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印度你單身還搞IT，那絕對是搶手貨！

近日，從點映就引爆全國電影市場的《我不是葯神》再次將國人的目光引向了我們的鄰國印度——一個常被戲稱為「開掛又神奇」的國度。同樣是地處世界東方的人口大國，同樣是曾迫於西方重壓下的文明古國，又同樣的，是在當下全球化的浪潮中規劃並實施了嶄新雄偉藍圖的發展中國家——對印度進行客觀、細緻、科學的觀察，於當代國人而言，應當是重要且必要的。

比起「全世界窮人的藥房」這個略帶心酸的稱譽，印度更以其令人驚嘆的IT業發展享譽全球多年。牛津大學人類學院研究員項飈曾對印度的IT業進行了長期、嚴謹的實地考察——這是少有的、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去海外進行的民族志研究。在此研究基礎上形成的著作《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序言中，項飈這樣寫道：「我當時要做的，不僅是要在橫向意義上『跨出』中國，而且要在縱向意義上『攀上』普遍的世界。」

獵頭，還是獵身

「獵身」的概念與我們慣常熟知的「獵頭」相對——「身」者，簡單勞動也；「獵」者，迅捷尋找和購買也。被「獵身」招募的IT專業人才便被稱為「IT工人」。由此可知，本書的描述對象並不是互聯網時代絕對獲利的信息產業精英們，而是一批欲順時代大勢而為卻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底層勞工，他們身上仍依稀留存著印度舊時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造成的不公和無奈。

所謂「獵身」，專指印度人在世界各地開辦的諮詢公司（Body Shops）。這些公司招募印度國內的IT工人，再將他們引薦給世界各地有用工需要的企業。這些勞力行灰色、非正式，與工人不簽訂正式、長期的合同。但至少在上世紀90年代，它們控制著2萬多IT工人，竟成為了印度IT人力輸出的主流方式，同時也幾乎成為社會底層民眾尋求「上升階梯」，甚至實現移民發達國家美夢的唯一渠道——美國是其第一理想國。

「不是大型企業引導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帶動地方發展，實際情況是恰恰相反，主導型的IT部門建立在非正式部門的基礎上，而非正式部門又依賴於當地基層社會作為更大的資源基地。」這一現象與中國前些年尚未進行調整的出口模式有些類似，作為不具技術層核心競爭力的「世界工廠」，僅靠廉價勞動力的粗放模式吸引外資，難以有效推動產業鏈上游的發展。

與之相聯繫的是印度的IT人才培養模式。與正統的計算機專業相對的是兜售文憑的「學位店」（D-shops）和進行私人IT培訓的「技能店」（T-shops）——這些私人培訓機構都滿足一個市場需求——一畢業就去西方國家投入工作——獵身恰是這一人才培養方式的「因」而非「果」。

很難說，這樣完全以「求職西方」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對印度本國的IT業發展有明顯的推動作用，「獵身」也被西方發達國家所不齒。但頗為諷刺的是，正是這樣的人才培養和輸出模式，為西方的大型互聯網公司輸送了最多的勞動力——「微軟從沒想過可以如此高效率地『批量生產』微軟工程師」。

從一開始將「流散於國外的空間」（diasporic spaces）這一模糊描述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到最終經數年深入多地的考察，作者完成這份聚焦印度技術勞工群體的民族志研究，其中艱辛可想而知。比起對「世界信息產業」的考察，作者更多將視線落在了「印度的技術勞工」身上，也凸顯了本書的人文關懷。而他最終得到的與當時主流觀點不同的結論，或也說明了這一研究的價值：

「在解釋為什麼印度的IT業能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時候，主流媒體和我的大多數被訪者都強調，是他們的英語優勢和印度發達的高等教育讓印度IT人才具備全球競爭力；而我的研究表明，是階級、種姓和性別的嚴重不平等，使得從全社會吸取的剩餘價值集中到這樣一個人數有限的精英群體中，從而生產出具有特別競爭力的IT勞動力。」

