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博覽】命運的力量 ——紀念父親於桑誕辰一百周年
原標題：【黨史博覽】命運的力量 ——紀念父親於桑誕辰一百周年
來源：渠縣新聞網
紀念父親於桑誕辰一百周年：
命運的力量
女兒：毛毛（於桑的小女兒於曉陽） 撰寫
2017年4月25日
父親於桑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照片
於桑同志：男，原名郁朝貴、郁謙，漢族，一九一七年農曆端午節（公曆六月二十三日）生於四川省渠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四川省宣漢縣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四方面軍第四軍。一九三五年參加長征，一九三六年五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西南大區公安部一處處長、大區公安局副局長，中共重慶市委委員兼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公安部三局副局長、局長，公安部副部長、部黨組成員，公安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於桑同志是九屆、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017年5月30日端午節是我的父親於桑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日。父親一生跌宕起伏，曾幾次命懸一線，靠著異於常人的堅韌和運氣，父親不僅挺了過來，還得享高壽，終年92歲（1917-2008）。
曾經有人說，人的命運密碼出生前就已經編排好了，所以人要認命。這話父親可不愛聽，父親一生像一個身經百戰的鬥士，不停地與命運抗爭，直至晚年，才放鬆下來，過上了舒坦的日子。對於不是那麼堅定的無神論者的我，寧願相信這一切是老天為父親設計了一條極為艱險的路，父親經受住了考驗，成就了非凡的一生。我心目中非凡的一生不是掙了多少錢，作了多大的官，而是經歷過生死，磨難運氣互為交織的一生。
一、「不祥」生日 人生輸家
公元1917年農曆端午節，父親出生在四川省渠縣豐樂鄉的郁家灣。端午節在歷史上並不被人看好，舊時的人認為這一天出生的孩子會很晦氣，五月初五這天是惡月中的惡日，會「克」父母，所以有些自私的父母會將端午節出生的嬰兒扔掉。除此之外，父親還天生一雙畸形腳，病理學上稱「鴨蹼腳」，由此，父親小時候還落了個「杈杈」的諢名。套用當今的時髦用語，父親一生下來，就輸在人生的起跑線上，好在不迷信的祖父母並沒將既「克」父母、又略有殘疾的父親扔掉，而是盡心撫育，父親逃過了第一刧。
祖父名郁必祿，是四個郁氏兄弟中的老二。舊時，祿代表著官位，太祖父為這個二兒子起名祿，想必是希望郁家這一支能有人出去作官，光宗耀祖。按下房的字輩排法，父親得名郁朝貴，對偏僻鄉村的農家來說，起這麼個俗名純粹是圖個吉利，哪會有什麼非份之想? 可誰能料到幾十年後，父親——這個人生起跑線上的輸家，竟真的走出了至今不甚發達的郁家灣，來到大北京，並曾就任公安部副部長之職，如果相信宿命之說，我們的太祖父郁能文，祖父郁必祿，父親郁朝貴，三個名字中的 「文祿貴」 三個字不正預示了郁氏家族會出大官的命運嗎。
我本俗人一個，常常願意將一些無法解釋的現象和巧合歸咎於宿命。發生在父親身上的許多磨難、運氣，在我看來，都像是命運的安排，就像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似的。父親出生時，家境還不錯，父親還上了兩年私塾。據說父親天資聰穎，是塊讀書的料，此話雖已無可查證，但僅兩年私塾墊底的父親後來居然也博覽群書，寫詩練字的，應可歸功於家族血脈基因的傳承。在郁家老屋的大院中，有一塊兩個多平方米帶紋理的長方形石頭，形似古時官印盒，郁家人稱之為「印盒石」，據說古時只有作過翰林之類的有身份的人才可使用此類石制飾品。
郁家老屋院中的「印盒石」
可惜郁家的族譜和墓碑，由於種種原因被焚、被毀，現已無從查考。不過，父親子女六個，除一個被強令不準考大學外，其他人憑藉自己的努力，都考取了大學。而父親的孫輩更是了得，全部碩士以上的學歷（5個碩士，1個博士），其中兩個還考取了美國哈佛大學，看來父親家族像是會讀書的、翰林的後代。
二、喪祖喪父 家道中落
父親8歲那年，安逸的生活戛然而止，我們的太祖父和祖父相繼去世。禍從不單行，本該受到族人更多照顧的孤兒寡母，卻被分了家獨過，沒有男人保護的奶奶分到了最破的房，最貧的地，親情在財富面前不堪一擊。
後來父親14歲離家後，就再也沒回過家鄉。父親生前也從不和我們說起他家鄉的人或事，我們都誤以為由於父親是獨苗，老家已經沒人了。我想族人的所作所為一定深深刺痛了父親，讓他難以釋懷。但父親不是個小心眼兒的人，也不計較。1950年，父親調入重慶工作，他託人去老家捎話兒，族人中有困難肯出來工作的，可去重慶找他，可族人們目光短淺，怕共產黨坐不穩天下，國民黨回來後報復，竟無一人出來，倒是一個非郁姓人，奶奶改嫁後的繼女，父親的繼妹，出來找到了父親，並在父親的幫助下，參了軍、提了干。我猜除了政治原因，也許郁氏族人們對當年的薄情寡義，抱有愧疚之情，所以不好意思接受父親的幫助吧？
