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基本框架未改變的兩棲戰

一、戰爭的戰略、作戰和戰術背景的變化

自1983年美國入侵格瑞那達以後，世界再沒有發生重大的兩棲攻擊作戰。與此同時，戰爭的戰略、作戰和戰術背景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不過冷戰期間兩棲作戰的某些戰略和作戰限制仍然是今天的制約因素。當前許多重要技術發展導致的戰爭特徵，首先發端於冷戰期間。因此，冷戰的相關經驗仍然適用。

1991年蘇聯解體後，戰爭的戰略背景發生了巨大變化。從那以後，美國一直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從理論上講，國際體系已從兩極化轉向單極化。美國沒有主要競爭對手，可以在世界更多地區進行戰鬥而不會導致戰爭升級的風險。決定性兩棲作戰的空間似乎更大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在冷戰期間易受超級大國對抗的地區（如中東或巴爾幹地區）實施了激進的軍事行動。儘管如此，核武器仍然是兩棲戰爭的潛在制約因素。攻擊實際有核國家仍然具有極高的風險。隨著核大國數量的增加以及這些大國針對其利益施加影響，核武器將對決定性的兩棲作戰發揮更大的限制效應。

冷戰期間，戰爭的作戰背景開始發生變化，當時非常規作戰概念，如游擊戰和恐怖主義，已經日漸普遍。1991年以後，非常規戰爭得以繼續，甚至可能更加突出。車臣、巴爾幹半島、索馬利亞、獅子山、東帝汶和阿富汗的戰爭，往往都以小規模戰鬥人員進行突襲和游擊式活動為標誌。這些衝突中沒有哪個明確是游擊戰。然而，它們與游擊戰共享一個重要特徵：戰鬥人員面對敵軍集中常規部隊時，選擇避免戰鬥。他們往往會採取被稱為「非對稱戰爭」的新作戰方式，以便慢慢吞噬對手的意志，而不是直接進行戰鬥。英國戰略家勞倫斯·弗里德曼寫道：

這些替代戰略反映了弱者應對強者一直採取的思路：專註於施加痛苦而不是贏得戰鬥;贏得時間而不是儘快結束戰鬥;瞄準敵人的國內政治基礎及其前沿軍事能力;依靠不容忍傷亡和在解決衝突方面的弱勢;即使它限制軍事選擇，也不願意造成平民痛苦。簡而言之，雖然強大的軍事力量對決定性的戰場勝利具有自然偏好，但較弱的軍隊更願意將民用領域納入衝突，同時避免公開戰鬥。

對於兩棲作戰而言，不對稱性代表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越南經歷的延續。在這場衝突中，傳統的兩棲攻擊無法摧毀游擊隊。不對稱戰爭可能對今天的兩棲戰產生了類似的影響。

二、冷戰後的兩棲戰術

1983年以來，戰爭的戰術背景發生了最大的變化。總的來說，採用新技術，特別是精確制導彈藥和先進的信息接收和收集裝備，大大提高了軍事效力。這通常被稱為「軍事革命」（RMA）。據說，更好的戰場信息和更精確的武器能夠以低成本實現無與倫比的決定性勝利。

（一）精確制導的火力支援和信息技術

精確制導彈藥和新信息技術的出現，大大增強了空中力量的破壞性。現在，陸地部隊和地面目標很容易被更精準的武器攻擊並破壞。空中力量的變化具有超出戰術層面的影響。學術界、軍官和政治家越來越多地將空中力量視為軍事力量的決定性組成部分，而不是過去的地面力量。1991年海灣戰爭、1999年科索沃戰爭和2001年至2002年的阿富汗戰爭，都展示了準確利用空中力量摧毀常規部隊或強迫政治領導層屈服的效力。這些勝利都挑戰了必須依靠地面部隊才能實現政治目的傳統。如果不需要地面部隊，那麼兩棲戰也是無關緊要的。但是，目前還沒有足夠的歷史證據可以證明空中力量能夠單槍匹馬地取得勝利。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海灣戰爭和2002年阿富汗戰爭的勝利中，地面部隊都發揮了主力作用。

