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蘇格蘭啟蒙運動和現代化的啟示（下）
原標題：姚洋：蘇格蘭啟蒙運動和現代化的啟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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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蘇格蘭啟蒙運動和現代化的啟示（上）
腳踏實地的改良者
蘇格蘭知識分子為商業社會建立了倫理基礎，接下來就是蘇格蘭實幹家們的舞台了。如同他們的理論一樣，務實和理性構成了蘇格蘭人性格的底色。蘇格蘭人也許不是最好的發明家，但絕對是優秀的技術改進者。「就像他們沒有發明科學，或資本主義，或進步和自由的理念一樣，蘇格蘭人也沒有發明多少技術。」但是，他們卻善於改進現有技術，讓它們變得為日常生活所用。神奇的是，從「有用」的小處著手，蘇格蘭人對技術的改進卻成為推動英國工業和技術革命的最重要力量。
蘇格蘭對現代技術文明的貢獻始於對醫學的改進。在18世紀中葉以前，英國大學裡的醫學院只教給學生醫學理論，不鼓勵學生與病人之間有任何身體接觸，更別提給病人開刀了，因為這些工作是專屬僕人或剃刀師做的。愛丁堡大學醫學院與之不同，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要把他們培養成醫學通才。學院開設解剖課，把手術從一個剃刀師才願意乾的臟活變成了一個基於解剖學和生物學之上的科學門類。愛丁堡大學培養的醫生在整個英國名聲鵲起，它的醫學院也成為大不列顛想成為醫生的年輕人趨之若鶩的地方。許多蘇格蘭醫生成為英國有錢人的御用醫生，但這沒有妨礙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為公共衛生做出貢獻。其中之一是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他是用柑橘治療壞血病的發明者。
林德建議英國海軍在艦艇上常備柑橘，但沒有得到響應，只有詹姆斯·庫克船長——一個有著蘇格蘭血統的探險家——在1769年開始他的澳洲探險時才聽從了林德的建議。直到1795年，柑橘才成為英國海軍艦艇上必備的食品，而這還要感謝另外一位蘇格蘭人詹姆斯·布萊恩（James Blane）爵士對英國海軍的勸說。大英帝國能夠稱霸世界海洋，小小的柑橘功不可沒。
對工業革命貢獻最大的蘇格蘭人當屬詹姆斯·瓦特。流行的說法是，瓦特發明了蒸汽機；實際情況是，瓦特只是改進了蒸汽機，讓它變得更加實用。蒸汽機是兩位英格蘭人托馬斯·紐克曼（Thomas Newcomen）和托馬斯·薩維里（Thomas Savery）發明的。瓦特聽說這個機器的時候，只是格拉斯哥大學的一名工匠，幫約瑟夫·布萊克（Joseph Black）教授做一些實驗工具。他們倆從1763年起開始研究蒸汽機的改進。老式的蒸汽機只有一個帶活塞的氣缸，活塞連著一根鐵杆，蒸汽進入氣缸推動活塞上行，後者壓低鐵杆做工。但是，活塞下行要等蒸汽自然冷卻，耗時很多。瓦特的目標是讓活塞快速運動起來。經過無數次試驗，終於在1765年春天一個晴好的午後，當瓦特外出散步的時候，靈感降臨：如果給氣缸連上一個真空容器，蒸汽就會自動排出到容器里，從而實現了活塞的循環運動。到1775年，瓦特和英格蘭著名的鐵器鍛造家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合作，開始了長達幾十年對於蒸汽機生產的壟斷。自此，人類跨入了工業社會。