分家獨過的奶奶托著兩個幼兒，實在難以為計。奶奶留下體弱多病的幼子，將身體強壯的長子——父親送到附近一個叫「高思寺」的寺廟，求寺廟賞口飯吃，好心的和尚們收留了父親，父親在那裡一呆就是三年。父親生前甚少對我們提起他幼年時的往事，更沒提到過寺廟的經歷，這些都是父親去世後，出於深深的思念，我們追本溯源，哥哥們回到郁家灣，聽老輩的族人們講、實地查看得來的。我不知道父親在寺廟中都經歷了什麼，只是在父親晚年寫的一些雜文中，曾多次提到因果報應之類帶有佛教輪迴色彩的道理；我曾經歷過一次人生危機，那時已久病纏身，無能為力的父親將一尊小金佛送給了我，此中透出的深情大概就與寺廟生活的經歷有關。
父親8歲那年是他人生的第一個分水嶺。聽老輩們說，8歲之前的父親聰明，倔強，我想應該是個淘氣包兒，孩子王一類的「人物」。我的哥哥2012年底返家鄉回來後對我們說，在家鄉一位年已九旬的郁氏族人還記得我的父親在上私塾時領著學伴們玩耍的樣子。那會兒，教書先生喜歡體罰，動不動就對孩子責罰打罵。從小就顯示出「不畏強暴」的父親可不會乖乖的「就範」。一次手被戒尺打腫了的父親，竟偷偷溜入教書先生的住所，在人家床上尿了一泡，雖然事後，父親被家長狠狠教訓了一頓，還被押著給先生道了歉、賠了禮，經過這麼一鬧，先生真的對孩子們「客氣」了許多，打少罵多。8歲時，家中突變，快樂少憂的童年宣告結束，從此，父親走上艱險坎坷的人生道路。
8歲本該是孩子承歡於父母膝下，無憂無慮玩耍和讀書的時期，而父親卻被硬生生地「扔」到寺廟。寺廟的生活拘謹，沉默，和尚們一天到晚除了念經，基本上不發一言地打坐思考著人生，一個好動好玩的小孩子要有多麼大的忍耐力才能受得了？父親生前雖然不願提起寺廟這段經歷，但我覺得這段經歷對父親性格的形成有不小的影響，父親的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極為自律，堅韌不拔，這些特質應該都是這段經歷留下的烙印。另外，父親善良，大氣，不記仇，不計較。文革期間，父親曾為許多被「打倒」幹部的復出盡心儘力，當時父親的上級，後來的華國鋒主席看到父親提供的「解放幹部」名單時，指著其中一人對父親說，這個人可是反你的，父親說知道，但父親對事不對人，即然有能力，就會不計前嫌。我想這些特質也應該是那些和尚潛移默化對他的影響。
2012年12月於桑長子於晉（右）、次子於安琳返鄉認祖歸宗，重訪「高思寺」舊址，這是在高思寺舊址上重建的供老百姓燒香拜佛堂前兄弟倆的合影
三、學徒生涯 參加紅軍
14歲那年，父親永久地離開了家，他跟著族人來到宣漢縣城的朱家鋪子做了小學徒工。說是學徒，實際上和傭人差不多，每天做飯打雜，聽老闆娘吆喝。老闆娘是個死了丈夫的寡婦，一個女人能支起個家，一定不是個「善茬兒」。據父親生前講過的故事，（見父親外孫女的文章，紀念我的外公於桑）此老闆娘精明刻薄，貪婪摳門，竟有本事不僅將父親在街上因猜迷而得到的賞錢據為己有，還污衊父親欠了她錢，要以工錢扺債。可以想像，在這麼個「黃世仁他媽」手下，父親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但福禍相倚，父親也「被迫」成長為做事麻利，細心，手腳勤快的青少年。如果說8歲時，讓父親嘗到了世事無常，親情淡漠的個人恩怨，那麼14歲後的學徙經歷，讓父親體會到了人間疾苦，底層窮苦大眾的悲慘生活。從8歲到16歲，是父親人生路上的關鍵期，以此為線，父親從一個懵懂頑皮的孩子，成長為一個飽受人間飢苦，憤世嫉俗，最容易跟著共產黨走的後備力量。
前段時間讀到一句話說「願生活有一定艱辛，讓你能獲得成長，但又不會過度辛苦，以致壓垮你。」我想這大概是天下所有人的期望。可惜這樣的好運不屬於父親。從8歲時起，父親就「被迫」過著今天的普通人難以想像和忍受的艱辛生活，它捶打塑練著父親，使父親擁有了日後扺擋艱難險阻不可或缺的堅韌不拔。我常想到底是命運選擇了父親，還是父親的不認命，不服輸，為父親開啟了命運的大門，還是兩者兼而有之？
16歲那年，是父親人生中的第二個分水嶺，也是最後一個。從那以後，父親參加了代表窮苦人利益的共產黨的隊伍，並為此奮鬥貢獻了一生。
1932年，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利，被迫放棄鄂豫皖蘇區根據地，開始了戰略大轉移進入川東的通江。1933年10月，紅四方面軍攻下了位於川東北的宣漢縣城，並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上個世紀30年代的中國，和現在有著天壤之別。那時，多數國人活著的狀態都不能稱其為人，更像兩條腿的「牲口」，沒有自由，沒有權利，任人宰割。而社會上，一小撮有權有勢的富人不僅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還用洗腦的方式教訓窮人要認命，今世受苦，都是因為上輩子沒修好。結果，紅軍來了，打土豪，分田地，告訴窮苦人不要相信富人們的鬼話，沒有人天生就該受窮，紅軍就是要讓廣大的窮人獲得解放，過上幸福的日子。我想這些新鮮的說法對於飽嘗了人間苦難的父親是極具吸引力的，父親毅然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離開朱家鋪子，參加紅軍。
