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中國崛起需要怎樣的哲學指引

國家間的博弈和競爭很大程度上是戰略境界的競爭。一個國家戰略水平的高低，首先取決於其對國際政治基本規律的把握程度;而能在多大程度上認識和把握這些規律，又取決於用何種哲學思維作指引。尤其在核武時代，大國間直接爆發戰爭的可能性空前下降，大國間競爭日趨轉向戰略競爭。

美國學者約瑟夫·奈說：「我們的選擇顯然受到我們頭腦中的價值觀念、偏好以及理論等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顯而易見，也可能是朦朦朧朧的。」不管承認與否，研究者總是自覺不自覺地依據某種理論認識客觀世界，一旦理論範式和哲學體系出了問題，研究者便可能以偏概全，甚至本末倒置，誤導國家決策。因此，以何種哲學作為理論指引，直接決定戰略思維和研究水平的高低。

這種哲學思維優劣之爭，首先就是唯物論與唯心論之爭。許多西方理論都存在唯心論傾向。西方歷史可以說是唯心主義的歷史，因為西方所依賴的是根據理論建立的模型。在《理想國》中，柏拉圖運用與現實完全無關的神話與想像，構建了一個理想中的政府，而一旦架構完成，這個理想的政府模式便在現實世界中付諸實踐。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建構主義是最流行的三大學派，現實主義接近唯物主義，但喜歡用靜止、機械的形而上學眼光看問題，比如沃爾茲所說的「結構」就是靜止不變的，因此它可以解釋常態性現象，卻無法預測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衰落滅亡。理想主義和建構主義，則是「明目張胆」的唯心論。

用唯心史觀引導和觀察世界，就像從鏡子中看世界：表面上它觀察到的與現實世界無限逼真，但終究是「水中月，鏡中花」。用這種歪曲現實的唯心主義指導外交戰略，只會緣木求魚。

蘇聯在沒有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卻像紙房子一樣自行崩潰，根本原因就是蘇聯的指導思想出了問題。在西方形形色色的和平演變宣傳下，蘇共領導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引，消解了社會主義的正當性和正義性。蘇聯高層從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寧，直至戈爾巴喬夫在「新思維」指引下否定「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最終導致蘇聯解體。同樣，近年來美國「單極霸權夢」破滅，國力轉衰，也與哲學的貧困和戰略思維的拙劣有關。美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就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這場戰爭的指導思想——新保守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唯心哲學，其最大缺陷是用主觀去衡量客觀，無視意圖與能力之間的巨大反差。

值得警惕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在全球推銷以唯心論為指導的發展藥方，結果導致其他國家喪失自主發展能力。

政治上，典型表現就是灌輸西方民主，將上層建築層面的民主制度吹得天花亂墜。一旦對象國上當受騙，將「民主化」作為實現發展繁榮的決定性因素，結果往往是政局動蕩、經濟蕭條，「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就是典型例證。經濟上，則是大力推銷新自由主義教條，將其描繪成提高經濟效率、實現更快發展的關鍵。事實上，這種理論是一種純邏輯的推演學說，它剔除了兩個重要維度——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脫離特定背景談論自由貿易或市場競爭，就像醫生在沒診斷的情況下討論治療方法一樣不靠譜。這些抽象原理被運用到複雜現實中，帶來的往往是殘酷的剝奪、饑荒和嚴重的社會問題。在社會文化領域，美國成功打造出一套以「現代化理論」為核心的社會科學體系，這種理論體系巧妙鑲嵌了美國價值觀，第三世界國家只要接受「現代化理論」，便會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以西方為模本的發展道路。放眼世界，真正按照這種「現代化」藥方實現有效發展的國家，寥寥無幾。

有比較才能發現真理。相比於形形色色的唯心論，馬克思主義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之上，更接近客觀本質，可為提升研究水平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引。人類生存每天都離不開衣、食、住、行等物質必需品，只有吃飽穿暖，才能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國家的生存和發展遵循同樣的邏輯。能源、糧食、領土等基本要素得到保障，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民眾才能安居樂業。當年西方國家走「上坡路」，其指導思想都是唯物主義。毛澤東說過，「英國曾經出現了培根和霍布斯這樣的資產階級唯物論者;法國曾經出現了『百科全書派』這樣的唯物論者;德國和俄國的資產階級也有他們的唯物論者。」新中國能在短短几十年內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乃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是因為我們始終堅持唯物主義立場：先是通過工業化，為積弱積貧的新中國打下鋼筋鐵骨，實現「站起來」的目標，進而通過改革開放「富起來」，並正在實現「強起來」。

當前，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同時面臨的挑戰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複雜。正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持唯物主義哲學觀。在當前中美貿易戰背景下，中國更應認識到，發展壯大民族工業才是制勝之道，為此我們必須堅持自主創先戰略，為中國崛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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