瓦特這個勵志故事的奇妙之處在於，他是一個文盲。他改進蒸汽機，沒有得到多少科學的指導；他也不關心背後的科學原理，只關心如何讓這部神奇的機器更加有用。這種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態度，卻成為推動人類進步的最重要的因素。
蘇格蘭人對工業革命的貢獻遠不止於英國境內。自打併入英國之後，蘇格蘭出現幾次移民潮，尤以向北美的移民居多。在美國早期建國的歷史中，蘇格蘭人就發揮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教育領域。普林斯頓大學是蘇格蘭移民建立的學校，開創了美國綜合性人文教育的先河，直到19世紀後半葉哈佛等大學開始引進德國的分科教育之後，才慢慢失去優勢。蘇格蘭人以其固有的務實精神，引領了美國的工業和技術革命。在19世紀前半葉，蘇格蘭以及北愛爾蘭的蘇格蘭人地區是美國技術工人的最大來源地，到19世紀中期，蘇格蘭婦女也加入到工業勞動大軍之中。到了19世紀的後半葉，蘇格蘭人更是在工業界大顯身手，貝爾和卡耐基是其中最著名的兩個人。
貝爾在愛丁堡長大，並在愛丁堡大學接受教育。他的家庭以設計和製造語音設備出名，這為他後來發明電話創造了條件。相比于貝爾，卡耐基的發家史更像一個蘇格蘭人「應有」的樣子。他於1835年出生在蘇格蘭的一個紡織小城，他能記住的第一個聲音是他父親紡車發出的「吱呀」聲。隨著蒸汽機的使用，家庭紡織作坊被工廠所取代，卡耐基一家於1848年移民美國。像其他蘇格蘭移民子弟一樣，卡耐基小小的年紀就必須參加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電報公司的投遞員，但是，他聰慧過人，很快就學會了電報的翻譯，甚至能夠從電報機的「滴答」聲里判斷電文內容。這讓他很快得到上司的信任，成為主管。他的第一桶金是在內戰期間用鐵路為北方軍隊運送軍用物資，到內戰結束時，他已經擁有了40萬美元的財富。
如何使用這筆巨額財富？卡耐基看中了當時最先進的行業，鋼鐵。為此，他回到英國學習鋼鐵製造技術，回到美國之後，他建立了從鐵礦石和煤炭的開採到鋼鐵產品銷售的一體化公司，並以蘇格蘭人所特有的精打細算壓縮成本，在40年的時間裡，主導了美國的鋼鐵業。1901年，他把公司賣給J. P. 摩根，獲得4.8億美元。此後，他專心慈善，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800多個公共圖書館。他也關心教育事業，但不是一般化的教育，而是「有用」的教育，相信「知識如果只是用來玄思，就沒有任何價值」。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耐基—梅隆大學以工程見長，不是沒有道理的。
蘇格蘭人的觸角也延伸到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國用一艘軍艦「復仇女神號」就完敗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的黃埔守軍。這艘軍艦是蘇格蘭造船師在利物浦建造的。它長56米，由兩座60馬力的蒸汽機推動，裝備兩門32磅大炮、五門6磅小炮和一座投擲器。在它面前，清朝海軍的木殼船就像火柴盒一樣不堪一擊。當然，蘇格蘭人對中國所做的，也不都是做大英帝國侵略戰爭的幫凶；他們的商業才能也促進了中國商業的發展。比如，滙豐銀行就是蘇格蘭人托馬斯·薩瑟蘭德（Thomas Sutherland）於1864年在香港發起成立的，1865年在上海開業，成為中國較早開始運作的現代銀行。
