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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朱梅馥:「終身伴侶,缺一不可」的生死相依

依靠

 猜心2

卓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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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鷹:居住十三朝古都洛陽的一個女子,經商十幾年,自幼喜讀書,十幾歲在報刊雜誌發表作品,文以詩歌、散文為主,出版詩集《飛翔》。

「終身伴侶,缺一不可」的生死相依

1966年9月2日,飽受了三天四夜批鬥後,傅雷寧死不屈,在絕望中想到了死亡。

朱梅馥看著眼前這個已經被折磨的不成人樣的丈夫,她知道此時再多的言語,再大的寬容也無法拯救傅雷,想著未來還會有無數的慘無人道的批鬥,就不禁絕望,朱梅馥選擇了與他一起赴死。

她對保姆周菊娣說:「菊娣,衣物箱櫃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煩你到老周(煦良)家給我借身乾淨的來。」這是一個女人對世界的最後請求,那就是要體面地死去。

「明天小菜少買點。」這是我們所能知道的,她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句話。

傅雷的一生,雖說深深浸潤西方精神,但在骨子裡還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一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生。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他的死,他的「自絕於人民」,大抵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品格。

朱梅馥夫婦,乾淨了一生,最後的死,乾淨得更讓全世界震驚。這一年,傅雷五十八歲,朱梅馥五十三歲。

看過遺書手稿的作家葉永烈說:「遺書那麼長,沒有改過一個字,一口氣寫下來」。

在人生的最後時刻,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來自血液里的欣賞和來自骨子裡的愛跟隨在丈夫的身後,安靜地陪伴著丈夫寫遺書,在那幾頁遺書的文字里,看不到他們對這個世界半點的不滿和抱怨。

他平靜地交代身後事: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費的供給、親戚寄在家的東西被抄走應付的賠償。他們不僅連自己的火葬費都事前準備好,在這封遺書中,傅雷夫婦還三次道歉,為姑母、為三姐、為遺書的託付者朱人秀,「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在生無可戀的時候,他們還想著不給別人添麻煩,還想著盡量不要拖累和虧欠別人。一個人要有何等的境界,才能夠在面對死亡的時候,還能夠從容地保持自己的教養,這樣的靈魂是多麼難得。

許多年後,他們的兒子傅聰說,他當時也很清楚,以父親的性格,他的死是必然的結局,而這個結局不應屬於媽媽,他說:「我知道,其實媽媽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忍受得過去……」

柯靈曾用這樣的句子給傅雷描繪了一幅肖像:「他身材頎長,神情又很嚴肅,給人印象彷彿是一隻昂首天外的仙鶴,從不低頭看一眼腳下的泥淖。」

「只見愁容,不聞笑聲」童年陰影影響一生

傅雷,1908年4月7日出生於上海,因出生時哭聲洪亮,如同打雷一般,所以取名傅雷,字怒安,號怒庵。

他四歲那年,父親因受誣陷入獄,在獄中受盡折磨,肺病已入膏盲,更以含冤未得昭雪,鬱悶去世。母親在承受喪夫之痛的打擊下,再無精力照料膝下的四個孩子,最後只剩下長子傅雷,其餘全部夭折。

母親李欲振將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這個唯一的兒子身上,嚴格得近於苛刻,因為不好好念書,一天深夜,母親竟然把傅雷包裹得像個粽子,準備投入水中。因為他讀書時打了個盹,竟不惜用滾燙的燭油去燙他。傅雷曾用「只見愁容,不聞笑聲」來形容自己的童年,這種痛苦深深地烙在了傅雷的心裡。

這樣的經歷和思想,讓他的壞脾氣出了名。他不苟言笑,如他的名字一樣,性格剛烈,嫉惡如仇,說不了什麼時候就會發雷霆之怒,身邊的朋友故意把『老傅』喊成『老虎』。

傅雷的孤傲,使得他既不屑與庸俗妥協,又不屑向權勢低頭,總是與流俗的氣氛格格不入,念了中學的傅雷就參加了各種學生運動,但隨著校方的嚴厲管制,傅雷的母親生怕他受到牽連於是趕緊把他帶回了家裡,知道後來風聲停息了些才繼續返城念了大學。

朱梅馥原名朱美福,和傅雷是遠房表親,自小青梅竹馬,互生情愫。在雙方父母的安排下,14歲的小表妹與19歲的傅雷定親。

1928年,傅雷開始了自己的留學生涯,他去往了法國的巴黎大學,在那裡學習藝術理論,開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這為他後來創作和翻譯各種名著有著深遠的影響。