父親生前曾兩次改了名字，這兩次改名顯示了父親思想境界的升華，從一個革命的追隨者到真正共產黨人的力行者的轉變。參加紅軍後，父親先是把自己俗氣的名字由郁朝貴改為「郁謙」。郁謙與明朝的于謙諧音。于謙——中國歷史上的名人，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曾率領著眀軍抗擊蒙古人的入侵，取得了京師保衛戰的勝利。我猜父親挑了這麼個名子，說明父親年少志高，青年時就有著爭當英雄的情結。此時的父親應該對共產主義還認識不深，更多地把紅軍看成是類似農民起義的隊伍。父親1933年參加紅軍，1936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期間，父親又改名為於桑。這時的父親已脫胎換骨，有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共產黨人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建立起一個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大家庭的新世界。大概為了顯示和舊世界徹底決裂，這回父親真夠絕的，連名連姓都改了，我猜九泉之下的郁氏祖先們肯定會 「氣得吐血」。
四、草地「驚悚」 起死回生
父親去世後不久，我曾寫過幾篇紀念父親的文章，文中提到父親曾三過草地，其實這是不準確的。據哥哥姐姐們回憶說，退休後的父親不像過去那麼沉默寡言，常給他們講一些過去的事，有時興起，還讓人拿來地圖在上面指指點點。
父親指點，大姐於延琳勾畫出紅四方面軍長征路線圖
父親說他是幸運的，雖然紅四方面軍過了三次草地，可父親所在的部隊只過了一次。原來第一次長征時，父親在紅四方面軍的後續部隊，還沒出發，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發生分裂，紅四方面軍又折了回來，父親躲過了一刧。等到1936年，紅四方面軍第二次過草地時，他們選擇了一條相對好走的路，照父親的話：「走邊邊」，即沿著草地的邊緣行進，自然環境比起第一次走過的草地腹部相對好走一些。但就是這次「走邊邊」時，父親第一次和死神擦肩而過。途中，父親染上了傷寒，人噁心嘔吐，高燒不退，昏迷不醒。眼看父親實在不行了，為了不拖累大部隊，戰友們只好將他放在一處較乾燥的高地，留下了一碗水和一把炒麵，然後繼續進發了。然而，命運之神還沒有決定放棄父親，恰巧路過的紅軍收容隊發現了已經蘇醒的父親，結果頑強的父親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意志力跟著收容隊走出了草地，走向了新生。西方有句諺語說：「上帝會幫助那些自救的人」。父親的起死回生似乎印證了這一說法，如果沒有頑強的求生欲，父親是走不出草地的，可是如果遇不到收容隊，光有慾望也是白搭。
五、文化「毀人」 命不該絕
父親生前遇到的危險無數，可經他親自講給別人聽的卻不多，除了過草地時的染上傷寒病，還有一件「人為」的生死劫。一次父親將槍放在樹下，離開去行個方便，居然被人以「不愛護武器」的罪名告發了，這在缺槍少彈的當時，可算是「死罪」。隨後父親被政治保衛局的人抓了起來，聽候處置。當保衛幹事向上級彙報時，上級問起父親什麼文化程度？當得知父親只讀了兩年私塾，算不上文化人時，居然放過了父親，誰能料到沒文化還能救人一命？據說專殺有文化的人曾在紅四方面軍普遍存在。據紅四方面軍政委，上將王建安回憶：「肅反時，殺了不少人，留分頭的，戴眼鏡的......那時說知識分子不可靠，最後在部隊中找個當文書的都找不到。」
命運之神又一次以這種不可思議的方式眷顧了父親，真是世事難料。
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遵循中共中央指示，西渡黃河，準備建立甘肅寧夏根據地，打通蘇聯軍援的西北通道。後來，西渡過黃河的紅軍，史稱西路軍，浴血奮戰，慘烈悲壯，以失敗告終。這一次命運又一次惠顧了父親，父親所在的後續部隊被國民黨部隊擋在河對岸，沒能過河，父親跟著部隊來到了延安。渡過黃河的西路軍兩萬多人，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沒，回到延安的僅兩千多人，比起西路軍的戰友們，父親又躲過了一刧。
抗日戰爭時期父親在延安與戰友合影（前左二為父親於桑）
父親生前每每總能逢凶化吉，除了運氣之說，我想父親的性格特點也是助他次次逃離險境的部分原因。父親童年，少年時的艱辛，養成了他堅韌不拔的性格，長年的偵查保衛工作，又形成了父親體察入微，善於剝絲抽繭，能直看到事情本質的能力。父親工作認真，辦事「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不管多大的官兒，出於何種目的，暗示父親提供陷人於不義的「證明」時，父親都是堅決不作的，哪怕丟官。我的大哥在父親去世撰寫的「祭文」中所說的：「中央專案，中央負責。辦案人員，身不由己。籠統對待，有失公允，為此請命，仕途乃終。」既是此意。而且父親以其獨特的智慧，即保護了自己，又讓那些高官們「知難而退」。例如，文革期間發生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的案件處理上，就顯示出父親的智慧和勇氣。
六、文革鬥智 逃離「陷阱」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不同單位和個人都收到了從郵局寄出的內容相同的反革命信件，其量之大，範圍之廣引起社會極大反響。為此，公安部立即成立了專案組，調查此案，由父親挂帥。經過細緻的調查取證，專案組確定此案是一個地主出身，大學學歷，仇恨共產黨的工人所為，屬「獨狼」行動。待父親將調查結果向上彙報時，「四人幫」一夥的不滿意了，他們認為此案是個絕佳的機會，可用來打擊陷害一大批他們的「對立面」，與他們政見不符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四人幫」一夥拒不接受調查結果，指示父親繼續追查，並予以種種暗示，將矛頭直指朱老總，譚震林等一批老帥、老同志身上。拒絕作「偽證」的父親沉著應對，看著「硬頂」不行，便釆用「拖」字訣，反正總找不到新的證據，你也奈何不了我。終於上面的領導按耐不住了，撤了父親專案組組長之職，轉派當時公安部另一位領導，當時的軍代表，空軍來的趙登程負責此案。趙算是個「聰明人」，深諳上級領導的心思，釆取逼、供、信的方式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偽黨」冤案，誣陷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之後，趙登程為此案被捕入獄，判處有期徒刑15年，終於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
