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為什麼沒有改變中國人

佛教沒有改變中國和中國人，這是一個事實判斷。一般認為，佛教在漢朝就已經進入中國，甚至有觀點認為，在先秦，中國就有佛教的傳入。但直到今天，佛教的思想資源除了帶來一些民間拜菩薩和避鬼的行為習慣，其在個人觀念傳統，行為方式、公共秩序方面所帶來的影響，幾乎乏善可陳。中國人自身擁有的君子文化、小人判斷、二十四孝傳統、官員崇拜、祖先崇拜、讀書人帝王師觀念習慣，凡此種種，該怎樣還是怎樣，未曾有實質性的變化。

從文化比較和制度比較的維度看，中國的一些讀書人連基本的實證主義的勇氣都沒有，比如關於佛教對中國人的知識結構的問題，無論是在認識論的秩序上，還是在思想史和科學史的維度上，我們很容易就能看見，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現代性的制度體系和知識譜系是從佛教的文明傳統秩序里湧現出來的。都說我們的傳統是一個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傳統，但為什麼面對佛教如此明顯缺乏實用性的思想資源，我們的知識分子卻張開雙臂熱烈擁抱呢。

事實就是如此，就中國的文化流變來看，儒釋道合流，已經一千多年了，儒學大家們一致試圖把儒學的形而上思考對接在佛學的思想資源之上。這種思想性的工作，魏晉南北朝就已經開始，從宋朝開始有人深耕，史稱「三教合一」。到新儒家開始，思想家們更是弄出了一套體系，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就是借鑒了佛教資源，馬一浮中年之後主要就是修佛，梁漱溟說自己是和尚，李叔同就不用討論了，他直接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了佛教。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這樣的哲學追問符合認識論的基本秩序的話，那麼接下來中國思想語境之中湧現出嶄新的知識和嶄新的科學，應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到現在為止卻是乏善可陳。佛教思想資源的介入，並沒有真正改變儒學的思維方式，反而是儒學的思維方式影響到了佛學，使得佛教思想資源在中國這個地方產生了驚人的變異。

所以我的問題意識是，作為一種外來的傳統思想資源，佛教為什麼沒有改變中國人。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這個問題與我們每個中國人都相關，每個中國人都在這個問題的困境里。

面對這個問題，我們顯然不能批評中國人人性頑固，思想封閉，不思進取，因為這種單向度的批評，僅僅是一些情緒責難，沒有批評的參照系和分析工具。我們也不能批評佛教的思想資源力量不夠，不能指責佛教被儒家思想輕易同化的事實，因為這樣的批評也是單向度批評方式，一種從事實到事實的批評方式，顯然不具有批評的方法論意義。

真實有效的批評方式應該是這樣的：佛教思想資源是一種由人所建構起來的思想資源，儒家思想資源也是一種由人所建構起來的思想資源。兩種思想資源在觀念秩序的意義上屬於平行秩序，而不是先後秩序，更不是一種思想對另一種思想的超越秩序。

超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認識論理念，「上帝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於我們的意念。」這樣的看似平常其實具有穿透力的聖經話語告訴我們，真正的更新只能發生在超驗的啟示從上而下的降臨的狀態。必須有一種高處的觀念走進低處的觀念，我們的生命才能發生偉大的改變。一種黑暗不能改變另一種黑暗，只有從上而來的光才能驅散黑暗。我們作為人的生命和社會秩序的改變，也是如此。

我最初閱讀聖經的時候，經常被人告知一個常識，人不能改變人，唯有主耶穌才能改變人。馬太福音（19.26）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實話實說，作為一個所謂的知識分子，一開始接觸這句話，我是迷惑的，甚至有一點懷疑，有一點抵制。在經過長達十幾年的思考之後，我終於明白了其中的奧秘：人性過於複雜，過於幽暗，過於堅硬，過於自信，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思想影響力的確非常有限。不要再繼續幻想人與人之間的啟蒙運動了，我們的力量有限。

真正的思想影響力和生命的更新能力，只能發生在一種超越的觀念對另一種此在的觀念的影響力語境之中，或者說只能發生在一種超驗的觀念對另一種事實的觀念的影響力之中。如果說康德所說的「觀念在前，對象在後」是認識論的一般秩序，那麼真正原初性的認識論秩序，應該是「觀念在上，對象在下」。上帝的話語啟示像鴿子一樣來到我們的肩膀之上，有聲音對我們說，這是我的愛子，是我所喜悅的。

一個上帝所造之人，一定要意識到這種終極的、徹底的更新力量。所謂信仰的力量，就是指我們無條件相信上帝更新人的生命的力量。去年這個時候，美國總統川普說，2000多年前，一名叫做耶穌的33歲的年輕人，用他的話語徹底改變了我們這個世界。這是道成肉身的力量，絕對超過了我們這個世界上所有平行的力量。

我想說的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當我發現佛教思想資源處在與儒學資源平行的位置，當作為一般意義上的人性載體的釋迦牟尼與作為一般意義上的人性載體的孔子產生思想的交流，這樣的「平行式交流」就不可能導致佛教思想對儒學資源產生變革性的影響，只可能在中國人的傳統意義上的「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相對主義層面產生非常有限的影響力。

也就是說，儒家作為一個判斷的主體，可以對佛教思想資源展開對與錯，善與惡，優與劣的觀念判斷，然後為我所用。這個影響力的秩序，是以首先假定了儒家思想資源作為主體的絕對正確絕對穩定的判斷力為前提的。理所當然，當一種傳統的思想資源首先假定了自身的完全正確，則這種思想資源就不可能產生更新式的改進。

當我的思辨進入到這個層面，我終於理解了耶穌的一句話，「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翰福音，3.3）。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沉思這句話，總是不得要領。人的生命的更新是極其重要然而也是極其艱難的事情，尼哥底母的才華不能讓他完成生命的更新，我的知識結構和現代技術也不能讓我完成生命的更新。理所當然，作為一套由人想像出來的思想體系，佛教思想當然不能讓處在儒家傳統思想之下的中國人完成生命的更新。

與我們的歷史圖景相反，當基督教作為一種超驗的思想資源去到歐洲，當跪拜眾神的希臘哲學和歐洲傳統開始大面積擁抱基督教思想資源，歐洲卻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這是一種偉大的「超越式交流」，不僅歐洲如此，整個美洲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這構成了今天的美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說，當保羅把耶穌的福音帶向歐洲，幸運的歐洲人終於發生了一次偉大的「重生事件」，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歐洲和保羅之後的歐洲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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