蘇格蘭人也許不善於進行顛覆性的發明，但他們憑著對「有用」的追求，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的技術進步。蘇格蘭哲學相信人類的知識來自於經驗，而不是理論推導，而知識是否可靠，「有用」與否是唯一的檢驗標準。人類文明是人類建構的結果，但不同的建構方式可能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有成功，也有失敗。大體而言，從經驗出發、以「有用」為目的，大概是最安全、而且也常常是最有效的方式。
何處安放鄉愁？
如同現在的發展中國家一樣，蘇格蘭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面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衝突。在與英格蘭合併的頭半個世紀里，蘇格蘭爆發了多次起義，其中尤以1745年的詹姆斯黨叛亂最為嚴重，影響也最為深遠。光榮革命終結了來自蘇格蘭的斯圖加特王室在英國的統治，但是，被流放的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家人並不死心，試圖從漢諾威王室手中奪回政權。1745年，詹姆斯二世的兒子查爾斯王子從義大利潛回蘇格蘭，在蘇格蘭高地東海岸登陸並組建軍隊，向南部進軍。當時的蘇格蘭高地仍然處於地主家族主導的農奴制度下，不僅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就連地主們也過著勉強果腹的生活，和蘇格蘭南部欣欣向榮的景象形成鮮明的對照。查爾斯王子的到來，喚起了部分家族對舊日蘇格蘭秩序的憧憬，他們領著各自的佃農參加查爾斯的軍隊。
但是，這麼一支由烏合之眾組成的軍隊，根本不是英國軍隊的對手，在蘇格蘭和英格蘭邊界被英軍打得落花流水，潰敗回高地地區。英軍乘勝追擊，在高地大開殺戒，屠戮了無數同情詹姆斯黨的民眾。1745年變成了蘇格蘭高地永遠的一塊傷疤。但這還不是高地人民困難的終結，18世紀後半期開始的圈地運動，讓大多數高地佃農失去了土地，被迫南遷，許多人移民海外。蘇格蘭精英奠定了美國早期的高等教育體系，而普通蘇格蘭移民也在美國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獨立戰爭因殖民地民眾反抗英國的不合理稅負而起，但不是所有殖民地的民眾都願意脫離英國。弔詭的是，來自蘇格蘭高地的移民就屬於這類人。他們加入英國軍隊，和華盛頓的軍隊作戰，而他們的主要對手，恰恰是來自於蘇格蘭南部的移民，後者是美洲獨立的堅定支持者。本來希望斯圖亞特王室復辟的蘇格蘭高地人民，為什麼要支持當政的漢諾威王室呢？合理的解釋恐怕只有「鄉愁」二字。
在決定與英格蘭合併之時，愛丁堡的精英們之間出現過巨大分歧，英國皇室為此準備了巨款來賄賂其中的反對者。民眾反對合併的情緒也很強烈，他們不僅經常上街支持議會裡的反對者，而且還襲擾支持合併的議員。蘇格蘭議會從1707年10月開始，對先前英國方面提出的合併條約逐條投票。幾位強烈支持合併的人士以嫻熟的政治手腕和雄辯的口才贏得了多數議員的支持，最終，條約的最後一項條款於次年1月7日通過。英國皇室的賄賂款沒有派上用場，都被中間人中飽私囊了。合併給蘇格蘭南部帶來顯著的好處。愛丁堡迅速崛起，人口大幅度增加。像絕大多數歐洲中世紀的城市一樣，愛丁堡老城本來就擁擠和骯髒，迅速增加的人口加劇了這個局面。市政當局因此決定在城市北邊修建新城。愛丁堡的有錢人紛紛用新獲得的財富在新城建設寬敞的住宅，其中也包括像休謨這樣的啟蒙運動思想家。