父親生前祟拜的民族英雄于謙曾作過一首詩，其中說：「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我想這句詩深深地影響了父親，他正是以此為「座右銘」要求自己。我們於家恪守著父親留給我們作人的原則：本本分分的作人，老老實實的作事，不去阿諛奉承，不去攀交權貴。老天有眼，父親去世後，他對後代的影響和教育，讓父親躲過了最後一刧。
七、冥冥之中 自有安排
2008年9月3日，父親沒留什麼遺憾地告別了世界，去到上天找母親去了。9月11日，父親的追悼會上，當時位高權重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參加了追悼會，並和我們合影留念。父親走後，出於深深的思念，我們子女準備為父親出本紀念文集，交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2011年出版發行的《風雲無邊——於桑紀念文集》
在選擇紀念文集的插圖照片時，我們子女堅持撤下了所有我們和周永康合影的照片。要知道2008年的周永康可是如日中天，多少人獻媚巴結的對象，我們的行為讓某些人覺得簡直是「不識抬舉」。其實我們並非有前後眼，（可以預測某人、某事）只是我——作為家中最小的女兒，不喜歡周永康那副尊容，他看起來讓人感覺不陰不陽的。很高興，姐姐，哥哥們也隨了我。父親一生清清白白，從不屑攀權附貴，和當時的權貴之流沒有太多的交集。作為共產黨員，父親一生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為了窮苦人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貢獻了一生，他的故事已足夠傳奇，沒必要借他人之名提高自己。
歷史證明我們是對的，我們沒有讓父親清白的名聲受到玷污，我把這個決定歸於命運的力量，這是命運為父親作的最後安排。我更願意相信是命運選擇了父親，一次次捶打著他，又一次次拯救了他，並助他走完了一個非凡的人生。我們都為有這樣一個父親而驕傲。
父親於桑的部分照片：
父親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照片
1950年初在西安父母親與大姐、大哥和警衛員劉三祥合影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重慶我們的全家福照片
1956年秋父親於桑隨朱德同志出訪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照片（左三為父親）
1971年10月周總理接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黑格時的照片（前排左三為父親）
1971年10月父親與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黑格舉行會談（右三為父親）
1971年10月20 日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父親去機場迎接（後排右二為父親）
在機場父親與基辛格握手
基辛格第二次訪華期間周總理接見他的照片（第三排左四為父親）
1972年2月21日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後三排左六為父親）
1972年2月21日父親出席歡迎尼克松總統的國宴（左一為父親）
1973年9月1日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我國（前排左一為父親）
父親退下來以後與胡耀邦同志在山東不期而遇，這是當時的照片
2000年10月父親與習仲勛同志的合影
上世紀八十年代父親最喜歡的一張他的個人照，他請人洗印了七套，存於我們家的櫃中，準備他百年後，母親、子女每人一套留存紀念
上世紀九十年代父母攝於公安部大院六號平房家中核桃樹下（核桃樹上結出六顆核桃，象徵我們子女六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父親攝於杭州
2010年元月我的家鄉四川省達州市「紅軍園」開園，這是陳列於該園中父親於桑展板內容照
2013年10月於桑長子於晉搜集父親資料採訪延安，在禮泉縣周總理勞山遇險處留影。（1938年4月周總理勞山遇險，陝甘寧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立即派於桑帶騎兵前往緊急馳援。）
父親慈祥的笑容
父親坐姿像
父親的書法《謙和朴誠》
父親剪紙像（父親的下屬黃常禮叔叔為紀念老首長誕辰一百周年而做的剪紙）
父親的書法《風雲無邊》
於桑同志小傳
