註中，馬克思這樣寫道：「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摺，主張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換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了嚴厲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當然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譯文，當時對「王茂蔭」三個字的翻譯也是一波三折。

我們知道，陳啟修是第一個全卷翻譯《資本論》的人。我之所以說是全卷，就是說在陳啟修之前的1899年，蔡爾康曾經提到過《資本論》；1906年，朱執信也介紹過《資本論》；1920年費天覺還部分翻譯過《資本論》。但他們都沒有注意到「王茂蔭」這個名字。直到1930年陳啟修翻譯《資本論》全卷時，才遇到「王茂蔭」這個難題。

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陳啟修譯成了「萬卯寅」，當時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譯本將其翻譯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陳啟修對「萬卯寅」當然也不滿意，便在下面寫了一條說明：「我曾經托友人到清史館查此人的原名，現在還無結果，這裡姑譯為『萬卯寅』，等將來查明時再改正罷。」

1936年，郭沫若讀到了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並在清代編年史《東華續錄》中發現了這樣一段記載：「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奏：鈔法未善，酌擬章程四條。並以兵民怨恨，自請嚴議。得旨：王茂蔭身任卿貳，顧專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於國而利於商者，亦周慮而附於條規內，何漠不關心國事，至如此乎？並自請嚴議，以謝天下。」於是，郭沫若認定「萬卯寅」應該是「王茂蔭」。從此「王茂蔭」才真正出現在《資本論》里。

這樣一個歷史名人，他的故居當然不會這樣蒼涼。我們一行從杞梓里出來，就去了王茂蔭的另一個故里——歙縣義成村。1865年四月，王茂蔭扶繼母靈柩回到故鄉杞梓里時，家裡的房屋已經被太平軍燒成了廢墟，沒有辦法，悲憤難抑的王茂蔭只得把家遷到了歙縣城南5公里、漸江北岸的義成村。可是王茂蔭只在這裡生活了兩個月，便於當年的六月與世長辭了。所以在大家的心目中，歙縣的杞梓里和義成村都是王茂蔭的故里，一個是他的出生地，一個是他的去世地。如今的義成村，不僅修繕了王茂蔭故居，還為王茂蔭建造了雕塑，這給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造訪者心裡增添了些許慰藉，也算是給這位古代的經濟學家一個應有的歸宿了。

文章來源於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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