梵化，還是世俗化

「有一個大學的文科文憑在這個世界上和『文盲』沒什麼區別」，這樣功利的觀念在印度民間並不鮮見。與之有密切聯繫的就是印度的嫁妝文化，「當一個家庭出了個成功的IT兒子，首先引起周圍人們羨慕或嫉妒的是他能為家庭掙來數額不菲的嫁妝」，一份國外IT業的工作直接與「大好前程」對等，隨即成為IT工人們與結親家庭的議價籌碼，「嫁妝在某種意義上是富裕家庭『購買』那些被重金打造過的、在高級部門工作的、有前途的男子的代價」。

故有學者認為印度嫁妝制度的興起和普及不是「梵化」（Sanskritization，傳統化、正統化）的過程，而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一部分。IT男在婚姻市場上的高議價能力恰是這種「世俗化」最顯著的體現。此外，已經出國的IT工人，已婚的比起未婚的，在社交活動和工作安排上都能享有更多便利，間接反映了印度社會對婚姻制度的高度認同。印度女性在社會中長期處於劣勢，只能從事簡單的手工勞動或沒有社會效益的家庭勞動，社會經濟價值遠低於男性——即是如此，在印度，男性用IT教育成本換一紙沉甸甸的婚書，就是一樁不會虧本的好買賣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才外流中的IT工人大多來自鄉鎮，這與精英化的醫生群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悉尼的摩根-班克斯科技公司（Morgan&Banks Technology）將「出賣你的朋友！」作為宣傳語，並許諾支付250元的信息費給介紹人。大量的IT工人都是通過熟人介紹與「獵身」公司建立僱傭關係的。在亞洲文化圈中，人情比比皆是，微妙的面子問題在無形中消解了勞務中介關係透明化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承保人的更換問題上。根據澳大利亞法律，印度的IT工人認為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時，有權利隨時更換自己的勞務中介公司（承保人），但他們通常不會這麼做。

一方面，他們不願意，「不管怎麼說，我來這兒還是靠著朋友的關係。你又怎麼能如此輕易地相信一個陌生人呢？」對未知環境的恐懼也使得工人們強烈依賴原承保人。另一方面，承保人的刻意隱瞞使得他們與工人間的信息不對等輕易形成，「只要我不告訴他們可以拿著（合同）信去法庭，他們怎麼會知道」，再稍加「不聽話，就會上移民局黑名單」的威脅，沒有十足把握的工人們自然不會和他們對著干。不願意也不知道自己被侵權的IT工人們，甚至會對偶爾出現的「勇士」嗤之以鼻，認為那些上法庭起訴自己中介公司的工人脾氣古怪、不值得學習，即使他通過法律途徑維權成功。

一個單身漢與一個家庭往來是頗為反常的——這個社交傳統在印度社會中根深蒂固。但就是這一附於婚姻制度上的傳統制約了大量未婚IT工人很難在與「獵身」公司產生矛盾時，在更廣泛的社交圈中尋求幫助和支持，隻身一人、初來乍到的他們卻又最有可能陷入困境。除了婚姻，印度多面向的「熟人文化」更對IT工人順從「獵身」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誠如作者所言：「勞力行的民族化是工人們和勞力行的經營者們的利己主義的計算的結果，而不是基於印度文化的內向的團結性。」從一個更宏觀的視角看，嫁妝是將剩餘價值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地方轉移到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直接手段——印度人才輸出市場體制的不健全，恰恰給了「熟人文化」發揮的空間。

IT業是新經濟的典型代表，即「以知識為基礎的、圍繞著高度靈活的生產和服務活動而組織起來的經濟形態。」所謂「獵身」也唯有在這樣高度靈活的經濟形態中才得以發展，而它也正在掀開印度IT人才的困境，掀開了整個世界高速全球化進程中「非人」的資本主義邏輯。1998年，時任印度總理的阿·比·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宣稱：「印度的明天是IT」（India』s Tomorrow is IT），但在「獵身」的視野中，我們看到的或許還是一個尚未成熟的印度IT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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