於桑，1917年6月生，四川渠縣人。曾用名郁朝貴、郁謙。193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10月參加革命工作。相當於中專文化。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公安戰線的優秀領導幹部、公安部原黨組副書記、副部長、享受部長級醫療待遇老紅軍。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33年10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紅四方面軍第4軍後勤部經濟公社職員，川陝省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幹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大金省綏靖縣委宣傳部幹事。
1935年參加長征。1936年8月在西北保衛局、延安市公安局工作。
1938年冬在延安中央黨校、馬列學院學習。
1940年5月在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工作，任關中分區保安科副科長、科長，在中央黨校2部學習。
1946年7月任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科長，洛川特委社會部部長，黃龍地委常委、社會部部長、分區保安處處長，大荔地委常委、社會部部長、分區保安處處長。
1950年初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辦公室主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處長，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局副局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
1955年2月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公安部3局局長。
1964年9月任公安部副部長。
1966年10月至1970年2月「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下放黑龍江「57」幹校勞動。
1970年6月任公安部革委會副主任、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
1972年11月被造反派批鬥。
1973年10月在李震事件中被關押審查。
1974年2月解除關押，被造反派批鬥。
1976年10月參加"王、張、江、姚"專案組工作。
1977年8月任公安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1985年9月任公安部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共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
於2008年9月3日病逝北京醫院，享年92歲。
平生事迹
於桑同志，男，原名郁朝貴，漢族，1917年6月出生於四川省渠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3年10月在四川省宣漢縣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後勤部經濟公社營業員、宣漢縣蘇維埃幹事、毛裕鎮列寧小學司務長、川陝省蘇維埃文化委員會社會處秘書、西北蘇維埃糧食部幹事。1935年參加長征，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宣傳幹事，先後三過雪山、草地，在戰鬥中左眼負傷致殘。193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紅軍到達陝北後
於桑同志於1936年11月調任中共大金省（後為金川省）綏靖縣委宣傳部秘書、紅四方面軍保衛局特務隊文書。後任西北保衛局科員，延安市公安局文書，開始從事黨的保衛工作。1938年秋，組織上送他到中央黨校學習，後轉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政治理論和黨的政策。1940年5月起，先後任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科員，邊區關中分區保安科副科長，邊區保安處一科科長，洛川特委社會部部長，黃龍地委常委、社會部部長、保安處處長，大荔地委常委、社會部部長、保安處處長。延安時期，於桑同志在保衛黨中央，鞏固邊區抗日民主政權、防奸反特、開展對敵情報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之初