然而,在浪漫之都巴黎,遠離家鄉享受自由氣息的傅雷和一位法國女子「談起了戀愛」,甚至寫了一封毀婚的家書,決定拋棄小表妹。可不久他就發現這位新女友的放蕩,又因傷害了表妹自感無法回頭,意欲自殺。幸虧好友劉海粟扣信不發,並及時趕到,告訴他他還有機會和表妹攜手今生。自此他才醒覺,與表妹的愛情才是恆久的真愛。

1932年,傅雷學成回國,與表妹舉行了盛大的婚禮。嫁給傅雷之後,傅雷給她取了個法文名瑪格麗特(即歌德《浮士德》女主角),並嫌她的原名俗氣,為她改名「梅馥」,暗含陸遊的《卜運算元·詠梅》之意:「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自此,她的一生就屬於他的了,並用自己的暗香,芬芳瀰漫了他的一生。

錢鍾書的夫人楊絳在回憶朱梅馥時就寫道:

「 梅馥不僅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不僅是非常能幹的主婦,一身承擔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雜務,讓傅雷專心工作,她還是傅雷的秘書,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沒有這樣的好後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在兒子及諸親友眼裡,朱梅馥「像菩薩」,一輩子善良得不近情理。

好友周朝楨也說:「像梅馥這樣的人,我一生從未見過第二人。用上海人的話講,她是阿彌陀佛,活菩薩。她受的是西方式教育,聽音樂、看書畫、讀英文小說都起勁,但性格卻完全是舊社會那種一點沒文化的賢妻良母式的典型。」

傅敏說母親「非常善良,非常浩蕩,也能忍」。

傅雷偶然同幾個朋友打兩圈小牌,打一兩次回力球,夫人靜觀,不敢多口。他輸了卻怪夫人不替他當好參謀,大叫一通,嚇得孩子們不敢吭聲。但等怒火一過,他又向夫人反覆道歉,表現得格外真誠。「於是梅馥一笑置之。」劉海粟回憶。

朱梅馥性格溫和有一副菩薩心腸,但傅雷不是,他的壞脾氣和他的才華一樣聞名,一樣令人「聞風喪膽」。

當年傅雷讚美楊絳的翻譯不錯,楊絳出於禮貌說了一些謙遜之詞,傅雷非常不高興,說「楊絳,要知道,我是不輕易讚美別人的」。

他一生凡事一絲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筆墨。當年翻譯法國文學名著《高老頭》、《約翰·克利斯朵夫》時,精益求精,一譯再譯,幾易其稿,但一經定稿竟不許編者改動一字一句。

傅雷的教育理念是先進的,但他的教育方式又是「粗暴」的,嚴格得近乎殘酷,稍有差池,非罵即打。

傅聰小時候也愛玩:琴上放著譜子,他有本事同時看《水滸》,父親在三樓從琴聲察覺出異樣,下樓來一看,抓住了傅聰。一聲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樣,嚇得人魂飛魄散。

打個耳光這是普通的。有一次,傅雷竟然把傅聰綁在自己的家門口,讓鄰居們都看到傅聰不聽話,以此警告傅聰。

1953年正月的一天,傅聰和一幫小朋友在家裡彈琴,他們互相觀摩、切磋技藝,傅雷在一旁聽。當小朋友們走後,傅雷生氣地對傅聰說:「你彈得不好,在小朋友當中很丟臉,你學習不認真。」

傅聰不服,傅雷的言語就更激烈了,傅聰因此負氣離家出走,到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家裡住了近一個月。

《傅雷家書》中顯示後來的傅雷對其教育方式非常悔恨。在《傅雷家書》第一封信裡面說:「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補贖不了這種罪過!」

朱梅馥則告訴兒子傅聰:「克制自己,把我們家上代悲劇的烙印從此結束;而這個結束就要從你開始,才能不再遺留到後代上去。」

非常善良,非常浩蕩的奇女子

1939年的時候,傅雷認識了一位叫成家榴的女子,她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她的容顏和聲音讓傅雷如痴如醉,直呼女神,這就是他的愛,看著每天丈夫滿臉喜悅之情,望著他瞳孔里投射出的愛意,朱梅馥什麼都明白了,但她和當年傅雷愛上瑪德琳之後的態度一樣,就跟什麼都沒發生一樣。??依舊照顧兩個孩子。

沒有人知道她的心裡受了多少委屈,但她不爭不吵不鬧。

後來成家榴去了雲南,傅雷就猶如一個身體被抽空了人,沒了思想和喜怒哀樂,只剩一具空殼,當朱梅馥看到這些的時候,她知道這是心病,解鈴還須繫鈴人,於是,朱梅馥竟然自己打電話給成家榴,用誠懇的語氣對她說道:

「 你快來吧,你來了,他才能寫下去。」

成家榴來了,坐在他身旁。他果真安心地寫下去了。於是,一個在廚房洗切斬剁,一個在書房流光溢彩。

在他們的婚姻里,一人永遠忍耐自己,滿足另一個人的要求,一個人永遠讓另一個人臣服自己,霸道地制定規則,另一個人無條件遵守。這樣的愛情未免太霸道,太不對等,也似乎缺少了對彼此的尊重。

朱梅馥以強大的力量包容著傅雷,而並非忍耐。包容是什麼?是我比你強大的,我是可以離開你的,只不過因為我的善良,我對你的愛,我選擇留下來。而忍耐是什麼?是我沒有其他辦法,我離開你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只能忍氣吞聲,所以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朱梅馥的隱忍,絕非舊時代女性的愚忠。多年後,當傅聰面對愛情與婚姻問題時,她才在信中對兒子述說道:

「那時你5歲,弟弟2歲,我內心的鬥爭是劇烈的。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慮,覺得不是那麼簡單,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應該那麼忍心、自私,為了一個『我』而犧牲了你們的幸福。我終於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來。反過來想一想,要是你爸爸當時也只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顧一切,那麼,今天還有你們嗎?還有我們這個美滿的家庭嗎?」

這個沉靜而美好的女子,用菩薩般的修行,包容平復了人間才子那顆曾經感情澎湃的心,終於成為他真正的終身伴侶。她說:

「 我們感情還是那麼融洽那麼牢固,現在年齡大了,火氣也退了,對我更體貼了,更愛護我了。?我雖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對他無形中有些幫助,這是我可以驕傲的,可以安慰的。?我們現在真是終身伴侶,缺一不可的。」

儘管中途傅雷一度有要放棄妻子和家庭的念頭,但面對這樣一個靈魂,無辜的、寬容的、手無寸鐵的靈魂,傅雷被震懾了:他看到了自己的虛弱和無能。

自此,傅雷再也沒有辜負過朱梅馥,他開始慢慢學會了感恩,懂得了妻子的可貴。他開始把朱梅馥的相片和自己的相片一起,擺在他的書齋里。他說:

「 自從我圓滿的婚姻締結以來,因為梅馥那麼溫婉,那麼暖和的空氣,一向把我養在花房裡。」

而成家榴也是同樣,最後她選擇離開,遠走香港,一生未嫁。

許多年後,朱梅馥對自己的兒子傅聰袒露過自己當年在面對各種外界干擾時的心境,她在信中寫道:

「 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了解他,他一貫的秉性乖戾,疾惡如仇,是有根源的——當時你祖父受土豪劣紳的欺侮壓迫,二十四歲就鬱悶而死,寡母孤兒悲慘凄涼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我愛他,我原諒他。為了家庭的幸福,兒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業的成就,放棄小我,顧全大局。」

朱梅馥懂得傅雷,她心疼眼前的這個男人,她知道傅雷成長的軌跡里缺少某種愛,她也深知傅雷性格中的缺陷,這一切,她都懂,所以,她不爭,她用自己的赤子之心來感化傅雷那顆躁動不安的心。

晚年的成家榴曾對傅雷的小兒子傅敏說:

「 你爸爸很愛我的,但你媽媽人太好了,到最後我不得不離開。」

「寧可站著死、不願跪著生」的風骨

1949年之後,傅雷也一直發揮著他的才學,但隨著各種運動,性格剛毅的他自然受到各種衝擊。

1957年,傅雷被指為親美反蘇急先鋒、「中間路線」的代言人。他被戴上各種帽子受到批判,次數多達十幾次,一直到半夜,傅雷也沒有回家。朱梅馥憂心如焚地等待著,因為她深知傅雷的性格,他是一個寧可站著死、不願跪著生的人。她生怕他再也回不來了。

很久很久以後,終於有了敲門聲。進門後,傅雷只是和妻子黑燈對坐,默然無言。良久,才長嘆一聲:「如果不是因為阿敏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想保傅雷過關,好心暗示傅雷不妨將檢討的調子定高一點,哪怕是說實質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也行,以給人「認識深刻」的好印象。

但是傅雷並不接受這樣的好意,冷冷地說:「沒有廉價的檢討。」周又讓柯靈前去說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斬釘截鐵:「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無法作那樣的『深刻檢查』!」

1961年9月30日,報上終於登出了這樣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報上的消息後,一直呆在書齋里的傅雷說了句並不感恩的話:「當初給我戴帽本來就是錯的!」

正如楊絳所說:「傅雷愛吃硬飯。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乾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讓給梅馥了。」

正如陳丹青所說:他們當時的所謂罪名不至於死,但不肯受辱。古人受死的罪名通常來自朝廷,文革的侮辱直接來自單位、同事、朋友、親屬……甚至來自大馬路上。」甚至在當時,傅雷夫婦屬於自絕於人民,死亡依然沒能解脫他們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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