更具破壞性的空中力量也可以為分散的地面作戰提供保護。它可以提供足夠的火力支援，使分散的地面部隊能夠抵抗機械化的對手。1972年美國駐越海軍陸戰隊的兩棲作戰，以及阿富汗戰爭的現實情況，為這種可能性提供了一些支持。阿富汗戰爭中，美軍小規模特種部隊在受到優勢的塔利班和基地組織部隊襲擊時，從空中獲得了壓倒性和毀滅性的火力支援。不過，要證明分散作戰現在是可行的，還需要進一步的歷史證據。

新的信息技術還可以通過解決指揮控制和情報方面的問題來提高兩棲作戰的效力。歷史上這些問題，嚴重妨礙了從加利波利到塔拉瓦，再到格瑞那達的兩棲戰。計算機、衛星通信和網路指揮系統可以為指揮官提供更準確的戰場圖像。新的信息技術可以提供更好的戰場環境、敵軍力量和友軍態勢感知等信息。但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歷史證據證實這一說法。

（二）威脅

「軍事革命」的含義對兩棲作戰而言並非普遍積極。自福克蘭群島戰爭以來，作為早期精確制導彈藥之一的反艦導彈，一直是瀕海海軍作戰的主要威脅。 1987年「飛魚」導彈對美國海軍「斯塔克（Stark）」號護衛艦的攻擊；以及1991年海灣戰爭中的中國「蠶」式導彈對「威斯康星（Wisconsin）」號戰艦的攻擊，再次證實了反艦導彈造成的危險。

（三）艦對岸機動

美國海軍陸戰隊正試圖獲得實施超視距攻擊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實現取決於新平台的性能，以補充LCAC、AAAV和MV-22「魚鷹」運輸機。新的裝甲突擊車AAAV在射程和速度方面遠遠優於目前的AAV。與直升機相 比，MV-22「魚鷹」運輸機將擁有更大的升力，更大的航程和更大的耐用性。

反艦導彈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超視距攻擊。在這樣的攻擊中，水面艦船將遠離陸基飛機和導彈，而LCAC、直升機、新的MV-22「魚鷹」運輸機和新的AAAV將負責把登陸部隊帶到岸上。因此，超視距攻擊將大大提高支持兩棲作戰的艦隊的防禦潛力。

但是，兩棲部隊的進攻潛力無法改善。兩棲攻擊將與冷戰時期兩棲作戰相同的基本框架。有些部隊將通過空中插入以包圍敵人，而其他部隊則會搭載於水面登陸艇向岸推進。直升機和「魚鷹」運輸機將受到地對空導彈、輕武器和防空火炮等傳統威脅的影響。通過直升機進入敵方領土的部隊仍然缺乏火力支援，因此很容易受到敵人的攻擊。直升機和「魚鷹」運輸機確實為決定性行動提供了很大的潛力;然而，它們不是新型平台，只是冷戰創新的結果。

三、結論

歷史表明，兩棲作戰一直處於戰略和作戰的限制之下，未來兩棲作戰的可能性受到控制。美軍未來實施兩棲作戰可能有3種對象，一是在沿海地區從事暴力和造成不穩定的非國家行為體；二是擁有核武器的地區大國；三是崛起的超級大國。我們可以確定以下幾點。首先，美國不太可能直接針對擁有核武器的地區大國或超級大國進行兩棲攻擊。但這並不是說兩棲戰爭毫無用處。冷戰的經驗表明，在這些大國利益的邊緣地帶，實施兩棲作戰是可以接受的。其次，在世界瀕海地區實施暴力和不穩定的非國家行為體是不對稱（非常規）戰爭的支持者。他們極力避免與美國軍隊正面對對抗，就像越南戰爭中的游擊戰一樣。這種情況下兩棲戰爭已變得更具決定性，類似於機動戰爭。但是，這個概念可能並不普遍適用。美軍還需要實施進一步的戰術，技術和程序來打擊非常規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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