格拉斯哥的商業發展比愛丁堡更迅速。由於合併，蘇格蘭的商人現在可以享受和英格蘭商人同等的待遇，獲得海外貿易的特許權。格拉斯哥湧現出一批專做美洲煙葉貿易的商人，他們迅速積累了大量財富。蘇格蘭南部很快就融入英格蘭經濟體系之中。到18世紀下半葉，整個蘇格蘭很少有人再質疑合併的合理性了。不僅如此，蘇格蘭精英們紛紛自覺地「英格蘭化」。休謨和斯密的英語都不太好，但是他們堅持用英語寫作。愛丁堡的精英們關心的不是蘇格蘭的事務，而是整個英國的事務；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愛丁堡成為英國的一個重要的學術和公共輿論中心。創刊於1802年的《愛丁堡評論》，主導英國公共輿論數十年的時間，直到1929年才停刊。在19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在《愛丁堡評論》上發表文章，是英國知識分子成名的象徵。在蘇格蘭本土，年輕人嚮往倫敦的生活，許多人在那裡獲得良好的發展，其中還出了幾位首相。蘇格蘭人的身份從「蘇格蘭」變成了「不列顛」。
但是，鄉愁不會輕易消散。在18世紀、19世紀之交，當絕大多數蘇格蘭人熱情擁抱他們的「不列顛」身份的時候，浪漫主義文學的開山鼻祖瓦爾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用他的詩作和小說喚起了人們對蘇格蘭高地舊日生活的浪漫想像。在他之前，詹姆斯·麥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於1762年發表長詩《莪相》，聲稱這是他在民間收集的凱爾特游吟詩人莪相的蓋爾語詩作，從而在蘇格蘭掀起一股懷舊浪潮。然而，很快就有人指出，這不是莪相本人的作品，甚至不是民間蓋爾語詩作。最終，經過認真研究，愛丁堡高地協會於1805年宣布《莪相》為偽作，大多數詩篇是麥克弗森自己直接用英語寫的。但是，《莪相》所帶來的懷舊風並沒有停止，而且，因為司各特的詩作和小說變得更加強勁。
出生於1771年的司各特患有小兒麻痹症，但這不妨礙他擁有浪漫主義情懷。他不喜歡劇烈的社會變革，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後甚至組織了一支騎兵部隊，參加英國抵抗拿破崙擴張的戰爭。趁著做地方官的機會，他遊歷蘇格蘭和英格蘭邊界地區，收集各地的民歌，最終於1802年至1803年出版三卷《蘇格蘭邊區歌謠集》。隨後，他的歷史長詩一發而不可收，成為享譽英國的浪漫主義詩人。但是，拜倫的出現讓司各特意識到，他接著寫詩歌沒有什麼前途了，轉而開始寫歷史小說。在當時，小說是給下等人看的，上不了大雅之堂，因此，司各特一開始是用筆名發表小說的。他的最著名的小說是《威弗利》（Waverley）。這部小說女主人公的原型是在1745年詹姆斯黨叛亂被平息之後，最後護送查爾斯王子出海的麥克唐納家族的女主人芙洛娜·麥克唐納（Flora MacDonald），而男主人公是虛構的一位英軍軍官威弗利。小說的基調是悲壯的。
芙洛娜是失去的蘇格蘭高地生活和秩序的化身，而威弗利是英國現代化進程的化身。威弗利本來的任務是捉拿查爾斯王子，最終卻被芙洛娜的美麗和高貴品格所征服，自己也變為一個詹姆斯黨人。現代化的大勢不可阻擋，但是，蘇格蘭高地的精神不死，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沉澱為司各特筆下凄美的想像。這種想像最後以一種近乎滑稽的方式在1822年英國國王喬治四世造訪愛丁堡的時候完美落幕。
擁抱世界，還是回歸自己
自打詹姆斯一世離開蘇格蘭之後，200多年間，沒有一位英國國王造訪過蘇格蘭。浪漫主義文學激發了全英國對蘇格蘭的浪漫想像。就像當今中國重新發現婺源這樣的農村一樣，英國興起了蘇格蘭旅遊熱；在節假日，通往蘇格蘭高地的大路上擠滿了馬車，載著朝聖般的觀光客駛往他們心目中浪漫的蘇格蘭。受此感染，喬治四世希望訪問愛丁堡，而司各特被請來策劃迎接國王的大典。喬治四世希望看到純粹的蘇格蘭文化，這和司各特的想法不謀而合；他要把國王的訪問當作一次復興蘇格蘭高地文化的契機。