於桑同志先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辦公室主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一處處長，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局副局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他堅決貫徹黨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刻苦鑽研業務，結合本地區的實際，為剿滅土匪武裝、清除惡霸勢力、破獲系列敵特案件、鞏固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55年3月，於桑同志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期間，他堅決貫徹黨的警衛工作的方針政策，對黨忠誠，作風嚴謹，認真負責，出色完成了中央首長的安全警衛任務。1957年2月，於桑同志任公安部三局副局長，1958年10月任局長。他注重隊伍政治素質和業務建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認真總結典型經驗，為我國治安工作建設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1961年6月於桑同志任公安部黨組成員，1964年9月任副部長，他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公安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領導偵破了一系列大案要案，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穩定。
「文化大革命」期間
於桑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幫」及其同夥的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雖歷經挫折，於桑同志始終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剛正不阿，在恢復工作後毫無怨言，更加積極地為黨工作。在公安部機關受到很大衝擊、破壞的情況下，於桑同志忍辱負重、殫精竭慮，完成了中央交辦的各項任務。粉碎「四人幫」後，在組織審查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的過程中，於桑同志率調查組同志夜以繼日地工作，查清了相關犯罪事實及重要證據，為「兩案」的審判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革之後
1977年8月，於桑同志擔任公安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他認真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決執行部黨組將公安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緊緊圍繞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大局上來的工作方針，恢復和發揚公安工作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積極平反冤假錯案，堅持專門工作和群眾工作相結合的方針，大力整頓社會治安，恢復情報和偵察工作，增強了公安機關發現和控制違法犯罪分子活動的能力，為保衛新時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5年，於桑同志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被公安部黨委聘為諮詢委員。雖已年過花甲，他仍老驥伏櫪，壯心不已，一如既往地關心黨的建設，關注公安事業的發展，積極為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建言獻策。2000年離休後，仍積极參加黨組織活動，多次為災區和貧困地區捐款捐物，充分體現了一位老共產黨員、老公安戰士的高尚情操。
榮譽評價
中共第九屆、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75年3月，志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於桑同志參加革命75年來，始終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熱愛為之奮鬥一生的公安事業；他政治立場堅定，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自覺維護團結，顧全大局，黨性原則強；他勤於學習，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深入細緻，善於總結經驗，有很強的組織領導能力；他謙虛謹慎，作風正派，勤政廉潔，大公無私，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心地善良，關心幹部，深受廣大幹部群眾的愛戴。於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動實踐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誓言。
編輯：趙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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