為此，他設計了蘇格蘭高地遊行，讓遊行的隊伍按照高地習俗打扮起來。問題是，就連司各特自己也不知道蘇格蘭高地是如何著裝打扮的。好在國王也不知道蘇格蘭高地人該如何打扮，司各特可以盡情地發揮他的想像，最終選定格子裙為遊行隊伍的著裝。在此之前，所謂的格子裙，不過是高地窮人拴在身上的一塊遮體的粗布而已，現在卻要成為慶典服裝。
下一個問題是如何集結來自高地的遊行隊伍。經過圈地運動的驅趕，蘇格蘭高地早已變成人煙稀少的地方。最後，實際參加遊行的隊伍是由愛丁堡人組成的。國王到達愛丁堡的那天，30萬人，也就是蘇格蘭人口的七分之一強，從四面八方趕來圍觀這場想像出來的高地文化的復興大戲。自此，長期被視為野蠻人穿著的蘇格蘭方格裙成為時髦服裝，精明的商人們還為不同的高地家族設計了不同式樣的格子裙，就連英國軍隊中來自蘇格蘭的旅團，也開始把格子裙作為他們的正規服裝。就這樣，男人穿格子裙，成了蘇格蘭的民族風俗。
然而，蘇格蘭高地文化的復興，也僅僅到此為止。在19世紀的絕大多數時間以及20世紀前半葉里，蘇格蘭的文化基調是融入英國。無論是大英帝國的海外擴張、還是不列顛本土的政治和經濟發展，蘇格蘭人都做出了顯著的貢獻。然而，任何美好的因緣似乎都會有褪色的一天。
蘇格蘭和英格蘭之間的間隙，起始於「二戰」之後。1950年的聖誕節，四位蘇格蘭大學生從西敏寺的愛德華寶座下偷走了命運之石，並把它運回蘇格蘭。命運之石是過去的蘇格蘭國王加冕用的，1296年被入侵的英國國王奪走，並用於後來的加冕儀式。偷走的命運之石很快被尋獲，並被英國警方運回西敏寺，放回到愛德華寶座下面。這段插曲，開啟了蘇格蘭獨立運動的大幕，背後卻是蘇格蘭地位的下降。
隨著日本、德國以及其他趕超國家的興起，英國工業不可阻擋地走向衰落，作為英國工業重鎮的格拉斯哥等蘇格蘭城市也因此衰落；另一方面，從前蘇格蘭人引以為豪的職業，如醫生，被來自印度等國家的移民所佔領。蘇格蘭獨立運動的興起，與其說是因為蘇格蘭民族主義的覺醒，毋寧說是因為英國不再像十八九世紀那樣，能夠激發蘇格蘭人的熱情。1996年，英國把命運之石運回蘇格蘭，安放在愛丁堡城堡里。然而，這樣的示好並沒有澆滅蘇格蘭獨立的火花，進入21世紀反倒呈愈演愈烈之勢。英國魯莽的脫歐行為，再一次把蘇格蘭獨立運動推向前台。英格蘭的經濟基本上被倫敦所主導，而倫敦是國際金融中心，脫歐並不會影響倫敦的國際地位，所以也不會太影響英格蘭的經濟。蘇格蘭則不一樣，和歐洲大陸的貿易往來仍然是支撐其經濟的重要支柱，蘇格蘭人不願失去歐洲。英格蘭對蘇格蘭人的吸引力本來就在下降，脫毆更是強化了這個趨勢。蘇格蘭的鄉愁找到了新的載體，在經濟上和英格蘭分道揚鑣。
人類文明是有周期的，主導力量是技術和生產方式的漲落。
農耕文明發源於地中海沿岸，經歷一萬多年，最終在唐、宋時期的中國達到高峰；工業文明發源於西歐，目前還在擴散的過程之中。在這個大周期運動中，各個國家或地區又有各自的小周期，因而，歐美髮達國家都曾出現過「上升期—高光期—穩定或下降期」的全過程。蘇格蘭在工業文明即將興起的時候，搭上了英國現代化的列車，並在工業化的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它的上升期和高光期在18世紀和19世紀。隨著工業文明的擴散，英國的地位下降，連帶把蘇格蘭的地位也拉了下來。
回首蘇格蘭的歷史，我們彷彿聽到蘇格蘭既憂傷又高亢的風笛聲在時空中飄過。憂傷來自蘇格蘭高地揮不去的鄉愁，高亢來自全體蘇格蘭人堅韌的性格。擁抱世界，還是回歸自己，仍然是蘇格蘭懸而未決的事情。
（本文2018年3月8日完稿於朗潤園，作者姚洋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轉自2018年5月28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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